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纠纷

·观奕道人·

从孙树森言，晋人有以资产托其弟而行商于外者，客中纳妇生一子。越十余年妇病卒，乃携子归。弟恐其索还资产也，诬其子抱养异姓，不得承父业，纠纷不决，竟鸣于官。官故愤愦，不牒其商所问其赝，而依古法滴血试。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验之，果不合，遂执以上诉，谓县令所断不足据。乡人恶其贪媢无人理，签曰：“其妇夙与某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众口分明，具有征验。卒证实奸状。拘妇所欢鞫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妇逐子，窜身逃去，资产反尽归其兄。闻者快之。按陈业滴血，见汝南《先贤传》,则自汉已有此说。然余闻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论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冻使极冷；或夏月以盐醋拭器，使有酸咸之味，则所滴之血，入器即凝，虽至亲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谳。然此令不刺血，则商之弟不上诉，则其妇之野合生子亦无从败，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

[选自《槐西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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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托言他人的、宣传善恶自有其报的小说。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一波三折。作者紧紧抓住读者的欣赏心理，使情节高潮迭起，矛盾愈来愈激化，扣人心弦。特别是结尾出人意料，细想又在情理之中。
首先，小说讲述了事情的原委：一个山西人到外地经商，把财产托付给了弟弟照管。“行商”,指流动经商，“商”在古代即指非固定经营的买卖人。商人在外地成了家，不幸十多年后妻子病死，他只好带着孩子回到了家乡。而这时他的弟弟出于私心——“恐其索还资产”,便“诬其子抱养异姓，不得承父业”。小说至此，顿起波澜，矛盾逐渐展开并扩大。作品开始了第一次波折。
既然弟弟存心耍无赖，要霸占兄长的产业，那么只能打官司了。这样便使读者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要看看官府如何判断此案。小说中写道：“官故愦愦，不牒其商所问真赝，而依古法滴血试。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俗称为“滴血认亲”的方法，现在也采用，但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检验基础上的，决非古代使用的那种简单而无科学根据的方法。牒，这里可引申为验证。县官不去验证商人的话的真伪，而仅靠滴血认亲，的确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盲目性。幸好父子二人血珠相融合，才避免了一场悲剧。这样，矛盾本来已经解决了，这一波折到此也就结束了。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因为商人之弟弟“殊不信滴血事”,他与自己儿子也来了个滴血试验，当二人血珠未合时，他“遂执以上诉，谓县令所断不足据”。这样，本来平息下去的风波，便再生波澜。如果说，弟弟第一次的赖霸兄产是以自己的名誉和人格为赌注的话，那么这次就是以他与儿子的关系作为赌注了，这赌注更大，更牵动人心。因此，矛盾便发展到第二个高潮。作为读者，急欲了解事情如何发展及县令如何断案的兴趣便更其浓厚了。
然而作者却没有直接写县令断案，而是由此宕开，写弟弟的无理行径触犯了众怒：“乡人恶其贪媢无人理，签曰：‘其妇夙与某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众口分明，具有徵验。”媢，嫉妒。无人理，指失去了作人的基本道德。具有徵验，即众人出具了书面证明材料。这样，小说突然节外生枝，使商人之弟的“谓县令所断不足据”的证据变成了引发他自己家庭丑闻的证据了，事情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写众人出具证明他妻子与人私通的书面材料，这是极有戏剧性的一笔——使弟弟与县令之间看来不好解决的矛盾，突然轻易地解决了，并生出新的枝节，使矛盾达到高潮。
最后，县令根据众人的揭发，从妇人和“妇所欢”者那里证实了奸状。“弟愧不自容，竟出妇逐子，窜身逃去，资产反尽归其兄。”出妇，即休妻。弟这样做，已是势所必然。小说以如此结局告终，实在出人意料，细想又觉得并不奇怪。商人与其子的亲子关系，用正当的方法就可证明；弟弟家中的丑事，既然众人都已知道，早晚也要播扬开来，所以这一结局又属正常。总之，从谋产讼官，到滴血认亲，再到众人具证，自食苦果，小说情节波澜的起落长消的轨迹，使故事矛盾错综，富于戏剧性。
此外，小说作者托言这故事为侄孙所述，然后作者又发一番议论，这种写法，使作品具有一种理性色彩。而且作者所发的议论和他的结论“故滴血不足成信谳”,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作者把商人之弟损人害己的结局归因于“此殆若或使之”——意即“这大概是天意使他这样的”,则未免失之偏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