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然儒士 位重才高

康里巎巎(1295—1345),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又号蓬累叟。色目康里部人，或称蒙古人(即汉高车国人)。历官承直郎、集贤侍制、监察御史、礼部尚书、奎章阁大学士、浙西廉访使兼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存世墨迹有 《十二月十二帖》、《渔父词》等。《元史》卷一百四十三有传。《元史》本传称“其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转引自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也称： “国朝以书名世者，自赵魏公(指赵孟頫)后，便乃公也。”
康里巎巎出生于一个官戎家庭。其祖父燕真 “事世祖，从征有功”。其父不忽木为元世祖时朝廷中的要臣，曾力言儒学之重要，弘扬汉学，规划学校制度及考试之法。其疏论及国子监应设的 “六学”之五即曰 “书学”,专门传授书画之法。据赵孟頫为之撰写的碑文记载，元世祖对他的评价甚至超过了当时的著名学者许衡，可见其为普及汉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康里子山从小受其家庭的薰陶，汉文化根基较深。康里子山 “幼肆业国学，博通群书”。元代初期是正统汉文化衰落的时期，朝廷中有很多名臣仅爱武而不通儒学，康里一家三代汉文化程度之深，是当时一般蒙古人所不可企及的。
康里巎巎一生勤勉探寻的都是汉文化的情致，身体力行，功绩显赫。从其出身的家庭到后来仕途上的经历，无不与汉文化有关。其一生多为文官，又曾先后担任过元文宗、元顺帝的“经筵官”(老师)。他不仅有条件亲入内府观摹御藏的古代书画名迹，而且还可以直接参与元朝文化制度的制定。所以康里子山在促进元朝民族文化的交流、加速蒙古统治者汉化、巩固元朝的中央集权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元代，统治者被汉文化同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府内奎章阁的设立，康里巎巎即曾任奎章阁大学士。但随着酷好书画的元文宗的去世，朝廷中一些蒙古族大臣则极力主张废掉奎章阁和艺文监。康里子山力排众议，向皇上奏曰： “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帝闻后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机构存设同原来奎章阁一致。康里子山自己也被提调宣文阁、崇文监之职，主持文艺之事。在元代书法史上，如果说赵孟頫是以其杰出的艺术实践成果来全面领导元代书法的复古潮流，那么康里子山则不仅是凭借其在书法上的卓越成就来倡导和响应赵孟頫、鲜于枢等人的“复古运动”,更重要的是凭借他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在制定文化政策和措施方面予以保护，推动汉文化的发展，从而促进了书法在元代的 “全面复古”。所以，在我们论及元代书法史上的功臣时，不能因为赵孟頫、鲜于枢等大家的显赫地位，而忽略了康里子山的作用。在历史上，一种文化的复兴，往往是同行政上的倡导(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的关系。如唐太宗、宋徽宗、宋高宗等诸位帝皇酷好文艺 (主要是书画),其时的书法景象也就空前繁荣了。
康里在元朝虽是身居要职，德高望重，但他没有一些文人仅为“文”而事“文”的通病，而是一位忠实的儒家文化卫道者，身体力行，亦言亦行。他曾就部分蒙古贵族反对儒学之为，针砭时弊据理力争。他一生为官清廉，死后竟穷得“无以为殓”。康里子山品性高风亮节，犹如松竹间之人，让世人企为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