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想的复活运动

思想是时代的要求和反映。在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中，中国人民不仅用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者，而且也用思想的火花浇铸着抗日的长城。伴随着全民族抗日精神的高昂，抗日战争在中国思想领域中也引起了极大的变化，一股“中国化”的思潮浸漫于中华大地。各种政治势力都从民族生存、抗战精神的发扬角度出发，结合自身政治理念，高唱“中国化”的旋律。所不同的是，国统区的“中国化”现象，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重新整理和认识，即所谓的“新瓶装旧醋”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和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架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特别是抗战后期，一些素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胸怀和志向的知识分子，在艰难环境下探究国家民族复兴之路的活动也达到了高潮。一时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运动，在国统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并由思想领域向其他领域渗透。因其主流话语与原创活动都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关，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的再创新与发展，所以姑且将这一思想运动称之为“传统思想复活运动”。当然，这一哲学思想活动也是自“五四”以来探讨中国文化现代性与传统性结合活动的继续和深化。
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后期，国统区传统思想复活运动成就显著，除国民党官方系统的思想体系外，较成熟和影响力较大的有代表性的思想体系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和金岳霖的“新道学”,等等。这些思想体系最大的特征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从中华民族生存和复兴的角度出发，重新解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符合时代特征的新的思想体系。
熊十力，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湖北黄冈人，1885年出生。他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家”,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奠基人。
抗战时期，颠沛流离来到四川的熊十力，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自甘寂寞，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文化。为此，从1943年起，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勉力著书讲学，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纳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了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出版，标志着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
在哲学本体论上，熊十力接受了佛教唯识宗的“万法唯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认为“识”或“本心”乃宇宙之本体、万化之根源，正如他解释为何以“新唯识论”命名其哲学思想体系代表作时所说：“识者，心之异名。唯者，显其特殊。即万化之源，而名以本心，是最特殊。……新论究万殊而归一本要在反之此心，是故以唯识彰名。”^[1]在此基础上，熊十力建立了核心为本体与现象、本体与功用是不能分裂成两片的“本体论”。由“体用不二”论出发，他又建构了他独具创意的“翕辟成变”的宇宙论。“翕辟”之说源于《周易》,熊十力借用于自己的哲学中，“翕辟”即是“心物”,“翕即凝敛而成物，故于翕，直名为物；辟恒开发而不失其本体之健，故于辟，直名为心”。“心”与“物”虽是本体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但“辟”包含着“翕”,而“翕”则从属于“辟”。翕是物，辟是心，此心既是“宇宙之心”,也是“个体之心”。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了“性量分殊”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认知能力可以概要分为两种：一是性智，它是一种发自本心的认识能力；二是量智，“习心亦云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故，故说名量智，亦名理智”(新论),量智是从性智中异化出来的而又与性智相对立的一种认识能力，它以日常经验为基础。
“体用不二”的本体论、“翕辟成变”的宇宙论、“性量分殊”的认识论，共同构成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哲学思想的理论框架。
综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他的哲学思想是导源于孔孟的仁学与王阳明的心学，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佛教法相唯识之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融为一体，并且发挥《周易》、《老子》和陆王心学的思想而提出来的^[2]。其“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意，独具特色。他是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极具创新的一代大师。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抗战时期，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时期，和当时西南联大大多数学者一样，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抱着为中华民族复兴有所贡献的坚定信念，冯友兰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起，先后发表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新事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4)、《新知言》(1946)所谓“贞元六书”^[3],构建了“新理学”的完整体系，使“新理学”成为当时国统区最庞大、也最引人注目的哲学思想体系。
冯友兰在观念上构造了一个“理世界”,“理世界在逻辑上先于实际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实际的物，不过是“相对的料”,它是第二性的；“理世界”(或者叫“众理之全”的“太极”、“大全”)是第一性的，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创造者。物不过是“理之实现”。通过对“理之观念、气之观念、道体之观念、大全之观念”的哲学阐释，构建了“新理学”的完整体系。并利用这一体系，对他所认识和理解的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解读。其中，他所探讨的“共相”与“殊相”,即“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为他讨论中西文化关系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论证主宰事物的“理”即是寓于“殊相”中的“共相”,冯友兰论证了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必有其共性之所在，而这种共性正是中国人所必须学习的。在此理论前提下，冯友兰的《新事论》(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又进一步从社会类型的角度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与归趋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中国还是“生产家庭化”的社会，西方则已是“生产社会化”的社会，因而，“中国现在所经历之时代，是自生产家庭化的文化，转入生产社会化的文化之时代”,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民治主义，都是一个社会已实行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制度以后的事，“中国现在最大的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不过，他认为文化类型转变并不是以牺牲文化的特殊性为前提的，需要转变的只是文化类型“有关之诸性”。于是，他合乎逻辑地将视角转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不仅不缺少组织社会的良好道德，而且视道德价值高于一切。仁义礼智信“是无论什么种类的社会都需要。这是不变的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是中国社会自商周以来历久不衰的“国风”。在这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望及中国的肩背”;中国所缺乏、所添加的只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是“中国到自由之路”。这样，冯友兰又陷入到了清末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4]。
