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孟衣冠传

题“梦游上海人戏笔”。六卷三十回，成于光绪二十九年 (1903)前。现存笑林报馆校刊的石印本。

本书叙败落乡绅子弟金钱元买通抚台金雁桥姨太太，做了催讨渔税银两的查捐委员，接着又走内线，送了四件宝物，河南巡抚金雁桥保举他做富庶的中牟县知县。他在任上，敲诈勒索、强取民财，随后借了京债二千，凑上带来的三千，从回龙阁大学士福瑞山那里买官。福瑞山与 “圣眷甚隆”的掌宫太监安殿宝有交，安便保举金钱元做知府。金在开山府知府的任上贪得无厌，激起公正绅衿上告，经御史铁笼山弹劾，终被参倒，发配边远充军。在途中被猎户寇顺玉夫妇刺死，剖心挖肠，替国除了奸，为民除了害。“把金钱元前后事情详详细细的做部闲书，流传当世，惊醒官场，方不负劝善惩恶之意”。这就是作者的创作主旨。说明本书是从近代的谴责小说这条线上贯穿下来的。这样的题材在当时来讲，比起那些嫖妓写情、武打怪诞的作品，格调稍许高些。
“优孟衣冠”典出 《史记·滑稽列传》,言春秋一名艺人着楚相孙叔敖衣冠讽谏楚庄王的事，后世因作登场演戏的代称。本书作者“因叹官场如戏，所以通部书用戏名嵌成”,反映人民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借寇顺玉之手诛之，势恶土豪杀机太盛，也借冥王之威判之，众贪官门丁一一承受冥罚，以“痛戒世人，互相敬惧”。这和当时民心与创作风气密切相关。
出于上述的创作旨意，作者根据所见所闻，以金钱元混迹官场，贪赃枉法为主线，编织故事，串联人物，倾向鲜明，感情强烈，成了合乎时代潮流的一部小说。抨击官场，这正是晚清谴责小说的主题，而以事见人则是这类作品常用的手法。本书叙金钱元在第一任官——渔税银子委员任上，查获漏税的五个渔民，竟要其中的罗四虎拿出一百两银子，不从，便锁到县里，打板枷发示众。薛家窝一条渔船有宾铁剑一把，他竟诬为谋反，说是拿到了私运军械的匪徒，借此敲诈搜刮。他为什么看中中牟县知县的优缺呢？ 因为 “一任至少也有一万两万”的外快。作者以讽谕的笔法，写金钱元离开渔税局赴任时，各事交代一过，“只有罚款的那本本子没有交下”,“不知是几时遗失”,因为那原是一本糊涂帐！
作品借金钱元凑巧识得福瑞山手中拿着的朝廷交下来的番文，揭露了清政府的对外投降政策，“遇事忍耐几分，退让几分”,把主权拱手让给洋人，由他们开矿。这些卖国贼拿了十万股金酬劳费，竟袒护洋人，派兵弹压矿山下的阻挠开矿的居民。作品提到的派出使臣穆里沙的大保国似为沙皇俄国，这就暗示了作品的背景。作品一边写金钱元“真会钻谋”,叫安太监保举他做知府，一边写百姓的拦轿、辱骂、砸扁，作者高喊“冤、冤、冤”,并借寇顺玉之口说出“如今文官要钱，武官要命”,感情颇为激愤。
当金钱元被参倒时，大保国使臣穆里沙竟发出照会，妄图在他们的保护下，将金钱元“送到大保国去，永远拿他不得”。“外人干政”与 “损失国体”即投降主义与卫护主权两派展开了斗争，但“朝廷近来最惧外人”,“格于国势”,未敢拿他问斩，只充军了事，点明了贪官污吏是一定的土壤与气候下的产物，尤在晚清，具有国内外的广阔背景。
从本书第三回的 “小开”和第六回的 “金顶山暗中有了三只手的毛病”这些用语看，确系上海人口吻。它以铺事见长，而忽略形象塑造，细节刻画寥寥，言谈泛泛，少见个性。它只是选择某些典型情节加以铺叙，其中尤以讨鱼税、办洋务、索民财为胜。上至宰相太监，中至抚台，下至知县知府，赇贿贪酷，屡有涉及，而对钻营卖官、勒逼民财的描述尤为深刻。作品以金钱元的渔税委员、知县、知府三任为描写重点，显得有条不紊。惟因不重视文学因素，不具备文学手腕，故而似过眼烟云，在说部中并未留下痕迹，连孙楷第的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及有关专史、专文、专目，均未见此书名。但从晚清小说创作潮流看，它确乎带有时代特征。例如它点到的清廷政治窳败，官吏贪污媚外，平民志士的不满反抗，以及作者将小说作武器，对政府与尘世的污浊展开抨击，都是当时的共同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