关于三民主义的争论

三民主义问题之争是1939年前后发生在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直接关系抗战命运和前途的重大论争。
三民主义学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凝结成的政治思想的结晶。国共双方经历了十年对峙后，在抗日御侮的共同主题下再次表现出以三民主义作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的意向。抗战前夕，随着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化，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大革命失败后对三民主义的全面否定(称其为公共“垃圾桶”、“杀民主义”——见《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4期和第4卷第3期)的基础上于1935年8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新方针，接着又于1936年8月致国民党的信中正式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评价，呼吁国民党“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 ‘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 ‘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 ‘始终’,坚决地担负起继承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责任”。①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明其内外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②之后，在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民主爱国人士的推动下，又表现出某些“对于恢复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的“善意的愿望”。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像大革命时代“坚决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胜利，即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民生主义的胜利，同国民党共同奋斗”。③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④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更明确地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⑤并在不能与国民党形成共同纲领的情况下提出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9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因应抗战需要，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和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中国立国之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今日中国只有一个方向”即三民主义。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中规定要“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并对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作了一些有益于抗日救国的具体规定。这样，以三民主义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开始见诸于国共双方各自发表的文件，但未见诸于双方共同承认的纲领，更未见诸于国共合作的实践。由于两党在抗日纲领、路线上的严重分歧，特别是对三民主义理解上存在的尖锐对立，引发出一场关于三民主义的大论战，这场论战从全面抗战后不久即开始，到1939年前后达到高潮。
卢沟桥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集团并没有彻底放弃反共的根本立场，只是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将武力“剿共”的方针改变为“溶共”的方针。蒋介石宣称中国只能有一个三民主义，其他一切主义均可以包容在三民主义之中，其他党派应当放弃各自的主义而一心一意地力行三民主义。汪精卫则根据日本希望修改三民主义，使之不与建立东亚新秩序相冲突的要求，抛出假三民主义。右翼文人叶青为适应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共需要，从1937年10月就集合了一批同道者，大搞“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先后推售出几十种关于三民主义的著作，以研究三民主义之名，行反共产主义之实，声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肆意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它变为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们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理论，将三民主义法西斯化、专制主义化，狂妄地要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
叶青，原名任君彰，字卓宣，笔名叶青，四川南充人。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少年共产党，1923年少共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团支部执行委员，1925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于长沙被捕叛变，开始从事国民党反共文化宣传。1938年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锋。
叶青自1937年12月始到处贩售他对“三民主义研究”的得意之作——《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他称：“确实，政治问题底研究在今天必然走到主义问题上来，而国民党主张之正确，是当然要使人感到三民主义之正确的。”“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的主张置诸不理”,“应该是批判”。“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需要”,必须拿一种主义来替代，“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⑥叶青还希望“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应当像“新生活运动”一样普之于全国，形成全国规模的运动。关于三民主义理论方面的五大问题即名称、次序、关系、内容、哲学问题，他在关系问题上赞成国民党再造派胡汉民“连环性论”,在哲学问题上同意当权派戴季陶的民生哲学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而在名称问题上即“三民主义何以限于三又何以合为一的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张即“一次革命论”。
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日本政略谋略攻势进一步加强，国民党内部妥协投降势力迅速抬头。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逐渐将抗战初期比较积极的抗日政策内转，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在此情势下，叶青的同道者，资产阶级右翼文人、政客，民社党首脑张君劢秉承蒋介石集团的旨意于1938年12月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在“促进团结”、 “统一力量”、“利于抗战之持久”旗帜的掩护下，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付给国民党蒋介石，以实现军事权之统一；二是取消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做到“一国之内惟有一种法律，一种行政系统”;三是共产党既然信奉三民主义，致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⑦成为蒋介石国民党强化反共政策的先鞭。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一面作《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报告，表示要抗战到底；另一面规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他在会议上所作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的演讲，要求国民党员坚定地信仰“三民主义”,发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和“智仁勇三达德”,以此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会议根据蒋介石设定的议题和确定的精神，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并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指挥，由蒋介石任委员长。会后，国民党又陆续出台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文件。3月，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叛国为奸与日伪的反动宣传，国民党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立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兼任会长，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国民公约及誓词》等，要求按照蒋记“三民主义”改造国民精神。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以研究“三民主义”之名，宣扬民生史观，攻击唯物史观和民主主义，美化“三民主义”,丑化共产主义。他说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都是“一偏之见”,惟有民生史观既“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皆有缺点，而且它们的内容很不完备”,惟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之弊”,是“完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他还吹捧封建法西斯的“智仁勇”和“力行”精神，宣扬“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主张，通过歪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摘取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某些消极和保守的东西，系统地形成他的三民主义体系，并要求人们按照他的“体系”去“切实研究三民主义”,按照他的“实行程序”去“努力奉行三民主义”,只有这样才“可以战胜敌人”,“也就可以立即建设一个新中国”。在蒋介石的号召和支持下，叶青、张君劢、陶希圣之流纷纷以三民主义为招牌，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发表演讲，进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极力鼓吹“中国有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有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就够了，用不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共产党”,⑧变本加厉地向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将抗战开始后的三民主义问题之争推向最高潮。
