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洞天

《八洞天》 作者署名 “五色石主人”。据研究者考定，即徐述夔。徐述夔生卒年不详。原名赓雅，字孝文。江苏东台县栟茶人。乾隆三年 (1738) 举人。他生活的年代，首尾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是一个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知识分子，著有 《学庸讲义》、《论语摘要》、《一柱楼诗》 和小说 《五色石》、《八洞天》 等。乾隆四十三年(1778) 《一柱楼诗》 案发生，在这场惊震朝野的文字狱大案中，这位死后约十五年的徐述夔以及已故的儿子，遭到剖棺戮尸的惩罚，他的孙子徐食田、徐食书等都被处死，株连许多人，他的著作也被列入禁书。所以关于《八洞天》,国内几无流行。值得庆幸的是，早在1784年以前此书已传入日本，日人秋水园主人编著的 《小说字汇》 附录 《援引书目》 中已著录此书。1931年孙楷第先生访日时得见此书，著录于他的 《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和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中，直到80年代才从日本内阁文库拍摄原书照片，由陈翔华、萧欣桥点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出版，才使海内学者一睹庐山真面目。

《八洞天》凡八卷，每卷都是独立的短篇小说。据作者在《序言》中说，人世间事“不克如人愿者”太多，希望有一个“快人心者”的理想世界，这就是作者幻想中的“别一洞天”。作者“广搜幽览，取桯史之缺于纪、野乘之缺载者，集其克如人愿之逸事，凡八则，而名之曰《八洞天》云。”这就是书名的由来。
《八洞天》中八个故事，各自独立，没有任何人物和故事情节相关联，而且作者声称是历史故事，却无史实可以稽考，实际是打着历史故事为幌子，用前朝的口吻，反映当代的社会生活内容。从作者生活的时代看，这正是迫于文网密布、冤狱迭起，不得不采用的隐晦之法。八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从不同的侧面，揭示清代社会的 “不克如人意”的黑暗和横蛮，表露了作者一定的愤懑和企图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匡正时弊的善良愿望。因而作者摆脱不了空洞的说教，他用以揭露和批判社会的武器是那样破旧不堪，批判和揭露的力量是那样苍白无力。这好象是在老虎头上扑苍蝇一样，无伤于老虎，却引起了老虎的震怒。作者《一柱楼诗》 中有 《咏正德怀》诗，其中有两句 “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 (谐音“胡儿”)搁半边”; 《鹤立鸡群》诗又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句。经阿桂等奏报朝廷，经乾隆皇帝弘历钦定 “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这就构成有名的《一柱楼诗》案。对照《八洞天》中“私题反诗” 的情节，确实可以反证作者在政治思想上与清朝廷的离异性。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分析这部短篇小说集，与其肯定其形象揭示当时社会的 “不克如人意”的艺术力量，不如充分肯定作为政治思想史、特别是文网迫害史的历史佐证作用。
现在就让我们从第七卷《劝匪躬 忠格天幻出男人乳，义感神梦赐内宫须》谈起。
这篇小说描写金代书生李真“不求闻达，隐居在家”,因为写了《哀南人》、《悼南人》 两首诗，被米家石诬为 “私题反诗”,被砍头，没收财产，其妻被迫自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儿子生哥被男仆王保携奔他乡。这作为引子，为以后的故事发展奠定了基础。
高尔基说过：“最难的是开始，就是第一句话，如同在音乐上一样，全曲的音调都是它给予的，平常得好久的去寻找它。”(见《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既然作者有感于当时的人们，把“忠义的念头都放冷了”,抓住“忠肝义胆、感格天神”这个音符，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首先辨析一下作者所说的 “忠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认为任何政治伦理道德的观念，不能孤立地、抽象地讨论，一定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明白它的真实含义。《劝匪躬》中的李真的所谓“反诗”,不过是对过去朝代的依恋，对过去朝廷中的奸臣发泄一些痛恨，所谓“恨杀奸回误人国”而已。以往人们谈起“反诗”,首先，常常把政治思想上的念旧和对现实的不满，和政治上、军事上的颠覆行动混为一谈。作者于此也不例外。其次，忽略了对前朝沦亡的社会原因分析，特别是把末代帝王统治的腐朽性置于一旁，一味强调正统王位继承，因而充满愚忠愚义的迂论。第三，更忽视新兴朝代在缓解社会矛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上的积极作用。这样，“反诗”所“反”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反”的方向对不对，就成为问题了。这样的问题不解决，第一个音符就会失去力度。《劝匪躬》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在 “忠义”概念很模糊的情况下，作者为编织故事，不得不采用荒唐的“奇奇怪怪的报应” 的手法。
