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语骑射”为根本的东北民族教育

国语骑射是清朝统治者在满族和东北境内的其他渔猎游牧民族中间推行的教育方针，以此维护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这种以国语骑射为根本的民族教育并不是清朝特有的文化现象，辽、金、元等历代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在本民族内部采用过类似的文教政策，只不过到清代这种民族文化教育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并有了一个明确的提法。可以说，国语骑射是东北民族文化教育的最基本的内容与特征。
历史上东北文化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一方面是辽东、辽西地区汉族封建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在某些时期并不比中原落后。另一方面是生活在东北的东、北、西部森林、草原地带的渔猎游牧民族仍然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发展阶段，没有形成本民族的文字，文化教育停留在原始的氏族教育阶段，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养成了善于骑射坚韧耐劳剽悍勇敢的民族习俗。东北大地是中华民族的苑囿，鲜卑、靺鞨、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都是从这里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而这些民族的发展，通常都伴随着民族的迁徙，离开世代居住的白山黑水和大兴安岭森林，来到与农业文化相接壤的前沿地带。他们通过学习和吸收中原汉族的政治制度、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本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导致了民族内部政治力量的分化，最后建立奴隶制政权，并入主中原，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往往是较早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接受汉文化的民族建立政权国家，而他们凭借君临天下的尚武精神又往往是他们本民族文化传统习俗所熏陶出来的。他们在进入中原后，面对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置身在广大汉族包围之中，一方面力图维护本民族文化风俗不被改变，保持一支威慑天下的镇压力量，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本民族自身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被汉族不断地同化、融合。在这里又一次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化所征服”。落后的征服者被先进的文化征服了。东北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本上就是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即进入中原的民族文化教育水平高于留在东北的民族。居处在农业半农业区的民族文化教育水平高于渔猎游牧民族。不同民族如此，同一个民族的发展亦如此。
(1) 契丹与蒙古的民族教育
辽代东北民族众多，各民族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契丹统治者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在文教方面对汉人，汉化的渤海人推行儒学教育，对契丹人，则只在少数契丹贵族中推行汉化教育。史载，圣宗以后诸帝都“好读《贞观政要》”,“游心典籍，分解章句”,从儒家经典中寻找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契丹贵族中涌现出一大批博览经史、工于文词书画的人才。但契丹人中享受教育的只是少数上层贵族，契丹国子学中学生多是契丹贵族子弟。对于广大的契丹牧民，辽代统治者出于军事统治的需要，让他们继续保持骑马射箭的原始传统，严格限制牧民士兵和奴隶学习文化，参加科举考试。椐文献记载，辽代“宫中见读书辄斥”,严禁下层侍者学习文化。耶律庶箴之子蒲鲁“举进士第”,辽兴宗将庶箴“鞭之二百”以示惩戒，可见辽代文化教育政策带有明显的阶级特点和民族区别，因而阻碍了辽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辽代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件大事是契丹文字的创制。契丹本无文字，以刻木为信，建国后为了适应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的需要，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创制契丹文字。突吕不采用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损的办法制成契丹大字。数年之后，阿保机之弟迭刺在回鹘文的启发下制成契丹小字，小字在字形字音方面参考了汉字和契丹大字，在拼音方法上参考汉字反切法。小字文字数量比大字少，笔划简单，采用拼音文字。契丹文字的创制促进了契丹与汉族文化的交流。契丹贵族子弟在学习契丹文的基础上学习汉文。他们当中出现了很多精通辽汉文章的知识分子。并把当时的汉文书籍如《通典》《贞观政要》《五代史》等翻译成契丹文，契丹文字的创制推动了契丹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
