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李白的影响

     由于李白继承发扬了魏晋以来的主体精神， 相对于其他唐代诗人特别是中唐儒学复兴以后的诗人， 可以说他是受儒家思想束缚最少的一个， 但这并不表明， 他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不多， 所受的儒家思想影响不深。而且， 也正是由于他受到的这些儒家思想的影响， 对促使他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故园情思”起到重要的作用。

     和唐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 李白从小就系统地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自称“常横经借书， 制作不倦” (《上安州裴长史书》) , 而儒家思想在他身上也打着很深的烙印， 他自幼就立下了建功立业、治国安邦之志：“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 射乎四方， 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他的政治志向是“申管晏之谈， 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 (《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 。同时， 他也接受了儒家“光宗耀祖”的教诲。《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教之始也。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李白在《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中说：“事君之道成， 荣亲之义毕， 然后与陶朱、留侯， 浮五湖， 戏沧海。”在《赠张相镐》中也说：“一生欲报主， 百代期荣亲。”而且， 他又有着家、国通一的志士情怀。正是为了“使寰区大定， 海县清一”, 也为了荣亲耀祖， 又把“家”“国”打通为一体， 李白二十五、六岁就游于四方， “遍干诸侯， 历抵卿相”, 离开了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故乡。

     然而出蜀后， 李白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现实的艰难、复杂， 饱尝了理想幻灭的痛苦， 在他还待诏翰林时， 他就发出了这样的牢骚：“青蝇易相点， 《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 屡贻褊促诮。”并且萌发了“从此一投钓”的归隐愿望。即便如此， 在辞京还山后， 他对长安待诏的那一段生活还是很留恋的， 对唐玄宗对他的恩宠和隆遇， 一直是铭刻在心的。这在他许多诗中都有明显反映：

     去去复去去， 辞君还忆君。 (《拟古》其十二)

     狂风吹我心， 西挂咸阳树。 (《金乡送韦八之西京》)

     遥望长安日， 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 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 发白心不改。 (《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鲁客向西笑， 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 日忆明光宫。 (《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

     这种感情不仅在李白初出长安时有， 而且贯穿他的一生。在他晚年流落在宣城一带， 听到“胡人吹玉笛， 一半是秦声”时， 也不禁“却望长安道， 空怀恋主情” (《观胡人吹笛》) 。这其中固然包含着李白对过去金堂玉马恩宠生活的怀恋， 但更多的是他思想中建功立业、事君荣亲的理想在起作用。不仅如此， 李白还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他的入世愿望：安史之乱爆发后， 他参加了永王李的幕府， 渴望通过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 “为君谈笑静胡沙” (《永王东巡歌》其二) ;在长流夜郎， 饱受折磨， 九死一生之后， 他还向率领平叛大军的李元弼元帅请缨， “冀申一割之用”, 这种由儒家宗法意识产生的忠君报国、光宗耀祖的思想， 深潜在每个中国传统士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在李白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

     也正是因为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年少的李白毅然踏上了离乡的路程。在之后的岁月里， 他急切渴望建功立业， “燕然未勒归无计”, 自然少了许多归家的打算， 这是形成他独特的“故园情思”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当他仕途不顺时， 他思想中追求自由个性和及时行乐的道家思想也时时占据上风， 他也会选择暂时或长久地归隐， 但为什么他没有选择归家呢？本文认为， 这与他所受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就没有必然的联系了， 而与故乡在他心中的印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