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同志会的成立

6月16日，铁路公司召集在省股东和谘议局常驻议员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认为形势日迫，需要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1]。于是连夜缮发通知，分道联络，同志会第二天就要成立起来。当夜蒲殿俊、罗纶等二十余人又仔细商量，为了要以群众声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除先把成都各街道的分会组织健全外，还必须在各县成立分会。同时为了留有转圜的余地，谘议局议长暂不露面，留作幕后的主持者。同志会内另设一个对外不公开的参事会，作为决策的核心，谘议局常驻议员皆作参事，由蒲任会长，罗任副会长。这是内幕机构，对外不宣布。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的铁路公司，人群熙攘，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除了应邀与会的在省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团体代表外，更多的是闻讯自动赶来的爱国群众，如青年学生郭沫若便是这样的群众之一。
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程莹度等许多人相继发表了激昂慷慨、声泪俱下的演说。他们讲述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经过，揭露四国借款合同的内容，批评政府的违法乱命。
关于这次大会的群众情绪，无论是官方文书，或者是私人著述，都有着十分生动的记载。例如：
6月17日，即开会当日，王人文在致内阁的电文中说：
本日未前，各团体集公司开会，到者约二千余人，演说合同与国家存亡之关系，哭声动地，有伏案私泣。最后议决，设立保路同志会，由会选人赴都面谒钧部，请示办法，俟商定后，再请查帐。幸无骚动情形，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2]。
6月19日，王人文又在奏折中陈述17日开会情形说：
本月二十一日(即阳历17日),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一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3]。
青年学生郭沫若，是当日亲临会议的目击者，他在后来的著述《反正前后》^[4]中，也有一段十分详尽而生动的记载：
股东代表大概有二三百人，会场是设在一个天井里面的，上面搭着棚厂。铁路公司是设在从前打大小金川封了公爵的岳锺琪的公馆里面。全部是旧式的建筑，没有那样宽敞的可容几百人开会的会场。做讲坛的是一座戏台，前面摆着一张方桌，靠壁和两侧放着一排太师椅。坛上坛下的人都坐定了。铁路公司的总理——姓甚名谁我已不记忆了^[5]——起来摇铃宣布开会。
劈头讨论的便是铁路国有问题。关于这个政策的情形，好像是邓孝可起来报告的。他的报告很平淡。他本来是赞成国有政策的人，后来随着潮流的进展却成为了保路同志的急先锋。在他报告完了之后接着是罗纶登坛。
罗纶是一位白皙的胖子，人并不很高。他一登坛，向满场的人作了一揖，开口便是：
——“各位股东！”很宏朗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地痛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
——“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的事了，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在他看见会场稍稍在镇定的时候：
——“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我们要誓死反对！”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拳。坛下也同声的反响了一声，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联络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一声，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是有点“声震屋瓦”。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公司总理的主席的位置，无形之间便被罗纶诸人夺去了。保路同志会顿时便成立起来，会长举的是蒲殿俊，这是罗纶当场推荐的，副会长就是罗纶。下面分四股办事，有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各股的干事都是当场的人自告奋勇来担负的，大体上都是罗、蒲一派的人。
同志会成立后，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
王人文，字采臣，云南太和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原由陕西左迁四川藩台，新简川滇边务大臣，未赴任，被命临时护理总督。前任川督是赵尔巽，调东三省。赵调任前，未践诺保王为川督，而是密荐其弟赵尔丰署四川总督，以王代赵尔丰的川滇边务大臣缺。有人说：王对保路运动比较放任，是有意制造难题留给赵尔丰；但从王在这个阶段的前后言行看，他承担着颇大的风险。如上述，为了给谘议局代奏，他已经受到朝廷的一次申饬，对盛宣怀等拟定的提用路款办法，他也不完全同意。现在这么多的请愿群众涌到他的衙署里来了，他居然破格地走到群众中来，并讲了话。对大家的要求，不但表示同情，而且表示支持：“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在职责上，无论怎样要据理力争。”^[6]王人文说话算数，在接见群众讲话后的第三天——6月19日，即上疏严参盛宣怀签字借款合同，丧失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请将自己治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6月27日，他又把罗纶等二千四百余人签注批驳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并附片自请处分。王人文作为清政府的一员封疆大吏，对保路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其胆识确是难能可贵的。结果，王自然遭到清廷又一次的严厉申饬，最后终于受到革职处分。如果不是辛亥革命发生，他是会被逮入京办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