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关中诗》 |
释义 | 《关中诗》关中诗
四言十六章的《关中诗》记叙了晋兵讨伐齐万年的经过。晋武帝死后,帝宫首先作乱,接着又爆发了连续十六年的八王之战,再加关西饥荒,人祸天灾,致使民不聊生,流亡迁徙。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关西一带氐羌七万人在齐万年等人率领下起兵反晋。齐还被推为帝,驻在陕西梁山(今乾县),一时军威甚盛,屡破晋兵,并击杀了建威将军周处。晋宫军予以反击,元康九年(公元299年), 积弩将军孟观获全胜,俘虏了齐万年。龙颜大开,命诸臣吟《关中诗》,潘岳应诏奉旨上表“竭愚作诗一篇”,写成此诗。主要内容为叙述平叛的经过,歌颂皇帝及一些将领的功德,斥责戎狄的暴行,并反映百姓疾苦。 这首诗洋洋一百二十八言,主要为应制,以此歌功颂德。全诗开首“于皇时晋,受命既固”等六句颂扬晋惠帝继承了宣帝高祖,文帝太祖,武帝世祖的业绩,又简刑薄威,道德、教化发扬光大,一统了天下。全诗末章“明明天子,视民如伤”又赞颂天子英明善良,不仅与民同伤,与民同悲,还时时告诫、提醒众官吏不要对民众施暴虐,倚强凌弱,以至在灾难中担惊受怕,这样,痛苦万分的广大百姓才得以安定、和悦,如同沐浴在春日温暖的阳光之下。作者有意安排首尾两相映照颂皇恩德,是为了向朝廷表明自己赤诚的忠君之心,这是潘“竭愚作诗”的目的,也是他一向好以谀词奉承的政治态度的体现。但是,他在首章中指出的“微火不戒,延我宝库”,实举惠帝元康五年十月武库失火,救之不及,焚毁大批历代宝物的事实,由此入题,说明小灾不防,必酿成大祸的客观规律,这是很有见地的;末章又渴望“如熙春阳”,这种为民请命的正义感也应予充分肯定。 诗歌简要地阐述了齐万年率领氐羌等少数民族叛乱的经过。第二章“蠢尔”四句写叛乱的发生。 “戎狄”凶暴地恣意起兵骚乱,是乘国家内患企图夺取晋朝政权。作者于痛斥氐羌的罪行中,言简意赅地点出了战争的原因。 朝廷遇此突变颇为惊慌,一时调兵遣将,卒不及防。三、四两章写初战的形势。起先,曾屡立战功,出类拔萃的赵王司马伦自愿带兵三万平叛,但朝议不许;接着勇武的梁王彤却作为征西大将军,高高竖起将旗,浩浩荡荡西行讨伐了;但不久齐万年率羌胡围困了泾阳,朝廷又遣安西将军夏侯骏出兵西征;接着又因战况日急,雍州刺史解系和建威将军周处也出兵建起了整齐的营帐与敌对垒。尽管官兵“旗盖相望”,接连挥师征讨,但终于节节败退,“飞檄秦郊,告败上京”,插有羽毛的快信传到朝廷,飞报告急。作者极为痛心的是“周殉师令,身膏氐斧”。周处字子隐,江苏宜兴人,少时横行乡里,时人将他与南山虎,长桥蛟合称“三害”。后来,他翻然改过,又勤于学,西晋初曾几任太守等职。在平叛中,他身先士卒,被氐人所杀。 至于失败的原因,诗中亦有叙述。主要是由于“戎士承平”,累世安享太平,以致紧要关头“将无专策,兵不素肄”,将帅们既没有好的计策,兵士们又缺乏经常的操练;再加谋略不当, “战无全兵”(《孙子兵法》曰: “凡用兵,以全兵为上。”),岂能不败? 这几章虽是侃侃而叙战局的进程,却也包含了作者鲜明的感情。如对羌狄,第二章连用“蠢”、 “狡”、 “肆”、 “虞”、 “窥”等词语,极言其凶暴、奸诈、野心勃勃之态,充满痛恨之情;如对周处,为他殉职而感叹,为他“身膏氐斧”而悲哀,为褒扬周处“贞节克举”,特地列举诈论战功的庐播与之对照,透出一片敬仰之情。