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亚洲各国文化

朝鲜、日本、东南亚及西亚等国的文化都受到中国儒学的影响，同时也为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输送了新鲜养料。朝鲜李朝的诗文集《东文集》(用汉文写成)在中国流传了几百年；李朝的《东宝医鉴》,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有过突出的贡献。
日本保存了中国的许多“佚书”,如皇侃的《论语义疏》、孔安国的《古文孝经传》等，于清初输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的儒学研究。梁启超留学日本，呼吸了异邦文化的新鲜空气，打破一切义法家法，创造出一种条理分明、辞句浅显、极富感召力的新文体，成了中国文体改革的导师。
印度婆罗门的“金胎”说传入中国后，促进了中国古代浑天说的形成，汉代“通五经，贯六艺”的张衡就是中国浑天说最著名的代表(参见胡世庆等《中国文化史》下册，306页)。此外，印度数学的百进法和倍进法、医术、制糖术，越南耐旱的占城稻，柬埔寨的象牙、黄蜡，老挝的象马、犀角，泰国的香料、苏木、水稻，缅甸的宝石、玉佛，斯里兰卡的绘画和雕塑，波斯(伊朗)的“马球”体育游戏、乐曲，阿拉伯的椰枣树、茉莉花，印度尼西亚的沉香、檀香、益智仁等药材，东罗马的穿颅术(医术),拜占廷的底也伽(一种解毒药),埃及的琉璃，东非的象牙、香料等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反馈，一一传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对于儒学开阔研究视野，发展开放心态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巨龙游四海，长鲸吸百川。中国儒学正是在时刻警惕外来之学的浸染，保持自己独特本质的同时又有条件地容受、吸取了国内外各家各派文化中的丰富营养，不断地充实、发展自己，从而获得了绵久亘长的巨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