王保和生哥都改扮成女装，变名换姓，以母女相称。白天乞讨村头，夜间避宿破庙，在仙人帮助之下，不但没有破绽，而且坚持十七年。小说还描写了另两位改名换姓的变性人，一个是谏议大夫廉国光的女儿冶娘，因其父“直言忤旨，身被刑戮，家产籍没”,十三岁的姑娘为逃避入宫为奴，不得不改扮男装；太监颜权心地慈善，“矫旨将众女给还民间”,“微服遁走”,也在仙人帮助之下，嘴上长出三绺须髯。这种男扮女、女扮男的荒唐事，正是乾坤颠倒的反映，是对封建专制制度下黑暗而严酷的非人的统治的血泪控诉。从小说对这四个非人生活的描绘看，似乎带有一些滑稽的喜剧色彩。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劝匪躬》中的改性的人无独有偶，鼎足而三，表面上可以赢得读者的笑声，实际上正是通过这样的笑声，把非人的面纱揭去，将封建专制的黑暗残酷暴露无遗。
推进这篇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关节有两个，一个是 “皂袍麻屐，手持羽扇”的道人，他“徐步而来”,飘然而去，以 “超人”的仙法解救非人的现实中的人。这近乎神话故事。是的，这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 “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矛盾论》)这篇小说中出现的道人也可以这样看。这是作者“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抗争和获胜的象征。这是我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惯用手法。以这样的手法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力量当然是不足的。如果说这篇的开头，即全曲的第一个音符，力度并不很高，那么，小说情节的发展即乐曲的第一、第二乐章，音域也不广宽，旋律又不齐整，滑音过多，这就使读者产生一种浮滑的感觉。
推进小说情节发展的另一个关节，是作者采用时空突转，象乐曲中的跳音一样，弹指之间，物换星移，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正叹诧间，家人传禀说：‘报人在外，报老爷原官起用了。’ 原来此时海陵王因御驾南征，中途遇害。丞相业厄虎护驾在彼，亦为乱军所杀。朝中更立世宗为帝。这朝人主极是贤明，凡前日触忤了海陵王、业厄虎被杀的官员，尽皆恤赠，录其后人； 其余被黜被逐的，都起复原官。”这样，变性的人就顺理成章地再变过来，成了正常的人。
作为尾声，生哥又建立功勋，“升为中书右丞兼枢密副使”,成为一个贵人。
小说的情节发展脉络是从变性人到正常人到贵人； 音乐的旋律是从变调到滑音，到跳音，再转入正常。也可以说是从荒诞的喜剧转入正剧的喜剧。
这篇小说中的反面人物，作者未做过多的描写，但下场一一都有交代。所以，能够环环相扣，吸引读者一口气读下去。读到最后，作者写道：
“看官听说： 人若存了一片忠心，一团义气，不愁天不佐助，神不效灵。试看奴仆、宦竖尚然如此，何况士大夫？《易》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所以这段话文，名曰《劝匪躬》。”
小说所引《易》上的这两句话，出自《易经》蹇卦。“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译为现代汉语，大意是“王室和臣子都遇到艰险，不要以身之故，而不去援助皇帝。”作者以《劝匪躬》为题，显然是为了宣扬封建忠义。作者将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全部纳入儒家的经典之中。
《八洞天》中的其他七篇小说也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主题思想并命名的。第一篇 《补陔缺》,是作者有感于《诗经·南陔》失传，而据《诗序》说“《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就编撰了孝子鲁惠的故事，题目也就叫 《补陔缺》; 第二篇是作者据“莫教儿女衣芦花”,描述继母与前妻之子关系，故名 《反芦花》; 第三篇宣扬 “自古糟糠合到头”,写夫妻关系，名为《培连理》; 第四篇又据《诗经·小雅·常棣》中的诗句“鹡鸰在原，兄弟急难”,描写兄弟关系，名为《续在原》;第五篇写朋友关系，“奉劝世人切莫以富欺贫，以贵欺贱”,名为《正交情》;第六篇宣扬“孝子自当有良嗣”,“奉劝世人，为仁人孝子，便是做样与儿孙看，即所以教训子孙也。”名为《明家训》;第八篇是“笑杀贪人梦未醒”,因果报应一一展现，名为《醉败类》。可以看出，作者是以明理为创作指导思想和归宿的。每一篇小说的开头有一篇道理，结束又有一篇道理，似乎小说只是为说理服务的。小说创作不以人物为核心，更不以人物性格为核心，必然影响人物的塑造。这是小说创作中的一大忌。早于作者的小说批评家金圣叹，早就指出： 小说创作“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人性格都写出来”(《读第五才子书法》)。外国经典文艺批评家也曾经指出过，要写 “这一个”,要写“熟悉的陌生”,反对“作者先从理论上研究某个时代，为自己总结出这个时代的某些原则，……然后设计与此相适应的人物……并将他们当作这些原则的体现者。”外国作品是这样，中国古代作品也是这样。象《八洞天》这样的作品，是缺乏艺术的感人的魅力的。
