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朱常洛

光宗朱常洛 

一

万历九年(1581)，是个平常的年份。但它对朱常洛却至关重要。正是这一年的一个偶然时刻，才衍生了他以及他那近40年莫可名状的荣辱悲欢。

对这个时刻的到来，他那当时年仅16岁的生母王氏毫无精神准备。那时，她是慈宁宫里侍奉慈圣皇太后的一名容貌平平、默默无闻的宫女，18岁的神宗常去母亲那儿请安，也未对她特别注意。但是这一天，神宗不知怎么要洗手，王氏就端过一匜水凑近奉上，于是被临幸，还被赏头面一副。一段时间后，王氏的身孕逐渐显了出来，这令盼孙心切的慈圣皇太后欣喜异常，便借神宗陪宴的机会，问起这件事。谁知，神宗却态度冷漠地说不曾有过。太后这才明白，这皇帝儿子根本没把她的宫女和孙子放在心上。无奈，只好令人取出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和神宗赏赐何物的 “起居注”，当面验对。神宗一时面红耳赤，万分惊讶于母亲的心计和祖宗发明的连皇上私生活都记得如此清楚的“起居注”的威力，只好承认确有那么一次冲动。太后趁机安慰说：“我老了，还没见到孙子。这次若生个皇子，也是宗社的福份。”她见神宗仍然面有不悦，便进一步说： “你不要太看重王氏的宫女身份，俗话说 ‘母以子贵’，你可以现在就册封她呀！”神宗无话好说，便认下了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并照太后旨意，先将王氏封才人，数月后，又封为恭妃。

这样，朱常洛在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出生时，便有了皇长子的名份。那时，神宗虽有王皇后和刘昭妃，却因二人都终生不生养而无子嗣，常洛出生，慈圣皇太后与廷臣们都想到了立储问题。按“有谪立谪，无谪立长”的惯例，以后的太子就是常洛了。所以，常洛在祖母慈圣皇太后的面前格外得宠。他聪明活泼，无忧无虑，平稳地生活到万历十四年 (1586) 他的弟弟、皇三子常洵降生。

常洵的降生给他的命运带来了重大变化。常洵是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出生后，神宗借机将其母封为皇贵妃，并为常洵大办庆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而且，外廷还有一种“玉合之约” 的传说，道是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元殿盟过誓，要设法立常洵为太子，并把誓约写好放在一个玉制的盒子里。当时，首辅申时行曾于常洵出生不久，上疏请尽快立常洛为太子，神宗却道： “长子幼弱，以后再说吧。”于是众臣们看出了皇上“废长立爱”的潜在意图。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王恭妃生的是皇长子，地位理应仅次于皇后，然而却五年不得晋封，反屈居于刚生了皇三子的郑贵妃之下许多，若是依 “子以母贵”的立储祖制，则将来常洵被立为太子就有了依据。这一切，自然是对常洛地位的极大威胁。不过，那时年仅五、六岁的皇长子，却不知道事情如此复杂，他只是明显感到了父皇对他的冷淡，不愿见他，更不再逗他。他还看到母亲很愁苦，冷清孤寂地独居一宫，常常暗自落泪。这使他十分伤感，逐渐变得胆怯、忧郁而孤独。

这以后，就是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守正的廷臣、言官们为维护“礼法”和他们的党帮利益，坚持要把他立为太子，奏疏雪片般地向神宗飞去，令其十分反感。于是有的因此获罪被贬，最先上疏指责皇上企图 “废长立爱”的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就被贬往大同境内做了个小典史。然而，能左右万历的慈圣皇太后却支持“立长”。一天，神宗去请安时，太后问为什么不尽快册立常洛。神宗吭吃了半天说： “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一听勃然大怒，斥责道： “你也是宫女的儿子！” 吓得神宗从此不敢再公开反对立长子。慢慢地，常洛发现廷臣们开始称他“元子”，或者干脆就称“元嗣”。他知道其中想从名份上突出他的用意，他也希望能尽快被册为太子。这一年，常洛9岁，已接近其父皇神宗登极的年龄，他想册立也许不会再拖了。谁知，这时神宗却把申时行召去，传谕诏书说：“朕不喜欢这么整天上疏，鼓鼓噪噪，也讨厌有人离间我们父子，就把章奏一概留中了。如果明年廷臣们不再渎扰，就在后年册立，否则等皇长子15岁再举行！”常洛一听，便知道这是借口，后年一定册立不了。于是很失望。果然，当被称为 “后年”的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来的时候，神宗就以工部主事张有德新近刚上一疏为由，下令再廷期一年。

