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

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是东南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
因受“《苏报》案”的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的革命运动，暂时无法继续向群众性斗争的方向发展，但革命活动并未中断。《苏报》被封仅月余，另一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国民日日报》即于1903年8月7日发刊。该报由谢晓石、章士钊、陈由己、张继、何枚士、陈去病、苏子谷(曼殊)等主持，号称“苏报第二”。9月上旬，蔡元培自青岛返沪。10月，沙俄军队重占奉天，国内重新掀起拒俄高潮，蔡元培等在沪发起了拒俄同志会，力争领导这一运动。12月，他们发刊了报纸《俄事警闻》。《俄事警闻》代替了已停刊的《国民日日报》。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蔡元培等又适时地将拒俄同志会改名争存会，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政策，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俄事警闻》也易名《警钟日报》。5月1日，中国教育会举行第三次大会，蔡元培重新出任会长。7月，蔡又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爱国女学校补订章程，标明“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1],增强了政治性。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校仍被各地革命党人当作秘密联络机关。东南地区革命运动的基础是良好的，但当地的革命党人，一时还没有考虑到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
1904年暑假，日本东京的几个留学生秘密地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这个组织成了不久以后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的前身。暗杀团的组织极为严密，最初成员仅杨笃生、苏鹏(凤初)、周咏曾(来苏)、何士准(海樵)、胡镇超(晴崖)、汤重希(仲祚)等六人，以杨笃生为首。他们跑到横滨乡间，专心钻研化学，聘请马君武、梁慕光、李植生教授制造炸药。梁、李都是兴中会里制造炸药的行家。暗杀团决心刺杀清廷首要，选中西太后为第一个目标。杨笃生利用保皇党人对后党的仇恨，从梁启超手中捞到一笔钱，便和苏鹏、周来苏将炸弹运到天津，设立据点，何海樵则先到上海，把张继从湖南邀来，一同赴津。他们潜入北京，探测形势，制订计划；蛰伏月余，没有找到下手机会，经费告匮，扫兴返沪。
何海樵经过上海时，发展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请他为暗杀团来沪作准备。暗杀团抵沪后，即住入新闸余庆里。在上海，暗杀团又发展了钟宪鬯、章士钊、刘光汉(师培)、陈由己等加入，分别在几个地点学习制造炸弹。当时，华兴会正准备起义，张继返湘，杨笃生、章士钊、蔡元培等组织爱国协会，联络东南志士作响应准备。暗杀团、爱国协会、争存会和吴春阳办的青年学社等机构都设在余庆里，这里一时成了革命党人在沪活动的要地。不久，长沙起义流产，爱国协会解体，但暗杀团仍在继续活动。
1904年11月，《警钟日报》揭载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在沪发表主张割地联俄言论的消息，惹起社会公愤。11月19日，发生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万福华(1865—1919)字绍武，安徽合肥人，清候补知县，曾为粤闽大吏董理钱财，日俄战争爆发，他激于爱国心而辞职。万得知王之春的卖国言行后，即与同乡吴春阳、高荫藻等商量行刺，经刘光汉、林獬设计，布置了一个诱王上钩的圈套。他们伪造吴葆初的亲笔信，请王到英租界四马路、湖北路口金谷香西餐馆赴宴。王至时登楼，见情景不对，急忙退出。万在店门口持枪迎击，可是他没有打开保险栓，弹不出膛，当即被扭送捕房。万福华被会审公厅判处十年徒刑，至上海光复后方才出狱。
“万福华案”造成的局部破坏，并未严重妨碍上海地方革命活动的开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党人被华兴会、暗杀团引入了暴力革命的轨道，但是暗杀团的狭小圈子无法独立领导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斗争。蔡元培采纳一些人的建议，将暗杀团扩大改组为光复会。“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2]。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会址设上海，推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争存会、暗杀团等组织都归并于光复会，但暗杀团名义并没有立即取消。陆续加入光复会的著名人物，除前列者外，还有赵声、吴春阳、徐锡麟、龚宝铨、蔡谷清、陶成章、孙毓筠、林獬、黄韧之(炎培)、俞子夷、秋瑾、陈去病、柳人权(亚子)、陈伯平、马宗汉等。尚在狱中的章炳麟，曾与闻光复会的创立。光复会和东南各地的革命小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流亡的华兴会员，也和他们声气相通。