国民党政治思想战线上反共的急先锋叶青在这一时期连续推出《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中国政治问题》、《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等小册子，并创办政论刊物《时代思潮》,标榜“三民主义研究”,推展“三民主义文化运动”。他将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对立起来，以民族主义反对民权主义；以民族抗战为借口，强调“集中”与“统一”,坚持“一党专政”,主张建立“强固中央政权”,反对实行民主。针对抗战以来各党派要求开放政权、实行民主、团结抗战的主张，提出“过分重视民主并以它作观察政治和抗战的基础是错误的”。“强固的政权为抗战所需要”,因而必须“加强政府力量，提高政府权威”,“民主在现阶段的今天，不论抗战前、抗战中、抗战后，都非大问题”。⑨他自称对民生主义作了一种特别的研究，认为民生主义的内容包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国营实业、机械生产、计划经济、共同享受，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实业。国营实业主要是国家企业，如国家银行、国营的铁路、矿山、农场等，都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财产，属于公有制形态而不是私有制形态，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实业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按叶青的定义，国民党政府的工矿银行铁路等企业都是国有性质的，也就都是社会主义性质了。他进而指出国家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低级形态，共产主义和大同主义是民生主义的高级形态。这样民生主义就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包含在里面了。据此，叶青讲道，现在中国“由封建到资本的阶段”实行国有，将来“由资本到社会的阶段”也实行国有，并且那时国营实业将垄断一切。由于现在国有企业不断扩大，国有制公有制的不断发展，由资本到社会的阶段就用不着革命了，欧洲三个时期的历史任务即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在中国可“合而为一次革命了”。由“封建到资本的阶段”即对于前半期的政治革命使用武力，后半期的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在政治革命成功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实现之际，国营实业、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便可造成“国家产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那时根本没有阶级对立，因而就不再有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了。“三民主义所以要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合而为一个主义，在于要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合而为一次革命”。这样，“由于国营实业而使一般的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阶段合而为一，并使中国之到社会主义采取和平转变底形式，是中国将来的特殊道路——特殊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当时政治思想界一时影响甚大的“和平转变”和“一次革命论”。叶青说，通过国营实业的方法，“可以达到公有财产底目的”,这就是孙中山说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说明。由此得出两个结论：(1)中国有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2)中国有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就够了，用不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叶青以三民主义旗号，所宣扬的法西斯主义是国民党反共理论的一种。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些“别有用意的妄人，表面上装成一个神气十足的三民主义的研究者或信徒者，而骨子里却到处贩卖私货，曲解、阉割、湮没三民主义”,⑩其实质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革命的三民主义。
蒋介石、汪精卫等集团及叶青之流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歪曲和宣传，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历史发展，摒弃其革命的精华，将其消极方面极力向右发展；二是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绝对化，或称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没有区别，共产党人不必再信仰共产主义，或称三民主义已包含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国共两党之外的人也揣测诸多，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主张，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抗日政策上与国民党合作，决不会相信三民主义。共产党内思想右倾的人和一些进步学者在理论上受到蒋介石国民党宣传的影响，产生了很大的混乱，混淆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限，将三民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混同起来，认为“民生主义具备了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性”,民生主义加上农工政策就可以冲破社会主义的门户，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认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使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不和政府相冲突，避免资产阶级民主的流弊，可能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发展。这向三民主义输入它所本不具备的内容，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
这种严酷的现实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一切阉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论调及其他糊涂的理论进行严正的批判和痛击，发动思想上的消毒大运动，以澄清思想界对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模糊认识，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维护革命的三民主义，保卫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评价缺乏科学性，迫切需要澄清过去诸种说法遗留的影响，以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相统一。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评价基本上是全面肯定，认为三民主义“是代表全中国平民的利益”,(11)“确实不愧为解决中国时局的具体方案”,(12)甚至认为三民主义与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是相同的，都是科学社会主义。(13)大革命失败后又转向另一个极端，即全面否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依然存在对三民主义的误解，一种是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割裂开来，认为共产主义是将来的事，三民主义才是当前的事；另一种是把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化。这些认识和评价“都是不妥的，只能模糊社会视听，增加国民党自大心理，并不能帮助统一战线的发展”。(14)
上述诸因素说明对孙中山三民主义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在国共正式合作的前夕已开始注意到这一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理论工作，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董必武撰文《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指出：“过去成问题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至今随着国共重新合作同样也成为问题。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将对国共合作没有信心，……甚至有害神圣的民族革命事业。”(15)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文中号召共产党员“应该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地研究三民主义”,全党自此逐渐掀起研究三民主义的热潮。抗战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研究三民主义最为丰富多彩并在理论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
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在三民主义问题上的挑战，1939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真假三民主义问题，强调要动员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为揭破假三民主义实施真三民主义而奋斗。5月又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以真正的三民主义者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叶青托派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共产主义而且也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的思想，应加以严正的批驳。”将三民主义又分为假、半、真三种三民主义。提出真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以及“用真三民主义对抗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的三民主义”的政策策略。