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假雕饰 必赋新声——自然与独创之要义

“法”是有意识、有目的而为之的手段，我们可以运用种种法，达到种种美的效果。然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艺术创作中，一切有意识的手段，必须以无意出之；惨淡经营的成果，却要似“偶然拾得”。自然、不做作，是决定一切艺术品能否进入最高境界的理中之理。
环肥燕瘦，“美人不同面而皆悦于目”。可是，不管哪位美人，只要扭捏作态，虚情假意，就令人讨厌。艺术最忌人为做作痕。
中国的美学思想，自古就以“自然”为美。庄子就提出了“依乎天理”、“因其自然”。什么是“因”?管仲说：“因也者，舍己以物为法也”。就是要摈弃主观，依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去办事。只有顺应客观规律，才能成功，故《吕氏春秋》云：“因者无敌。”
在艺术创作中，自然，就是“顺物之性，因物自然，不设不施”,也就是对一切做作、雕饰、着意、人工气的否定。艺术之最上乘，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自然，也就是艺术家的感情在作品中的坦率的抒发，这就是“真”。一切雕饰加工，都与“伪”相联。因此，黄宾虹论画，强调“应纯任自然，不假修饰”,“山川入画，应无人工造作气”。
搞篆刻，必宗秦汉，秦汉印好在哪里？就是不做作，得自然之美。
战国玺是印章的原始时期，制作者将当时的通用文字安置于印中，没有任何加工制作，自然而然，舒服极了。秦印稍稍朝适合印面作了些努力，字形渐趋方正。西汉印则是书体初步适应了印面，却尚未出现做作的痕迹。方正的摹印篆，仍然是“顺物之性、因物自然”的产物。大量汉印佳作，并非有意作成这个样子，而是在方正的印面上，自然而然成了这个模样。
秦汉印不做作，因而是“朴”的；处理方法很单纯，花样少，因而是“拙”的。这种朴拙之物，离我们已如此久远，我们便以“古”称之。古雅、朴拙这类词，尽管内涵外延不同，在谈篆刻艺术时，其美学内核，都在“自然”这一基点上相互重叠。
到唐宋时期，九叠文之类，竞求工巧，古意荡然，自然之美被摈弃了。
明清以后的现代期印章，其要义正是否定工巧，重回秦汉古印的朴拙、自然。
最先萌发这一意识而见诸著作的，是大艺术家赵孟頫。他借得程代父所集古印拓，手摹三百四十枚，集为《印史》。《印史》序中他着重提出：“余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他集《印史》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这质朴的汉魏古印典型，“使好奇者见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辙以由道者乎！”弦怎么改？道怎么易？就是从古印中悟得去除巧俗、复归于朴、重返自然之道。
自然，作为美的根本范畴，不仅仅是创作方法的皈依，也成为作品的风貌、评价的准则。我们用“自然”这一至理去衡量篆刻作品，就可以把最上乘杰作与相当好的作品明确地区分开来。这两方作品，虽然都出自名家，但其巧可见，便不是上乘。
居艺术最高境界的神逸之品，往往是作者功力深厚时，信手拈来的产物。吴昌硕的作品，好就好在“大巧若拙”、“返朴归真”。齐白石晚年治印，就只在印面上用笔作几个记号，信手刻去。来楚生则“所有这些细小的地方，都不是无意的”。邓散木也经营极苦。吴昌硕齐白石之所以为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邓散木之所以为来楚生、邓散木，区别就在这里。来楚生、邓散木的成功之作，还是那些“支离错落天真”的不经意的东西。正如沈野所说：“用尽神通，不及自然之妙”(《印谈》)。
自然而然，必然是不作态、不矫饰，也就必然会显露出作者的真面目、真情感，故“返朴”必“归真”。真而美的东西，必有益于人。真、善、美在终极之处是归于一点的。
要达到艺术最高境界，自然是“理中之理”,“独创”则可以说是“法外之法”。
如果仅仅从一件作品孤立地去看，独创的意义并不突出，不能成为评价作品水平的主要的尺度。然而，任何玩赏篆刻的人，不可能仅仅只是见过这一方作品，而必然会以许许多多的作者、作品相互比较。这样，一件作品是摹仿之作，还是独创之作，其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独创的意义更为明确。人的审美趣味具体决定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是发展的，人的审美趣味也必然随之不断发展变化。假若艺术家世代相承，恪守师训，不作出创造性的发展，那么，艺术就僵化了，就与不断进步的社会现实脱节了，与人们的审美趣味背离了，人们就将这等作品视为陈旧过时的东西，弃而不顾。与时代审美趣味相称的、风格全新的艺术流派，就会取代旧的艺术流派。一部篆刻史，正是这样一个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喜欢新鲜的东西，陈腐者每每令人乏味，则恐怕是人类的本性，是艺术不断更新的更深原因了。
历史地看待问题，是艺术家悟彻的门径。苏宣在其《印略》的自序中就有这种卓识：“……出秦汉以下八代印章纵观之，而知世不相沿、人自为政。如诗非不法魏、晋也，而非复魏、晋；书非不法钟、王也，而非复钟、王。始于摹拟，终于变化”。社会在发展，人的意识在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想不变化也是不可能的。
见识卓越的艺术家，独创意识必然强烈。正由于他们创作出与前人不同的作品，才在篆刻史上写下一个新篇章。丁敬诗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缶老云：“古人为宾我为主”。齐白石则讲得更为率直：“余刻印，不拘昔人绳墨，而时俗以为无所本。余常哀时人之蠢，不思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他们有卓越的见识，才能有独创的胆识。