这时，常洛已经11岁，却还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廷臣们见短期内册立无望，便纷纷疏请对常洛进行“预教”。要求能按太子预教的祖制，为常洛配备一套东宫官属，教他读书，并学习为君之道。这是一种迂回的对策，他们希望能把预教的仪式办得象太子一样，从而造成常洛就是未来太子的声势。不过，万历二十年的预教之请很快就被神宗扑灭了。他抓住礼科给事中李献可联合六科诸臣所进的疏请将弘治年号写错了这一小节，痛斥其欺君罔上，同时，株连贬斥了大学士赵志皋、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等疏请预教最为激烈的11个人，使满朝文武惊骇感叹不已。预教一议不得不取消。这使得常洛不仅失望，而且感到受辱和深深的怨愤。当然，预教最终还是举行了，但那已是神宗提出要 “待谪”、“三王并封” 却没有得以实行之后的事。

万历二十一年 (1593) 正月。首辅王锡爵刚到任，神宗就派太监送去一封手诏，意为： “想待谪子”，皇后还年轻，有生育的希望，一旦生了，就不会因立储而费心了。至于常洛，还很年幼，可先将他同他的两个弟弟一起，册封为王。王锡爵不敢不从命，便立即拟旨，但他对常洛的处境也深为同情，同时，还顾忌公众舆论，于是拟了两份谕旨，前者为神宗的意思，后者为“请令皇后抚育元子”，谁知报上后，神宗却只下前谕令有司办理，惹得举朝大哗。廷臣们纷纷上疏反对，并把矛头对准王锡爵，指责他也参与了这一破坏祖宗“礼法”的谋划。王锡爵被逼不过，只好提出辞职。一时间，搞得神宗十分被动。他提“待谪”、“三王并封”的直接目的，主要是想搅了“预教之请”，因此考虑得并不周到。眼看事已至此，只好收回成命。第二年二月，同意廷臣们的请求，下令举行预教典礼，用辅臣侍班，词臣六人侍讲读，一切仪注都与东宫出阁讲学一样。

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常洛很珍惜。他深知父皇对他必定多有刁难。出阁后，神宗对常洛的要求，果然无礼而苛刻。按惯例，皇子的“经筵”、“日讲”，以一天的上午9点到11点开始，如遇天气过冷或过热，即传免。但常洛却必须从早上3点到5点就开始，无论多冷、多热，也不得停讲。冬天天寒地冻，神宗却常常故意不传赐暖耳、烤火炉等用具。这一切，常洛都默不作声地忍受了。在还没有被册为太子的时候，他不想因小失大。不仅这样，他还相当注意表现自己的才华，争取人心。一次，讲官焦竑问 “维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的含意是什么，常洛应声答道：“这里说的不过是 ‘天命之谓性’。”另一个讲官董其昌接着问：“如何理解 ‘择可劳而劳之’这句话？”常洛回答：“就是 ‘不轻用民力’ 的意思。”讲官们都为年龄不大的皇长子能做如此准确、机智的解答，感到十分高兴，到处赞颂他勤于苦读，聪颖不凡；勤于思考，旁通大旨。守正的廷臣、言官们听说了，便更加认为 “立长”的正确； 神宗得知了，竟追忆起自己6岁时由张居正等大臣预教时的情景。他无可奈何地想，难道真的不宜再拖，而非册立常洛为太子不可吗？

7年之后。朱常洛终于被册为太子，他的几个皇弟也同一天受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此后不久，常洛又举行了冠婚礼，册立郭氏为太子妃。命运之神也终于向他微笑了。

