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地狱变相图

科举考试是套在士子脖子上的一条锁链，又是压在士子心头的一块石头，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读书人为了猎取功名，不得不忍辱负重，承受种种非人的折磨。直至灵魂扭曲，丧心病狂。《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屡应省试皆落第，71岁始成贡生。他以亲身经历，揭露科第考试，实为一地狱，并描绘了一幅“儒林地狱”变相图：初入考场时赤着双足(防鞋内夹带),提着篮子(不准用包装文具，防夹带)像乞丐；点名的时候，受到官吏诃斥，役来谩骂，像囚徒；当他们坐在号房里答卷的时候，头从窗孔露出，脚从底下露出，(防传递作弊),像深秋蛰居蜂房的冷蜂；出得考场，神情恍惚，天地异色，像刚出笼子的病鸟；等待张榜的时候，草木皆惊，寝食难安，梦幻真假难辨，像被从山里抓来的猴子；突然飞骑传来，却没有我的报条，则神情猝变，嗒然若死，像吃了毒食的苍蝇，神情麻木，没有感觉，弄也弄不醒；刚失志时，心灰意冷，大骂考官不识人才，待到心气渐平，考技又痒，又像刚破壳而出的小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开始。读书人为求做官，提高社会地位，至老也要拼个功名。所谓“闹屋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
清代童子应县试，曾分为已冠(成年)、未冠(未成年)两组，已冠组题目多割文裂义，故中年以上人，连未冠试亦愿屈就。有位五十余岁的老头，应县试三十余次，尚考未冠，自题诗道：“县试归来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楼梯，牵衣附耳高声问，未冠今朝出甚题？”其辛酸出境，溢于言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可说是刻画了科举制度下变了相的儒林群象，其中周进和范进两位老考生虽然只是艺术形象，却典型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和科举制度败坏人才、败坏士风和社会风气的罪恶。周进应考到六十岁，胡子已经花白了，还是一个老童生，只得到薛家集去教村塾，受尽了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和举人王惠的鄙视，最后连个教书的饭碗也保不住了。因此，当他由于偶然的机会，去参观省城的贡院(考场)时，半生蕴蓄的辛酸使得他不由得“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可是，当他一旦中了举，联捷成进士，做了国子监司业以后，曾经奚落过他的梅秀才便冒认自己是他的学生，他早年写在村塾中的对联也成了“周大老爷的亲笔”,必须揭下来裱好，这个多年受人鄙视的穷老头子就被用金字写成的长生牌位供了起来。范进原是一个比较老实，受人欺侮的穷书生，二十岁起，连考了二十多次，直考到五十余岁，胡须花白，还是个童生。在参加乡试前向丈人胡屠户借路费，被骂了个狗血喷头。考试回来后，家里人已经饿了两三天，只好抱了一只生蛋的母鸡去卖。但他万没想到，这次考试因考官的同情竟然中了举人，当他看清楚报喜的帖子确实挂在屋里，几十年的愿望终于变成现实时，由于兴奋过度竟然发了疯，直到胡屠户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才清醒过来。从此以后，他就平步登天，有许多过去瞧不起他，侮辱过他的人都来奉承他，不到两三个月，田产房屋，奴仆丫环都有了。他也结交官绅蝇营狗苟，最终也成为一个虚伪，庸俗的官僚。
科举制度并不单是人才选拔制度，它首先是专制政治的统治工具，其主要功能在于约束士人思想，选拔和培养奴才，所以科举考试建立伊始，当唐太宗悄悄来到考场，看到大批士子一个挨一个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就兴奋地说：“啊，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口袋了！”在科考中，忍受了许多折磨之后，能考上的只是极少数，并且也已灵魂扭曲，良心丧尽，奴性十足，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只能在故纸堆中消磨一生，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黑暗而无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