木有根，水有源。独创的艺术品，每能给人以从未见过的感觉，然而深入研究的结果，总能分析出新形式的根源。也就是说，独创不是凭空的，总是依凭、借用某种旧形式而发展出来的。文彭、何震一辈开拓者，周围全是唐宋工巧之作，故尔拾过秦汉风格，所作便全为近千年所未见者。往后走，专学秦汉就不成其为独创。故朱简以赵宦光草篆入印，刀法也不同于文何，创用碎刀之法。歙派诸子用涩刀拟古。丁敬等西泠中人，又接过朱简的碎刀，创切刀之法；字法、章法则更多采用汉印的方正古拙，创为浙派。邓石如的创新，是以其优美的小篆入印，人称“印从书出”,在学秦汉的氛围中，格外突出。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吴让之，特意加强流畅之感，又成就了自家新面目。赵之谦要算多才善变最突出的人，不论是汉砖、瓦当、铜镜、钱币、权诏，以及《天发神谶碑》、《三公山碑》、《禅国山碑》,还是他自己那流宕的篆书，无不拉来入印，而又用得那么完美。吴昌硕以金文笔法写石鼓大篆，这种趣味用以入印，多苍厚拙朴的出线，令人耳目一新。黄牧甫的又反其道而行之，用光洁坚挺的直线构建全新形象，其源在于三代吉金。齐白石印风，是从《天发神谶碑》脱胎而出；赵之谦《丁文蔚》一印就是这个法门。黄牧甫也曾以《天发神谶碑》入印，但却是偶一为之。齐白石从这个口子突出来，专一单刀冲刀，直线构成，创出风格强烈的齐式印章。
辨明这些名家的根源所出，体味他们创新的过程与方法，能给我们极大的启示。
独创是大师品级必具的条件，但绝非弄出一个别人所无的风格就是大师。作为大师，一是要新，二又要好。只有在深厚的传统根基上的独创，才不会被历史淘汰。
“传统”,不应理解为某种定型的式样、定型的方法。事实上一部篆刻史就是各个时期各个名家不停地创造出新方法、新趣味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创新史。“不断创新”就是中国艺术的传统。每个名家，每个流派，也就意味着一种成功的学习道路，成功的创作方法，成功的风格与样式，联系起来看，就是成功的规律。从明清以来，为数众多的印人与作品，都被历史所淘汰了，被遗忘了。这些作品，也提供了不成功的教训，成为前车之鉴。在反复思考这五百年篆刻发展的历史之后，我们会发现“传统”不是任何方法或样式，就方法与式样而言，传统是不停地发展变化的。其不变的内核，是人的审美规律。“传统”是已经经受了历史选择与考验的篆刻艺术的规律，也就是人的审美规律在篆刻艺术中的具体化。
这种规律，我们已经明确，绝大部分是造型艺术所共有的规律，如均衡、统一与变化、适度、整体、自然等等。而在篆刻中还必须特别强调“古雅”的追求。凡符合上述规律，而又不悖乎古雅者，定是成功之作。
其他造型艺术，如水彩画、油画、工艺品乃至中国画，“古雅”之美并非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在书法中，古雅的作用更大了。而唯独篆刻艺术，离开“古雅”的趣味，定然失败。近年有的印人将图案的构成方法引入篆刻，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来看并无不妥，唯独失之于古雅，便不成功。
古雅之气，可以意会，却难以说定是哪些要素。历代名家，都是在师法战国、秦、汉古印中领会了古雅的奥义。不临摹秦汉印，几乎定然难以悟道成佛。
学书法，学篆刻，舍临摹便无第二法门。因为书法与篆刻，不能由摹仿其他物象入门。书法、篆刻是抽象艺术，纯然按文字形象的自身规律而发展。这也就意味，离开传统、离开古印的临摹，作品就很难符合审美的规律。历史上，创造性最强的大师，如丁敬、钱松、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齐白石等人，正是临摹功夫最深的人。他们不是在临摹中学几个定型的招式，而是领略了传统的真谛——造型规律与古雅气息，也领会了传统中不断变化创新的精神。故尔沙孟海在《近代印人传·序》中提出：“这些名家，无一不由学古人出身，而其结果皆摆脱窠臼，自辟町畦，各具风貌，与古为新，大大开拓了印学的境界。”
独创，不是学习阶段的事。根基不稳，急于出新，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养成了恶习，更是误人。在临摹古印、名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娴熟诸法，而且要明了哪些形式是古人尚未窥及的，是我们创新的突破口，这样才可以创作出前无古人的形式来。
陆游教子作诗，说：“功夫在诗外”。治印，功夫也在“印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精深博大，其学识品格在治印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必具大家气象。文如其人，书如其人，治印也如其人。任何艺术，都是艺术家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修养，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内在部分；技巧，是实现“对象化”的能力。因此，不能将目光仅仅盯着印章，这会造成知识狭隘，趣味卑微，最终落得一个刻字匠的档次。要成为大师，必须从自己的学识品格，即“本质力量”上来根本地解决问题。
艺术，最难之点就正在于独创。齐白石在《自嘲》诗附注中引用吴昌硕的话：“小技拾人者易，创造者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人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