尽管庐结果“为法受恶”被免为庶人,但比起死于非命的周处来并不为苦。作者对他极为蔑视,并由衷地表示愤愤不平。 诗歌赞扬了在平叛中立下丰功伟绩的孟观,并予以正确的评价。第八章是孟观出场的背景, “乱离斯瘼, 日月其稔”二句承前文而来, 《文选》曰: “乱离之道,于此将散,论其日月,为恶又熟,言必亡也。”当时,情势紧迫,诸将败退,亡国有日。天子担忧,以至废寝忘食;大臣“愧无献纳”,束手无策。正当敌优我劣, “主忧臣劳”之时,上谷郡公、积弩将军孟观奉命上阵了,他威势超人,刚烈异常,旗开得胜,一举攻下了中亭这个地方;然而,他因此骄气滋盛,扬言自己击败了敌军数以万计。对此,当时朝廷内外褒贬不一,如“有司”就“以万为一”,认为孟观并无战功,实为欺诈。作者对此极不以为然,他从四个方面论述孟观战功之大是无法估量的:其一,他认为孟观“扬声万计”虽是“诡道”,但附合兵法“先声后实”(《汉书》广武君引韩信语);其二,以纣王比喻孟观,认为孟观虽妄言“万计”,但与纣之不善绝然不同,明确表示“我未之必”;其三,赞扬孟观知难而进,临危不惧,他面临“雍门不启,陈汧危逼”,几处都受到围困、紧逼的形势,感君恩,奋虎威,输全力,终于歼顽敌,解重围;其四,在对齐万年的态度上,夏侯骏“曰枭其首”,孟观却“曰纳其降”,作者认为孟观言为“真”,夏侯骏言为“伪”。以此四点来看,孟观尽管曾过于显耀自己打败“湳德”、“甲吉”(以羌狄二人姓名代其族; “皛xiao”“彰”均为“显”或“明”之意)“岂曰无过?”但毕竟功大于过,甚至“功亦不测”,无法估量。 诗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以鲜明的爱憎反映了百姓受难的事实。第七章是现实的直接写照。极为悲惨的是被征上阵,流离失所的士卒们。他们或是“肝脑涂地,白骨交衢”,或是“化为狄俘”,欲死不能;他们的家眷,或是“妻寡”,或是“子孤”,同样处身于水深火热;然而他们都是“无罪无辜”的“我”之晋民。诗歌由“哀”字提携,全章又无不渗透了百姓的哀情及作者痛彻肺腑的哀思。十四、十五两章进一步反映严酷的现实。他引用《采薇》诗中周室衰落,外族侵犯,担忧国事的旨意, “以古况今”,说明自己生活的时代也是战火纷飞,饥荒连年,瘟疫流行,以致村子里人烟稀少,田野中荆棘丛生,甚至运绛阳(在山西)的粟米赈关中百姓。面对此情此景,作者不禁哭呼: “徒愍斯民,我心伤悲!”自己只是哀怜广大受难的人民,又一次表示了痛彻肺腑的伤悲之情。他认为古弱今强,当今用兵能取胜,为常理罢了,有什么可显耀的呢?这场战争实质上不过是各族统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而已,遭殃的却是老百姓。 “愍民”作为潘岳诗中的一种意图和倾向,是很可贵的。 综此, 《关中诗》虽为忠君、应制而作,但叙述战争始末,评价将领功过,告诫君臣体恤百姓,尤其是真实反映生灵涂炭的情景,都是值得称道的。诗歌篇幅较长,有些语言不免繁冗。结构虽庞大,却各章既有独立性,又互相关联,首尾照应,倒也浑然一体。总之,《关中诗》不愧为晋诗中的名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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