二

地位初定，朱常洛松了口气。然而不久他就发现，太子生活与想象的相距很大，他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那时候，他被安排住在条件非常差的慈庆宫，并规定未奉召不得入见。慈庆宫的供奉很淡薄，不要说跟祖制的太子俸禄相比，就是与其他皇子比，也让人感到羞涩。而更令常洛难以忍受的，是神宗其实并不维护他作为太子的地位和尊严。出阁讲学，他有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但刚刚开始不到一年，便莫名其妙地给停了。册为太子后，他曾明里暗地几次表示愿意接续下来，神宗却一概不予理睬。万历四十四年(1616)，由于廷臣们连疏数百封，神宗才下令，在辍讲已经十二年后再重新举行。这次常洛格外恭敬用心，对侍班、讲读官员一律尊称先生，赏赐酒馔。听讲回答，敏捷精妙。博得内宫外廷一片赞誉。然而一讲之后，又是莫名其妙地令停，此后再未举行过。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常洛的选侍王氏生了皇长孙朱由校。神宗得知，反应淡漠，给了兴奋得有点失态的常洛兜头一瓢凉水。万历三十九年(1611)九月，常洛生母王恭妃长年抑郁，终于病重。常洛请求再三，才被准许探望。来到宫前，却见大门上着锁，常洛很为母亲门庭冷落而难过。此时，王恭妃患眼疾已双目失明，她用颤抖的手上下摸着常洛，哭着说： “你长这么大了，我死而无憾！”母子俩抱头痛哭。王恭妃死后，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说： “皇太子母妃病故，丧礼应从厚。”神宗未表态。众臣又上疏，这才赐谥肃靖皇贵妃。这件事，常洛一直耿耿于怀。他即位后，立即尊谥母亲为“孝靖皇太后”，并归葬定陵。

在经历了这许多事后，常洛知道自己的地位还很不稳固。而更大的危险。则在于以郑贵妃为首的反对势力，一天都没有放弃使福王取代他而为太子的努力。甚至连郑贵妃的父亲郑成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也都行动起来，组织人力造谣鼓吹，一心想把常洛废掉。这些活动愈演愈烈，于是就发生了明末“三案”中的头一案一“梃击案”，从而使常洛的命运又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

万历四十三年 (1615) 五月初四傍晚，紫禁城高大建筑的屋顶上，隐隐地还有一抹夕阳的余辉。常洛已用过晚膳。明天是端午节，宫中这阵子正为节日用度做准备，他闲着无聊，想出门看看。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一声惨叫和一阵喊打撕扭声。宫内立刻乱作一团。又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原来，刚才有一个汉子，手持枣木棍棒，悄悄闯进了他居住的慈庆宫。那时慈庆宫侍卫很少，整个宫门只有内侍李鉴一人把守。那汉子潜进来之后，先手起一棍，将李鉴击倒，迅即向前殿檐下扑去。李鉴一看此人有对太子行凶的企图，于是没命地喊了起来。内侍韩本用闻声立刻带众役赶来，七手八脚将其擒获，并押送到驻守东华门的守卫指挥朱雄那儿，由他们暂为看管。常洛听说那汉子是想来谋害他的，禁不住一阵悚然，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来。

次日一大早，常洛便慌忙赶到神宗的寝宫，将昨夜发生的事情详细秉奏。神宗看出他的惊慌，便嘱咐他不要再想这件事了，要安心读书。同时，命人先将人犯交就近的法司审理。然而常洛根本稳不下心。他那年已经33岁了，长期处在“立储”斗争的漩涡中，长期被压抑受冷漠，使他变得有些神经质，卑怯、敏感、多疑。他控制不住地日思夜想这件与自己紧密相关的案子，隐约感到与 “立储”有关。他先是听说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和刑部的胡士相、赵会桢、劳永嘉等先后审过人犯。那人供称自己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是个卖柴草的，因柴草被烧毁而来京告状，走到东华门，有人给他一根枣木棍当“冤状”，他一时气昏了头，才闯了祸，等等。刘廷元等人都认为此人言语错乱，是个疯子，准备疏请处死算了。常洛一听只是偶然事件，大舒一口气。他不愿再有什么风波。

然而很快就又有新消息传来。刑部主事王之寀看出了案子的疑点，并请求送十三司会审，终于查清这是一桩谋害案。犯人张差有五个同伙： 同乡马三道、李守才，他的姐夫孔道，还有郑贵妃的内侍庞保、刘成。马三道、李守才以及庞保、刘成他们，供养张差已有三年之久，并给了他金壶银壶各一个，让他打上宫门，谋害皇太子。还许愿说：“打了皇太子，就吃穿不愁了。”刑部见案子事关重大，立即秉报皇上，并行文到蓟州、内廷，捉拿有关嫌疑犯听审和对质。由于案子牵扯到郑贵妃的两个内侍，所以举朝上下，议论汹汹，都指责郑贵妃一家是此案的主谋，要求查办。这意外的结果，又令常洛大吃一惊。他知道郑贵妃为“立储”的事对他十分忌恨，却没料到这忌恨竟到了要致他于死地的程度。他忿忿然。不过他清楚，也仅能止于忿然而已，郑贵妃朋党成群，不能不令人有所顾忌。他想如果现在要他出来请求追查法办郑贵妃的话，他是不会干的。