光复会成立时拟定的章程，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光复会的成员却发表了大量的主张。这些人善于著书立说，自己办有报刊、书局，制作了大量革命宣传品。光复会成员对于革命宣传所留下的劳绩，在所有的革命小团体里首屈一指。他们积极地宣传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了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复杂。章炳麟认为光复会“不离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之旧域”、即单纯排满，代表了一部分成员对光复会宗旨的看法。徐锡麟自称“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他认为中国人民的开化程度不能实行立宪，但可以革命，即排满。但是，也有人(包括章炳麟)对排满作过很好的解释，他们认为排满并不是排斥一切满族人，而是反对满洲皇帝，反对满汉官僚；反对满洲皇帝，也并不因为他是异族，而是因为他实行专制统治。光复会中有人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还有人曾对农民的土地问题表示过关心，但也有人认为，社会党主义在中国，“其必不能行，即使能行，亦必大乱”^[3]。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着主导的地位。光复会成员在宣传民族、民主思想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爱从古典文献中寻章摘句，把新思想打扮成先人之教。这种手法适应着新旧交替之际的知识分子的口味。
蔡元培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光复会继续着华兴会和暗杀团未完成的实践。
蔡元培一流书生，除了跟知识分子打交道外，不善于接触更广泛的群众，特别是下层群众，他们习惯于文字宣传和利用科学技术专长。蔡元培等把革命热情主要倾注于暗杀活动，暗杀团的事业被继承下来了。他们在报刊上介绍俄国虚无党人的历史，宣传暗杀的功用。制造炸弹的秘密小组因之扩大。蔡元培另在爱国女学讲授外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增设理化课，挑选女生加入小组。此外，还开办了速成训练班，招收社会青年学习理化和催眠术，引导他们参加暗杀活动。不过，这批人始终没有进行过一次暗杀。与光复会有关的一次著名的暗杀活动，是一位安徽青年吴樾干的，地点则在远离上海的北京。
杨笃生在万福华事件后避往日本，1905年回沪，继续与蔡元培等研制炸弹。为了搞所谓“中央革命”,他于同年去北京活动，以译学馆教习身份作掩护。杨笃生在京得到赵声的信，催他去保定，原来，赵声在保定与安徽人吴樾等相结纳，因故离保，便要杨去从事组织。杨笃生为吴樾等主盟，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一作北方暗杀团)。这个组织，被光复会认为是自己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吴樾(1878—1905)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生。吴家是桐城大族，父亲由官入商，结交的多是官僚、幕客。吴樾早年曾应科举，庚子之后，因爱国而主张改革，由赞成立宪转而拥护革命。他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认为铁良是将来亡汉族的巨魁，一心先刺杀铁良。杨笃生带来炸弹让吴樾等看，经过试验，性能良好，吴等喜出望外。1905年8月，吴樾赴京，恰逢清廷实行立宪骗局，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他认为立宪骗局施行，必将阻碍革命的发展，想以刺杀五大臣来阻止这一行动。9月24日，五大臣启程，吴樾在没有引爆器材的情况下，身携炸弹前往车站行刺。在挤入车厢时，炸弹受震爆炸，吴樾当即牺牲，五大臣中的载泽、绍英受轻伤。刺五大臣一案，震动全国。
暗杀活动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并不罕见的现象。因对反动统治者极端仇恨而产生的这种暴烈行动，显示了资产阶级革命家无畏的牺牲精神，但也暴露了他们的根本弱点。由于中国历史上把仗义的刺客看作英雄人物，因此把暗杀作为革命的一种辅助手段，用以惩凶除顽，灭敌人威风，长自己志气，是可以起到与战场杀伤不同的政治作用的。但是革命党人夸大了它的作用，甚至认为暗杀可以阻止和改变敌人的政策。他们无法认识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的对立，而清朝统治者的政策是满汉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体现，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政策，只有用革命消灭满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去组织群众性的斗争，过于相信个人英雄的作用。由于这种弱点，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经常不表现为革命进攻中的辅助手段，而是孤立的行动，甚至是绝望的拼命。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赞成这种办法，孙中山就认为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4]。不过，光复会始终坚持这一办法。1905年春《警钟日报》被封后，刘师培逃往芜湖公学任教，化名金少甫，他组织了一个团体，叫黄氏学校，专门准备暗杀，吸引革命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