为了论证中国的道德不仅值得中国人珍视，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提出了他的“人生境界”理论。他从人生观的角度将人生分为依次上升的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在“天地境界”中，人是“圣人”,和“理世界”合而为一。《新世训》和《新原道》又进一步从“闻道”、“行道”的角度，对“天地境界”的完美至上作了说明和补充。
由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冯友兰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新理学”,不言而喻就是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直接先驱，而且申明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以继承为基础，以改造、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为鹄的。换言之，冯友兰的新理学是在复活孔子伦理、程朱理学的封建正统哲学的基础上，再糅合道家哲学、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而构成的，其基本核心和主要内容是承继和发展宋明理学而来。
“新理学”的建立，标志着新儒家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新理学”不袭今，不仿古，而是力求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致力于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博采众家、自成体系，从而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独树一帜。冯友兰因此而奠定了“现代新儒家”的地位，他也被认为是抗战时期“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5]。
战时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一样，在国统区有一定影响的另一哲学思想体系是贺麟的“新心学”。
贺麟，字自昭，1902年出生于四川金堂县。和熊十力、冯友兰不同，他属于晚出的哲学思想家。早年留学欧美，回国后主要从事西方哲学思想的整理和研究。正是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陆王一派相结合，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了独特的“新心学”哲学思想。
贺麟是以新黑格尔主义发挥陆王心学而建立“新心学”体系的。在其于1942年出版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中，贺麟全面阐释了“心是主宰”的哲学命题。他说：“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是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故所谓物者非他，即此心之用具，精神之表现也”^[6]。就是说，客观世界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我的心的存在。同样，贺麟通过从哲学与科学、生命与物品、主观与客观、体与用、人与禽兽的区别等方面论证“心”高于“物”,从而为他讨论中西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铺垫。
在认识论方面，贺麟认为“知行合一乃是知行同时发动之意”,“知是行的本质(体),行是知的表现(用)”。他说辩证唯物主义“只是把科学常识加以玄学化独断化”,称唯物史观为“外观法”,不如唯心史观“内观法”“注重本质”。贺麟对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推崇备至，认为它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精辟的发挥”,“实在是发挥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伟大成果，也就是为知难行易说谋最高的出路，求最后的证明”^[7]。此外，他还宣扬和肯定封建的“三纲五常”说，说“五伦”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关系，“三纲”是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关系。
当然，在贺麟精心构建“新心学”体系时，受时代的影响，蕴含的特殊本意则是对中国传统封建儒家思想的认识问题。在其《文化与人生》论集中，贺麟从他的“新心学”走到了现实：其一是断言“新儒学思想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其二是指出“以精神或理性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8]。如果将二者融合来看，其主旨是呼吁中国人充分发挥“心”的力量去消除奇灾大难，复兴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他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就在于中国人以“心为主宰”去发抒“内蕴的潜力”,归根结底则是儒学的复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的失调，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因而，“民族的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他指出的具体出路便是“本典型的中国人的态度，站在儒家的立场”,去“儒化西洋文化”、“中国化西洋文化”,不是“西化”,而是“化西”。
由于“新心学”产生于40年代，是较晚出的新儒家哲学，是在继承、吸收和批判前人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贺麟被认为是新儒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
除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之外，较有影响的还有金岳霖的“新道学”。
金岳霖是吸收了休谟、康德、罗素等西方哲学的成果，又对先秦老庄哲学和宋儒道学作了创造性发展而创立自己“新道学”哲学体系的。《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认识论。在方法论上，他将西方哲学严密的逻辑分析和论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结合起来。因之，金岳霖被誉为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
不论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还是金岳霖的“新道学”,它们都有共同的特征：其一，宣扬唯心主义(尽管程度上有差异);其二，“复活”传统思想文化；其三，重建中国哲学，为现实服务。当然，由于它们的社会影响，以及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不一样，例如，贺麟除宣扬唯心主义、传统思想外，一度还极力吹捧蒋介石，为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集权统治张目，幻想蒋能采用他创立的“新心学”来改造国民党，改造社会。冯友兰则因其“新理学”社会影响大、颇有代表性，因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以延安出版的《群众》为阵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先后发表了不少批判文章，批判和揭露其反时代、主张唯心复古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