常洛对在以自己为漩涡中心的这桩案子里所应取的态度和做法，想了很多，却唯独没有想到郑贵妃会来求他。那时情势的发展，对郑贵妃十分不利，不仅群臣们纷纷弹劾；而且庞保、刘成也都随时可能彻底出卖她。她接二连三跑去向神宗哭诉，但此案事出有因，干系太大，神宗也没办法，只好对她说： “到了这个地步，朕也不便硬保你，你可速去找皇太子，让他为你解脱吧！”郑贵妃无奈，只好来到慈庆宫。一见常洛，跪倒便拜，慌得常洛手足无措，自己也忙跪了下来。贵妃拜罢，便哭诉冤枉，求太子救她。常洛生性怯弱，见平日不可一世的郑贵妃这付样子，十分惊恐，极想此案能早点有个了结。于是，便命伴其读书的内侍王安代他起草令旨，要诸臣别再纠缠不休； 同时启奏父皇，请令法司尽速结案，不要再株连。

他的这种做法，令神宗顾虑全消，于是亲自出面了断此案。在辍朝25年之后，神宗破例御临慈宁宫，召首辅方从哲、阁臣吴道南以及文武大臣见面，同时，特意把皇太子和三个皇孙也都召来。他命常洛站在御座右边，三个皇孙在左边阶下站成一排，待群臣叩拜后，便拉着常洛的手，象对人介绍一个儿童那样，缓缓地对众人说：“这个孩子很孝顺，朕也很喜爱他。但是现在外面有些议论，怀疑朕别有他意，果真如此，不早就更换太子了吗？有些人不知用心何在，动辄离间我们父子。你们都看到了，太子在朕身边，而福王相距千里，朕不召，他也不会回来，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接着，他让人将三个皇孙引到石阶上，又说：“朕的三个孙儿都已长大，太子是有功的，朕决不会有别的想法！”听着这番话，常洛彻底明白了父皇的用意，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于是，当神宗让他把心里话对诸臣们说说时，他便慌忙接过话头，说梃击一案，不过是张差因疯癫所致，何必小题大作，查个不休，依律将张差斩了就是。接着又责备群臣，说： “你们都看到了，我们父子之间是多么亲爱，而有的人却造谣滋事。这样下去，你们都要成为无君之臣，我也成了不孝之子了。”这些话，正合神宗心意，他再三对诸臣说： “皇太子的话，你们都听明白了吗？”诸臣自然是听明白了。于是，“梃击案”迅速处置完毕。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处死； 十多天后，庞保、刘成也被秘密杖打而死； 其余有关人犯被发配边地。神宗和郑贵妃了却了一桩心事，常洛也松了一口气。

梃击案后，常洛作为太子的地位，算是彻底稳固了。由于他关键时候帮了大忙，神宗开始对他另眼相待，一应生活用度也着令大为增加。而郑贵妃，眼看废立不成，常洛继承帝位大局已定，心中十分恐惧。她深知自己对常洛多有得罪，为了将来不遭报复，便一反常态，对其加倍逢迎。她借口感激常洛的解救，不仅好话说尽，而且经常赠以钱财、珠宝，还从她的宫女中挑选了八名最美的送给常洛。这时的常洛，境况已大为改观，再也不受压抑、冷遇，所到之处，满目喜风，不觉踌躇满志起来。他将一往的屈辱全抛在脑后，恣意放纵，耽于享乐，酒色财气，无所不沾。那境况如饥似渴，真有久旱甘霖、一下子补足30多年亏空之势。不久，便染上病症。待到他登极即位时，那病已渐入膏肓了。

