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崇拜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形成了光荣的历史传统。尊重历史遗产、以法先王为己任的儒家，具有强烈的传统崇拜意识。所谓传统，是指由历史沿传而来的思想、信仰、宗教、道德、风俗、习惯、心态、艺术、制度等。所谓传统崇拜，是指极其尊重传统，以弘扬传统为己任，自觉地按照传统的模式行事。儒家的传统崇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道统。即圣贤相传的儒学传承体系。儒家认为，自己的学说有根有本，源远流长。战国中期的孟子首倡道统，建立了一个由尧舜到孔子的“群圣之统”:“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菜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他以继承道统为己任，并为这一道统的长久延续而奔走呼号，不懈努力。唐代的韩愈认为，儒学之道，从尧、舜、禹、汤传到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后便“不得其传”了，他“欲全之于己坏之后”,“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他用完整的道统说对抗佛教各宗派传法世系的宗教法统，用《大学》的儒学体系对抗佛教的宗教哲学，从民族文化、学术传统、理论体系等方面批判佛教，遏制佛教势力的扩张，捍卫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到了宋代，理学家们在道统的承传和发扬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朱熹的弟子兼女婿黄干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彰明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宋史·朱熹传》)朱熹接过韩愈的道统说，提出了儒学“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微妙的。“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才能使“危者安，微者著”,合乎中庸(无过无不及)的要求(朱熹《中庸章句序》)。儒家认为这是从尧舜禹到孔孟心心相传的学术准则。
儒学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和维护儒学的道统，是为了利用人们的传统崇拜心理提高儒学的地位，“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宋史·道学程颢传》),为平治天下、强国富民服务。
(2)政统。即代代相传的政权传承及治理国家的准则，包括宗法统治、仁政德治、修身治国等等。
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即实行家天下的家族统治。夏商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弟终侄及并存，到西周时实行单世系嫡长子继承制，后来一直延续下来，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习惯法。西汉实行太子制，由皇帝生前公开指定接班人；清代又改为密建皇储制，由皇帝秘密选定某一皇子作为即位者，在皇帝死后公开。尽管有这些具体方法的变化，但强调皇帝意志，实行一族家天下统治的实质并未改变。孔孟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礼之大节，董仲舒明确提出父为子纲，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强调“先王有至德要道”,即“以孝治天下”、“制节谨度”、“以孝事君，以敬事长”。清初思想家费经虞、费密父子把历代帝王公卿也纳入道统之中：“上古，核也；羲农以来，根也。黄帝、尧、舜、夏、殷、周、秦、两汉而下，历代之君，本也；如汉之高、光，唐之太宗、肃、代，皆与汤、武、中、宣同功；而文、景、明、章，与元魏孝文，宋仁宗，明宣、孝，皆与太甲、成康同德。……欲正道统，非合帝王公卿以事为要，以言为辅不可。”(《弘道书·统典论》)儒家注重宗法传承及其相应的忠君孝道观念，对于无休止地争夺王权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其间固然出现了不少开明圣主，但也造成了让许多蠢才、庸才执掌全国政权的悲剧局面。

至圣先师像(雍正十二年绘，藏西安碑林)

补救皇帝才智不足的有力措施是任用贤能。儒家崇奉的先王，都是任用贤能的典范。舜提拔于农田之中，周文王的贤臣胶鬲是从鱼盐贩子提举出来的，商汤听说伊尹很有才能，便备办礼物“三使往聘之”(《孟子·万章上》),让他辅佐自己治理天下。孔子主张“举贤才”,“举直错诸枉”,提拔正直有德之人，并对从政者提出了仁、义、礼、智、信、恭、宽、敏、惠、诚实、正直、廉洁、谦逊、勇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道德要求。孟子也提倡尊贤，认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儒家这种举贤任能的政治主张，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权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仁政德治是儒家政统的重要内容。儒家认为，先王都是仁爱万民、让百性安居乐业的。先王之道就是以仁政平治天下。《孟子·尽心上》记载，周文王制定土地制度，教育人民栽种畜牧，引导百姓“使养其老”,故“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孔子建议统治者在定贡赋时施恩惠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税要轻(《左传》哀公十一年)。他认为，惠民的根本方法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通过减轻剥削、提高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方法，使人民富起来。孟子主张制民以恒产，“省刑罚，薄税敛”。认为只要继承尧舜等先王传至今日的仁政传统，即可“王天下”。孔子大力提倡德治，主张德刑并用，宽猛相济；以宽为主，重在引导。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对老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他们“有耻且格”,即懂得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自觉地服从封建领主的统治而不做违法乱纪的事。他认为，不加教育便加杀戮叫做虐，不加申诫而要求马上成功叫做暴，这些都是必须排除的恶政。孔子主张通过道德教育使民知礼而免于犯罪，在当时还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固然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设计的蓝图，而且带有不少空想的成分，过于理想化了，但其中渗透着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体现了封建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儒家思想中的封建主义人道主义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其形态不一样，水平有高低，但在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同样闪耀着人类认识自己的智慧光华。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3)学统。即强调学术的传承性。其基本特点是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在传注解释儒家经典中发挥自己的思想，为维护或改造社会现实政治服务。孔子“述而不作”,通过整理、发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著作宣传自己的学说。从先秦到明清的后世儒家，一直奉孔子为圣人，声称“天未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卷九三)。“如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韩愈《原道》)。他们一直打着孔子的旗号，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宗旨，通过传注儒家经典，改造发展孔子学说以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到了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朱熹又以《论语》、《孟子》与之并列为四书，为之作注，从而使四书五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教科书，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这种治学方式，促使儒学形成了许多一以贯之的传统。
在治学目的上强调学以致用，“以其学，易其道”,“为万世天太平”。孔子为适应建立大一统封建帝国的需要，精心建构了仁学体系，周游列国，奔走呼号，要求统治者接受他的政治主张。他公开声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孟子以接受孔子的传统自居，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宣扬其“仁政”、“王道”学说。儒学自汉代成为正统官方思想以后，哲学、道德、政治三位一体，与封建统治的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哲学成了政治的婢女，宇宙本体即道德之源，求知方法即修养方法，修养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他们或“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顾宪成传》);或“兴复古学，务为有用”(《复社纪略》);或特别注重“经世致用”,提倡“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潘来《日知录序》),力求促进国家繁荣富强，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
在学术内容方面，儒家的哲学形成了尊重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思维方式，重视社会、人生问题的研究，强调变易，以主张调和与平衡为特征的朴素辩证法等传统。儒家的史学形成了秉笔直书、扬善惩恶、臧否正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等传统；儒家的文学则形成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等传统。儒家的传统崇拜还影响到艺术、医学、风情、民俗等各个方面，如各艺术流派都讲究“家法”、“师法”,把“无一字无出处”、“无一笔无来历”作为艺术和技能的极致；医家以“祖传秘方”招徕患者；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深入人心，与之有关的各种传说家喻户晓……
儒家传统崇拜的影响是如此广大，如此深远，以至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它大大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延续力、消化力，使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一以贯之；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中国传统人格的某些消极因素，如因袭惯例的惰性、服从权威的奴性等等。许多反传统的思想家都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仍旧停留在传统之内，他们的许多新思想最后终于被传统文化的“黑洞”所吞没，特别是在社会必须转型，革命即将发生之时，这种传统崇拜的消极影响就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