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元朝，蒙古人居最高统治地位，为了维护蒙古人的特殊权益，元朝统治者采取提倡和鼓励学习蒙古语言文字的教育政策。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人就创制了畏兀儿字蒙古文，并用它汇编了蒙古成文法“大札撒”等重要历史文献。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六年(1269),国师八思巴采用藏文字母创制了蒙古新字，颁布为官定的蒙古文字。元朝政府在京师设立蒙古国子学，地方设蒙古字学，蒙古字学在东北诸路设置尤多，生员以蒙汉贵族官员子弟为主，兼招收一些民间子弟。蒙古国子学与蒙古字学都推行蒙古语教学，教材以译成蒙古文的《四书》《五经》《孝经》《小学》和《通鉴节要》等儒家文化典籍为主，愿意入学者，可以免除本人的杂役。至元十二年(1275),元政府又别创蒙古翰林院。蒙古语言文字在元代得到了推广和迅速的发展。蒙古贵族通过武力征服手段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封建军事帝国，非常重视对蒙古族骑射武艺的训练，提倡尚武精神。元朝灭亡后，蒙古族大部分留在中原，与汉族融合，蒙古贵族逃至漠北，又恢复了以游牧为主的生活习俗。到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他们采取与满族“国语骑射”相同的教育内容，设立蒙古旗学，学习蒙语。满族统治者通过大力笼络蒙古上层贵族，使蒙古族成为征服和统治全国的重要政治军事联合力量。
(2)女真字学和女真进士科
金代民族文化教育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金朝统治者在女真人中积极推行祟儒重道的文教政策，鼓励女真人接受儒家的思想学说，学习中原的文物典章制度，培养维护封建秩序的德才兼备的统治人才。同时女真统治者注意到对女真固有民族文化形成的保留。金世宗完颜雍认为保持女真淳朴的旧俗与儒家宣扬的伦理道德有异曲同工之处，提倡女真人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持其质朴与尚武的习俗。女真人在建国前没有自己的本民族文字，与邻国交往中借用契丹文。天辅三年(1119),完颜希尹与耶鲁奉金太祖之命，参考契丹字与汉字，制成女真大字颁行。天眷元年(1138),金熙宗也制成女真字，是为女真小字。金朝两种女真文字并行于世。大字颁行后，金朝政府即在京师(金初都城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北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设立女真字学，派专人教授，选诸路女真人入校学习。随着女真字学的发展，女真人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此基础上，金世宗在燕京(今北京市)设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在诸路设女真府学，教材以译成女真文的《五经》《论语》《孟子》《孝经》等经书为主，这样女真学生就从单纯的文字学习而转习经史，用女真文写作诗、策、论等文体。金代东北的女真学校占有重要位置，女真府学全国共有二十二处，其中十三处设于东北，包括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东京、盖州、隆州等处。女真学校不仅存在东北的边远地区，而且也存在于汉族文化较发达的中心地带。女真字学校是一种深受汉族文化影响具有女真特点的民族文化教育形式。
女真进士科又称策论进士科，创设于金大定十一年(1171)。初时只对女真人开放，后来扩大到金朝的其他少数民族。女真进士科初设时，所试文体只有策和诗，策用女真大字，诗用小字，后来又加试论。在三种文体中以策为主。所谓策，就是时务策，用以阐述学生对国家时政的见解观点，是女真人较易于掌握的一种文体。金章宗承安以后由于蒙古的崛起，金的北方边警不断，为了发扬女真民族的尚武精神和骑射传统，在策论进士中，又加试了弓箭。女真进士科的设立，在中国科举史上首次给少数民族以相应的地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金代许多名士都由此科出身，促进了女真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3) 封禁政策与国语骑射