三

朱常洛带着重病，迎来了他一生中最为动荡而荣耀的日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明神宗朱翊钧病情突然加重，半个月几乎饮食不进。廷臣们情知不妙，在首辅方从哲的带领下，陆续入宫探望病危的皇上。常洛也得到了消息，但多年来形成的“非宣召不得入见”的规矩约束着他，尽日在宫外徘徊也不敢入内。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见状，便对其伴读王安说：“皇上的病很厉害，不召见太子不是皇上的本意，你务必要劝请太子去侍奉皇上，端饭喂药，夜晚也不要轻易离开。”常洛明白这是为他能最后得到神宗认可而顺利即位着想，内心十分感激，第二天就赶到神宗御榻前。十九日，神宗病情急剧恶化，便召英国公张惟贤，首辅方从哲，尚书李嘉谟、李汝华、张问达等大臣到弘德殿，当面托孤。他嘱咐诸臣要克勤职守，辅佐常洛为帝，同时，追悔了自己几十年来不理朝政、滥举矿税等等过失，交待常洛办两件事： 一是封郑贵妃为后； 二是整顿政务，推补官缺，罢矿税、榷税及中官，发内币充边防军饷等。常洛含泪一一答应下来。这时，他忽然对这个曾经那样冷淡自己的父皇充满了难言的眷恋。二十一日，神宗病逝。

泰昌元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初一。灰白的阳光照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皇宫内燥热、喧腾。在缭绕的香烟与杂乱的鞭鸣中，朱常洛兖冕加身，然而脸色苍白、浑身微颤，强撑着出现在即位大典上。他勉强地坚持到仪式结束，完全没有了初临丹墀的兴奋，只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困顿与沉重。这一天下来，常洛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不由得从心底泛起一阵恐惧与遗憾。于是，他将自己的年号定为“泰昌”，并打算以第二年为泰昌元年，意在取个吉利。同时，他又立即动手，加紧办理神宗遗嘱诸事。

常洛以天子之身办的第一件事，是罢矿税。他以传谕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和中使衙门里的中官，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诏令说：“过去兴矿税，是因为被烧毁的 ‘三殿’、‘三宫’ 无钱修建，才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全部立即停止。各处管税的内官，如张燋、马堂、胡宾、潘相、左秉云等，一律撤回。加派的钱粮，今年七月以前已征的就算了，没征的一律豁免。”这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所以诏书一颁，朝野欢腾。

第二件事，饷边防。他下令由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军士。并拨给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他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它用。令旨发到内阁，给事范济世对首辅方从哲说：“先皇丧礼期间，发这样的令旨恐怕不合适，应该留中。”但也有人认为，“留中”给人的印象太坏了，况且这是遵奉先皇遗命办事，没什么不妥。方从哲拿不定主意，就送到司礼太监那儿。司礼太监说：“皇上近来阅章奏，每次都到半夜时分，我们还敢再‘留中’ 吗？” 于是照旨下发。

第三件事，补官缺。常洛即位之初，内阁仅有方从哲一人，其余官职也缺很多。他先命吏部右侍郎史继偕、 南京礼部侍郎沈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 随之， 同意方从哲的催请，将何宗彦、朱国祚、刘一燝、韩爌四人均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 启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又根据吏部尚书周嘉谟的奏疏，同意将为 “立储”上疏获罪的王德完等33人和为矿税等事获罪的几十人，一概录用，其中，邹元标升为大理寺卿、王德完升为太仆寺少卿，那时每个寺里大的配备寺卿二至十多人，各寺都满了额数，多得不可胜数。因此有人感慨常洛矫枉过正，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满为患”。

只有一件事，他虽然尽了力，却没有替父皇神宗办好，那就是封郑贵妃为后。郑贵妃图谋封后由来已久，然而万历四十八年三月以前，王皇后在世，她没有机会； 此后又是神宗病，仍然没能办成。那时，她就以侍神宗病为由，住进乾清宫，神宗去世也不搬出。八月初一，常洛已即位为帝，却依旧住在慈庆宫里，朝野为之愕然，廷臣们纷纷上疏弹劾，要她即刻迁出，以正“礼法”。她却讨价还价说，答应封她皇太后，封与她相投合而为常洛所宠爱的李选侍为皇后，她才肯迁出。八月初十，常洛退朝后，李选侍等依郑贵妃的意思，与他嬉戏。常洛于是命升座内宴会，闹至很晚，又乘兴连幸数女，当夜就病情加重。第二天，是常洛三十九岁生日，也只好传免。这时，郑贵妃却早晚都来探望，连软带硬地逼着常洛尽速册封。常洛被逼无奈，只好于八月十二日，强拖病体临朝视事，专门商量封后问题。他复述了神宗遗命后，提出要尽快为郑贵妃行封后礼，并吩咐方从哲具体办理。方从哲于是通知了礼部。事情传开后，非议骤起。礼部侍郎孙如游最为激烈，他力陈了以妃封太后的不合礼法，并分析说神宗遗命是其弥留时思虑不周的结果，强硬地表示：“符合道义的，以遵命为孝；不符合的以遵礼法为孝。因此臣等断不敢从命！”常洛见众臣极力反对，只好收回成命。两天以后，吏部尚书周嘉谟等找来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晓以利害，要他告诉郑贵妃赶紧移宫，否则后果自负。郑贵妃见惹起众怒，十分惊惧，立即移居慈宁宫，并要求封还由妃封后的成命。