国共两党围绕三民主义问题的论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从1939年6月开始，中国共产党人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述，阐明了自己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其中重要的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艾思奇的《孙中山的思想与学说》和《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文章和著述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对三民主义的曲解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阐明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首先，划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将三民主义区分为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提出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坚持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但他没有明确将自己的三民主义学说区分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作出这一科学区分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于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不断研究和探讨的基础上，首次把中国民主革命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提出“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两个概念以及“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概念。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旧三民主义作了具体阐发，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严格划为新旧三民主义。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作为划分新旧民主主义的时代根据，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作为划分新旧三民主义两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指出真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只有这种“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相同，基本上相同”,共产党才宣布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张闻天在《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16)文中明确指出：在抗日阵线中，对三民主义有两种尖锐对立的立场：一种是努力保存与发展三民主义中的基本的革命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只有坚持这种立场，才能正确估计三民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才是真三民主义。另一种对立的立场是“到处削弱与掩盖三民主义中基本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把三民主义实际上阉割为不彻底的一民主义，而同时保存与发展三民主义中某些消极的与保守的因素，使之成为 ‘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这是蒋介石国民党以及叶青之流的立场。这种立场“不但不是拥护三民主义而正是反对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坚决反对这种假三民主义。“只有真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在论战中将三民主义区分为新旧三民主义并未割裂二者的联系，把其看作两种根本不同的学说，而是提出新三民主义也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这种区分维护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关于三民主义的宣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所认为“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和“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宣言》中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而不是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更不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等宣扬的形形色色的三民主义。同时，坚持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性，指出新三民主义是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而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时期的产物”。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三民主义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反对三大政策，取缔三大政策的假三民主义则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有力地揭露了一切抽去三大政策的假三民主义的反动本质，捍卫了三民主义的灵魂，为党内外指明了认识和行动的正确方向。
其次，科学地辩析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在研究和论战中明确而具体地指出两个主义的异同，肯定了孙中山关于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的说法，否定了他关于“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观点。指出：“共产主义虽为三民主义之好友，究非等于三民主义。”(17)张闻天从阶级性、科学性、革命的彻底性上进行了比较研究，证明其显然是不同的。周恩来认为其“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生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18)王稼祥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文中则专门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具体论证了两个主义的异同，并进一步指出两个主义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未来社会理想上均存在根本的不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则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科学地辩明了两个主义的关系。指出其相同的部分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相同”,其不同部分是共产主义除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外，还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三民主义则把民生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它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共产主义的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民生史观，实际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这也是两个主义根本性的不同。毛泽东还指出：“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基本上相同之点，”那些“反动的三民主义”即反对三大政策、割裂三民主义的假三民主义，“它不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并不是放弃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而是因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是共产主义奋斗所必然经历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成功。
中国共产党人在批驳“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观点时，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只有和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结合起来，才成为科学的思想体系。三民主义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只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相反却为资本主义大发展扫清了道路。揭露了叶青之流把民生主义曲解为共产主义，其实质：一是要把民生主义束之高阁，掩盖孙中山现实的革命精神；二是要把民生主义作为反共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人在论战中，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辩析，从政治理论上说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又坚持了共产主义方向，告诉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共产主义学说，澄清了社会视听，驳斥了蒋介石国民党有意混淆两者的差别，企图以三民主义同化共产主义，使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的狂想；纠正了在进步学者中出现的理论上的混乱状况，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思想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再次，揭露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次革命”的论调，坚持了革命阶段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尖锐地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 ‘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 ‘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这就有力地戳穿了叶青之流秉承蒋介石意旨伪造“三民主义”的险恶用心。
针对叶青之流鼓吹的经过民生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论调，共产党人指出：将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要并不是“和平转变”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及其一切被剥削者的斗争问题，无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人的问题，除此别无他途。
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论战，基本上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了总结。通过这次论战，中国共产党人打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的假三民主义，澄清了在三民主义问题上的混乱思想，阐明了中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发展规律，既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又维护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从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在思想理论上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但国共两党在政治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和对立并没有因论战而得到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