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编织故事的本领，他在故事情节的复杂性上可谓是苦心经营，造诣独异。大概作者明白，他的作品是他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体现，为避免空洞无味的说教，又未能把握塑造艺术形象个性化的高超技艺，要使读者读下去，他不能不借助情节，制造一个接一个波浪，一波未平，又起一浪，波浪起伏，连绵不断，从而产生了吸引读者的力量。这在《补南陔》这篇小说中体现最为鲜明。
《补南陔》一开始就假托宋仁宗时代，河北贝州城鲁翔二十九岁中进士，娶妾楚娘，怀孕在身； 原配石氏，生子鲁惠，已十二岁。朝廷授鲁翔广西宾州上林县知县。他辞别妻妾，只带两个家人去上任。不料途中遇贼兵，主仆失散，误传鲁翔被贼兵杀死。这个简单的开头，生出两个枝叉，为故事情节的发展提供曲折复杂的土壤。
第一个枝叉是妻妾不睦，原配石氏欺逼楚娘，楚娘所生的儿子鲁意，襁褓中生痘死去，却未见刘二埋葬，又丢下一穴，为未来故事发展埋下伏笔。楚娘在极为悲痛的情况下，在鲁惠的解劝下，出家为尼。这是故事情节发展的第二个波浪。
第二个枝叉是得悉鲁翔客死他乡，鲁惠去奔丧，被团练使昌期收养并招赘为婿，这是故事性发展的第三个波浪。
五年后，鲁翔复出，原来当日所传“噩耗”,是家人为了鲁翔的安全而改换衣装，被贼兵杀死的。鲁惠认出父亲鲁翔，父子团聚，回家省亲。这是故事情节发展的第五个波浪。
不料河北贝州城又遭贼兵滋扰，石氏避难，为削发为尼的楚娘所收养。这是第六个波浪。
鲁翔、鲁惠和月仙与石氏、楚娘团聚。楚娘思念襁褓中死去的鲁意，取出“半条凤裙”,睹物思儿，伤心落泪。鲁惠的妻子月仙说她也有“半条凤裙”,这又引出鲁意未死的一节补叙。这构成第七个波浪。
鲁意未死，被刘二买给昌期收养，是月仙的弟弟。“嫂子就是姐姐，亲外加亲； 姊丈竟是哥哥，戚上添戚。”这是第八个波浪。
鲁昌二家，各携家赴任，皆大欢喜。这是尾声，是第九个波浪。
从以上情节的剖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编织故事的本领确实是很高强的，虽然其中不乏故意雕凿的痕迹，但作者为吸引读者的这种努力，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然而对照题目 《补南陔》,我们不能不实事求是地指出，故事情节的设置，并未突出鲁惠、鲁意的主线，有关描写并不有力，这是我国古代话本情节结构的一个通病，《补南陔》也未能例外。
在欣赏《八洞天》时，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还有两点认识值得探索和思考：
一是作者为各篇小说的命名，颇异于传统。如《补南陔 收父骨千里遇生父，裹儿尸七年逢活儿》。可以看出，前三字是作者的创造，有一些儒学的味道；后两句则保留了章回体的痕迹。这说明作者有一定的创作尝试的勇气。仅管这种尝试不算成功，但作为历史现象来考察，作者希望通过点滴的努力来推进小说创作的意图，还是值得肯定的。
二是插入“诗赞”的旁白文字，作者没有摈弃，而是稍加改良，既有旧体诗词，如“眸凝秋水，黛点春山。湘裙下覆一双小小金莲，罗袖边露对纤纤玉笋。端详举止，素禀郝法钟仪； 伶俐心情，兼具林风闺秀。若教玩月，仿佛见嫦娥有双；试使凌波，真个是洛神再世。”典雅古奥；又有“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坐他一乘轿，讨他一个小。”(俱见《补南陔》)俚词俗语，格调很不统一。这些旁白诗赞，既中断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降低了作品的思想价值，是很不足取的，是创作上的败笔。这些旁白诗赞，和前代小说《三言二拍》比较，是一个退步，和稍早十多年的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 比较，也是一个退步。这说明小说发展历史的迂回曲折。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没有迂回就没有前进，事物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结构的变革是事物内部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小说结构模式的改变，这个时候条件还不成熟。
总之，我们对于《八洞天》 的评价不是很高。这几篇小说不是出类拔萃的作品。
问题正在这里，这样一般化的作品为什么受到查禁呢？这就和乾隆时代的文字狱有密切的关系了。《一柱楼诗》案震惊朝野，作者已经死了十五年，还要掘坟剖棺，把已经腐烂掉的尸体拖出来，戮尸受刑。这在18世纪中叶的人类文明史上是罕见的。戮尸是做给活人看的。这样惨绝人寰的野蛮暴举的目的，是要震慑活着的知识分子，要他们老老实实，不准有一星半点有碍大清帝业的思想，否则就会像徐述夔一样被戮尸示众。由人及书，徐述夔的著作也就被禁了。被禁的东西拿出来曝光，丝毫不能证明乾隆弘历的皇恩浩荡，却反而使一部并不高明的著作占据一定的历史席位。所以，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说，通过《八洞天》的阅读，可以进一步证实封建专制制度的野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