八月十二日是常洛最后一次临朝，此后，便一病不起。

四

朱常洛迁入乾清宫时，已病卧床榻。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泄药。服下不久，常洛便觉不适，一昼夜支离床第，竟腹泻了三、四十次，顿时觉得委瘁不堪。此时宫内一片混乱，人人惊慌失措，都觉得皇上病重至此，定与崔文升下药有关。而这崔文升又是郑贵妃的心腹。于是，许多人指斥郑贵妃要谋害皇上。常洛的王、郭二姓宫外亲戚，也赶到宫中，遍访朝臣，哭诉宫廷的危急，并说： “郑贵妃和李选侍相互勾结，包藏祸心。”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也觉得问题十分严重，提出要追查此事。这时常洛自觉“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十六日，便将这些症状以谕旨的方式，晓谕群臣。杨涟等入宫问安时见到此旨，大为惊骇。在了解了详情后，杨涟上疏弹劾崔文升，大意为：“贼臣崔文升若不懂医，就不应以皇上龙体令其试验；若懂医，则明知皇上衰弱反用泄药，就是别有祸心。现在外间谣言很多，说皇上私生活无节无度，所以才造成如此重病。这是毫无道理的，这是崔文升用以逃脱罪责的伎俩。象崔文升这样过去用药从未出错，如今皇上有病却偏出此大乱子，不是十分可疑吗？望皇上明察。若其有意，则碎尸万段； 若其无意，则速速贬谪！”此时，刑部主事孙朝肃等人，也上书方从哲，说给皇上看病和立储的事，都不可大意。方从哲于是请常洛“用药宜慎”。常洛虽知后悔已晚，却还是很高兴众臣能有此忠心。

那时，许多人都以为常洛一定会重处崔文升，然而六、七天过去了，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廷臣们于是十分诧异。其实，常洛这时并不十分相信崔文升用什么毒计，况且，他那时已感到自己朝不保夕，急于安排一些事情。二十三日，常洛在乾清宫东暖阁，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等13人入见，并特意派锦衣卫宣杨涟。杨涟素来鲠介，经常直言上谏，于是众臣以为一定是要办杨涟的罪。谁知斜倚在御榻上的常洛，只是久久地注视着杨涟，目光中流露出嘉许。过了一会儿，常洛说：“朕在东宫感了风寒，未及痊愈，又遇父皇母后大丧，悲伤劳苦，所以致此。朕不服药已有十多天了，卿等大臣不要听小人传言。”接着，常洛谈起了册立太子的事。这时，皇长子朱由校在一边侍立，李选侍也在一旁。常洛说： “皇长子已成人，可以考虑册立了。”此后，常洛又提出 “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李选侍一定要 “封后”，常洛不同意，而作罢。

这是常洛的最后一次从容召见。八月二十九日，他还召见过一次群臣，但却已是“托孤”。他对张惟贤、方从哲等交待了两件事： 一是册立李选侍为皇贵妃； 二是辅佐朱由校为帝。随后，他便突然问陵地安排得怎么样了。方从哲起初以为是问神宗的陵地，却不料常洛竟指着自己说： “朕是问朕的陵地准备得如何？”众臣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料到皇上已来日不多了。召见临结束时，常洛又提起了一个人。只因为这句话，才导致了明末 “三案” 的第二案一 “红丸案”。