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举行革命暴动的准备。要暴动就需要联络会党，他找到三个人来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他们是陶成章、徐锡麟、敖嘉熊。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会稽人。父亲要他帮助经营石灰店，他不愿意，说是要使天下穷人都有饭吃。1903年他留学日本，正逢拒俄运动高潮，他的密友龚宝铨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可是，陶并不关心龚的活动，龚也不告诉他。1904年初，他偕魏兰返国运动会党。他们在杭州探访了关在狱中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濮介绍他们去见各地会党头目。他们经富阳、建德、龙游、建昌等地，到达魏兰家乡云和，了解了白布等会情况。随后，魏兰留在内地活动，陶成章由温州返沪，再去嘉兴联络敖嘉熊。蔡元培此时正在沪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邀陶运动浙江会党参加。魏兰在处州、金华认识了龙华会首领沈英、张恭等人后，又赴沪找陶成章。10月，他们同去金华布置龙华会响应起义。由于长沙起义事泄，响应事只好作罢，但龙华会从此成了与陶成章关系最密的会党组织。随后，陶又入永康、天台、黄岩等地，完成了对金、衢、严、处、温、台六府会党的联络。
陶成章等调查了会党、兵营、贫富户、钱粮等情况，传布革命书报进行宣传，并组织会党响应革命。但是，陶的浙江之行还与保皇党有密切关系。当时，梁启超也积极在国内从事军事活动，通过蒋观云派陶回浙。事后，陶通过蒋向梁作了汇报，并亲自写信给梁，梁夸他“坚固刻厉，今之墨子也”,邀他到日详谈。1904年冬，陶成章在上海应蔡元培之请加入了光复会，次年初，赴日。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山阴人，也是商人的儿子。1901年，他在绍兴府学堂任教。不久升为副监督，掌握该校实权。当时，学堂初兴，新旧斗争激烈，他依靠官府办学设施保守，受到进步人士的指责。1903年，他游历日本，适逢拒俄运动高涨，与革命分子接触后，深受感动，转向革命，回乡开设学堂、书局，宣传新思潮。1904年冬，到上海，应蔡元培邀加入光复会。陶成章这时也在蔡处，便将自己联络会党的情况告诉了徐。1905年春，徐率弟子数人，漫游诸暨、嵊县、义乌、东阳、缙云等县，结纳当地会党。
敖嘉熊(1874—1908)字梦姜，浙江平湖人，出身地主家庭。戊戌变法后，关心时事，研究经世致用之学。1903年入上海爱国学社，参加中国教育会，旋回嘉兴倡设爱国女学社、演说会、教育会，被清吏解散。1904年7月，他倡议组织温、处、台会馆，计划倡办团练以掌握地方兵权，又准备代当地客民缴纳租税，保护客民，以掌握财权。这时，龚宝铨介绍陶成章同他认识，三人一同商议了召集会党在浙江起义的计划。同年秋，会馆成立，陶成章荐魏兰为总理，派人至江浙一些地方调查。敖嘉熊还创立了一个“祖宗教”。蔡元培邀请敖嘉熊加入光复会，敖不愿，但答应有事相助；实则，敖以后的活动与光复会难于分割。
通过陶成章、徐锡麟、敖嘉熊的关系，光复会与浙江会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05年夏，温处台会馆因敖嘉熊家庭变故，经费不支而停办。这时，徐锡麟又开始筹办学校，陶成章、龚宝铨参与其事。9月23日，大通学校开学，校内设体操专修科，以训练兵操、倡办团练为名，训练革命人材。他们招来金华、处州、绍兴三府会党入学。陶成章厘定规约数条，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堂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友”,他们想通过这种办法，加强对会党的教育和约束。可是，大通学校成立时，陶成章又倡议“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5]。徐锡麟赞成这个主意，于是徐、陶、龚等五人很快就离校捐官去了。陶成章、徐锡麟等虽然进行了许多联络会党的活动，但是不耐烦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而急于寻找捷径。体操班修业期满时，陶成章主张停办，但平阳党首领竺绍康等将它继续办了下去，广招会党入校训练。大通学校的活动为后日秋瑾在浙江密谋起义，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光复会组织较为庞大，成员较多，活动区域较广，规章严密，不过它也存在着很严重的缺点。光复会始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以统筹全局。它的领袖蔡元培是一位思想激进、品质优秀的革命家，可是在政治斗争方面缺乏魄力，而他所亲近的骨干也多半是些文弱书生，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弱点。从事于实际行动的光复会领导人和社会下层有着广泛的联系，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号召力不够。由于个人经历和活动的地域、历史不同，这些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也不够，有些人甚至表示出瞧不起蔡元培。这种情况，使得光复会的组织比较松散，行动不够一致，它始终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进行统一的重大行动。辛亥革命时期，光复会成员领导的起义和斗争，几乎都是区域性的。
光复会独立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