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篆书为本的尊古倾向

赵宦光本人精通《说文》,擅长篆书，又创草篆一体，他说：“余不能真草而能古篆，即方丈一笔，自顾得意，至若以飞白作篆体，即上古不可得，后代不可知，自秦斯而下，居然不肯让人，试为拈按，知余言之不妄。” (卷上《学力》)可见他对篆体特别偏爱而又以精通篆法自负，故其论书也以篆为本。他以为上古文字各自成象，其法不传，“世降而为篆，曰大曰小曰缪，从一法生，负抱俯仰，构结不离，犹之地天否泰，阴阳溷合，算可分坼，其法若存若亡，亦非后世可及”。篆书是中国第一次的文字统一，故可以说是中国文字的定形期，赵宦光肯定了篆书的这种特定历史地位，认为篆书为后来隶、草、真、行所不及。他说：“篆书一笔不得杜撰而字字皆可变化，徒隶俗体杂陈而一笔不可转移，何也？古者万国人自为法，变是其本分耳，至于后世作者不兴，同文有禁，所谓依样胡卢者，非邪？此亦人之大不幸矣。” (卷上 《权舆》) 他所谓的“徒隶书”就是指六朝碑刻之文。因篆书总汇了战国以来各种书体而成，虽有统一的要求但变化无穷，后代的书体要求划一规范，较少创新，与篆体不可同日而语。故赵氏于 《权舆》一节中论十体书，于篆曰： “大篆敦而圆，骨而逸；小篆柔而方，刚而和，筋骨而藏端楷，籀则简缩，斯乃舒盈，书法至此无以加矣。”可见他以篆法为书之极则，他论及字之筋骨时云： “自 《诅楚》而下无筋，自《石鼓》而下无骨，独秦斯能藏筋骨于皮相间。”也都以大、小篆为书法之最高境界。
篆书既于书史上有如此得天独厚的优势，故赵氏以为篆书可通于其他各体，他说： “字须遵古：古文烦，惟篆可法，上以溯古，下以通时，篆明而诸体具，故先字义以冠诸帖。”(《附录·金石林绪论》)他以为篆书是介乎古文与时人之书间的书体，因古文太烦，时书太俗，而篆书上可以通古，下可以通时，故是书法中最关键之书体，明此则可以通众体。他说： “书法每云学书先学篆隶而后真草，又云作字须略知篆势，能使落笔不庸，是故文字从轨矩准绳中来，不期古而古；不从此中来，不期俗而俗。书法所称蜂腰鹤膝、头重末轻、左低右昂，中高两下者，皆俗态也，一皆篆法所不容，由篆造真，此态自远。”又说： “真书不师篆古，行草不师章分，如人食粟衣丝而不知蚕茧禾苗所出也。”(卷上《权舆》)显然他以篆为真书之基础，能熟谙篆法，就可避免各种俗态，令书有所本。同时，他也主张篆书能兼取草、隶等其他书体的笔法，互相贯通，如此方能形成富于个性的风格。他说： “篆无隶法不得飞动，无草法不得古雅，无斯法不得严肃，一篆如此，展转可推。”这正是他本人创造草隶的理论依据。然他以为不知篆法则流于时俗之病，字便颠踬不正，故力倡以篆为本，而鄙弃时下卑俗的书风。他说：
字有三品，曰庸、曰高、曰奇，庸之极致曰时，高之极致曰妙，奇之极致便不可知。……吾又恶庸，庸人趋时，作世俗事业，便无出头日，佛法中学道时宁落地狱，不愿畜牲，近之矣。曰：宁恶毋庸，有说乎？曰：有。恶故自儫唾骂者载道，自然有日自觉其丑态；庸俗之作，甄别者世不多见，十人九人赞叹其美，历世愈久，庸根愈深，落此深坑，何时出离。(卷下 《评鉴》)
他以佛教学道时所说的“宁落地狱，不愿畜牲”为喻说明学书切不可沾庸俗之病。宋代的黄庭坚曾论书曰：“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矣。”正与赵氏这里所说的意思相同。只是赵氏将遵古的倾向与避俗联系在一起，他以为俗又分为若干种： “字避笔俗，俗有多种，有粗俗，有恶俗，有村俗，有妩媚俗，有趋时俗，粗俗可，恶俗不可，村俗尤不可，妩媚全无士夫气，趋时则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世人顾多尚之，目为通方者有矣。此以恶紫特甚，须痛惩之。”(卷下《评鉴》)可见他尤鄙妩媚时俗之态，原因就在于此种时俗最易蛊惑人心，使人迷不知返，危害极深，故他宁取恶俗而不取时俗： “好古不知今，每每入于恶道，趋时不知古，侵侵陷于时俗，宁恶毋俗，宁俗毋时，恶俗有觉了之日，时俗则方将轩轩自好，何能出离火坑。”(卷下《评鉴》)他主张察今知古，在比较中有所取舍，“不见古人书，不能洒俗，不见今人书，不能祛妄”。(卷下 《评鉴》)
赵宦光论书的尊古倾向是极为明显的，他以为书体代降，由篆变隶，由隶变真，真变为草，愈出愈下，故他主张学书宜取法乎上，求其本原： “学书须彻上彻下，上谓知其本原来历，下谓采其末流孙枝，知本则意思通而易为力，求原则笔势顺而易为功。何谓本？字必晋唐，晋唐必汉魏，汉魏必用秦篆隶，篆隶必籀、斯、邕、鹄，此数家又须仿之鼎彝铭识而后不为野狐惑乱。”(卷上《学力》)他直欲追溯远古，取法钟鼎彝铭，其尊古的倾向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