常洛当时问道：“鸿胪寺有个官员不是要来进药吗，他在哪儿？”方从哲赶忙道：“鸿胪寺丞李可灼说他有仙方，但臣等不敢轻信。”这李可灼进“仙方”，曾被方从哲等人拒绝过，但他与中使们很熟，就越过内阁直报常洛。常洛起初将信将疑，这时见方从哲也证实确有此事，疑窦遂消。于是，令中使宣其进殿临榻诊视，并让他赶紧进药。李可灼马上用人乳调药，给常洛服了一枚红色药丸，就是所谓“红丸”。服药之初，常洛感觉很舒服，一个劲夸李是“忠臣”，并传谕众臣：“朕用药后，自觉身心舒畅，也想吃饭了，卿等放心。”被召见而未离朝的诸臣这才欢跃而退，只留下李可灼与几个御医。入夜，常洛担心药力不足，令再进一枚红丸，这次却感觉十分不好。五更时分，内侍急召诸臣入见最后一面。九月初一，东方泛白的时候，这位年仅39岁、登极只有30天的皇帝，就带着一腔遗憾与满怀心思，撒手归西了。

由于朱常洛是服用 “红丸”后，才病情急剧恶化，进而故去的，所以廷臣们觉得差不多是李可灼断送了皇上的性命。那桩直至终朝也纠缠不清的“红丸案”，于是演驿起来。人们首先觉得这“红丸”是个疑点，它是个什么药呢？ 那时，有说是春药的，有说是金丹药的，也有说是补药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药性大燥，对于虚衰日久的常洛，是断不该用的。常洛先是有崔文升下泄药一损在前，这“红丸”又燥益在后，一损一益，都是追魂断命的劫剂。所以，就有人说崔、李都是弑逆，主张处以极刑，同时，查明谁是幕后人。言语之意，直指郑贵妃及其朋党。立储事件后差不多已有衰歇之象的党争，因此又热热闹闹地兴了起来。

临在此时，首辅方从哲火上浇油，使红丸案愈演愈烈。常洛刚逝，宫廷内外正纷纷议论为李可灼 “红丸”所害之际，方从哲却匆忙拟旨，代皇长子朱由校下令，赏赐李可灼五十两银、二表里彩缎。令旨一出，廷臣立时议论蜂起。御史王安舜最先抗疏，他力陈了李可灼用药不当，然后说，这样做“至轻也应治庸医杀人之罪，而皇长子殿下却反而赏赐，这不是想以此来压制外廷的议论吗？”王安舜的疏文，说出了许多人的想法，上疏的越来越多。御史郑宗周并将“红丸案”与“梃击案”联系起来。认为是“梃击案”处理不严、不透，才使崔文升敢起而效尤，“请寸斩文升以谢九庙”。御史郭如楚、光禄少卿高攀龙等，也先后疏劾崔文升和李可灼。方从哲迫于压力，将崔文升下狱。但他始料不及的是，人们这时已将他方从哲划入弑逆者之列了，这使他尴尬万分。方从哲是万历四十一年 (1613) 晋升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的，第二年任首辅，为人柔懦而贪婪，很早就依附郑贵妃，因此，如今的 “划线”就显得很有深意。方从哲不敢大意，立即上疏辩解，并请求削职为民。然而人们却不放过他，给事中惠世扬说他有三件事办得不妥，当斩： 一是郑贵妃要封后，方从哲从中没起好作用； 二是接受贿赂，夜半密约让李选侍占居乾清宫； 三是包庇崔文升、李可灼。这样一来，对“红丸案”的追查，简直就变成对方从哲的声讨了。而他真正为难的，却是这些都是事实，尤其是对李可灼，他也不能不包庇，因为李可灼毕竟是经他手入宫的，事发之后，又由他一手安排回原籍“调理”，所以他就更加有口难辩。

就这样，“红丸案”从追查常洛死因到弹劾幕后元凶，慢慢地竟成了党争的一个绝好的题目。在这场纷争中，守正的廷臣们占了优势，一些年高勋重、威望盛极的大臣，如邹元标、孙慎行等，都愤而指斥方从哲 “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 的行为，说他“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而另有刑部尚书黄克缵、御史王志道、给事中汪庆百等一些人，却极力为方从哲辩护，并指斥守正廷臣们诬陷先帝死于非命，试图使 “红丸案”不了了之。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明末 “三案” 中最后一案—“移宫案” 已发，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红丸案”竟果真不了了之，草草地了断了。由大学士韩爌上疏，案子的当事人很快受到重新处理，李可灼流放边地，崔文升发往南京安置，纷争的双方因此也都仿佛获胜似地舒了一口气，暂时偃旗息鼓了。

泰昌元年 (1620) 九月初一那个阴霾的早晨过后，对于一代哀主朱常洛来说，一切都已经完结，9天以后，他被谥为 “光宗”，葬于庆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