清王朝从建立初期，就明确了对满族人采取以保持习俗和国语骑射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思想。清太祖、太宗时，就不断告诫八旗子孙，要从辽、金、元王朝的兴衰嬗变中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保持满族的语言风俗和技艺超群的骑射传统。此后的历代清朝统治者都把这一祖制奉为圭皋，厉行不替。国语骑射成为清代对满族人施行教育的大政方针。
所谓国语，就是满族的语言文字。金灭亡后，女真文字已渐形衰没。到明朝后期，女真族基本上处于有语言而无文字的状态，在对外交往和日常生活中使用蒙古文或汉字。努尔哈赤起兵后，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这种借用文字的方法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1599年，在努尔哈赤授意下，额尔德尼、噶盖仿照蒙文字母，根据满语语音特点，创制了满文。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老满文的早期满族拼音文字。但老满文语音少，容易与蒙文混淆，1632年，达海在老满文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加上圈点，使其成为一种能够准确表达语言的较为成熟的文字。满文的创制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在满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维系民族心理、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因而被满族统治者视为“国语”而受到高度重视。骑射更是满族人的优势所在。满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自幼便生活在射猎环境中。满族风俗，家中生育男孩，要在床头悬挂一张小弓箭，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好猎手。长期的射猎生活，使满族男子人人擅长骑射，驰逐野兽，上下岩壁如飞。满族统治者正是依靠这样一支八旗劲旅才得以定鼎中原，实现对全国的军事统治。
国语骑射教育方针的实施随着封禁政策的出笼而不断得到强化。清初重视对满族人进行满语文教育，同时也注意吸收汉族先进文化。清军入关后，由于满汉人民的广泛接触，满族迅速汉化，满语已成为一种不被人们经常使用的语言而逐渐衰落。至于骑射，由于环境的变迁和对长期征战的厌倦，早在后金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八旗官兵中就已经出现了雇人替征和推病不出征的现象。随着清朝对全国统治局面的稳定，八旗子弟更是怠于武事，骑射废驰。这种状况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得到充分的暴露。八旗官兵耽于安逸，不习军旅，在前线屡屡败绩。所有这些都已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高度警惕。他们除了继续强调“满汉不相接”的政策外，还逐步将东北划为一个特殊的区域，利用其自然条件在满族人中倡导狩猎生活，维护满族淳朴的民族风俗，推行以“国语骑射”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制，最终导致清政府在东北“封禁政策”的全面实施。
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期，清王朝就已着手加强对东北的驻防，改变了清初东北后方根据地边备空虚的状况。顺治时，清政府以保护龙脉为名，在辽河流域修筑柳条边(又称老边),边外划为禁区。康熙时又在吉林增修新边，划定围场、参场、马场、珠河等大大小小数十处禁区，派兵严加把守。在此基础上，封禁范围逐渐扩大，形成以山海关为限禁止内地汉人从陆路出山海关和从海路偷渡到东北的全面封禁制度。封禁政策除从保护满族贵族垄断东北人参、貂皮、鹿茸等特产的经济利益考虑外，更重要的一面就是要加强对东北满族的素质训练，把东北变成实施满族传统教育的基地和大练兵场。而所有这些都以排斥汉人、限制汉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为前提，从而使清代东北的文化教育具有更为独特、典型的意义。
清朝统治者认为“国语骑射”是满族的立国根本，而把汉族文化和科举教育视为“虚文粉饰”的末技，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在东北采取满汉隔离、分途教育的方法。清代中期以前东北的主要学校是八旗官学。其中盛京作为陪都，官学设置中有专门负责皇族教育的宗室、觉罗学和培养八旗子弟的盛京左右翼八旗官学，此外还有八旗汉军义学，都集中于盛京城内。吉林主要的学校是旗学，分设于各主要驻防城镇，有吉林旗学、乌拉(今吉林市北乌拉街乡)旗学、伯都讷(今吉林扶余)旗学、额穆赫索罗(今吉林敦化县额穆镇)旗学和珲春旗学等五处。黑龙江官学也以八旗学校为主，分布于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墨尔根(黑龙江嫩江)、三姓(黑龙江依兰)、阿勒楚喀(黑龙江阿城)、齐齐哈尔、黑龙江城(今黑龙江黑河市)、拉林(黑龙江五常县拉林镇)等主要驻防城镇。无论是宗学、旗学教育内容均以清语满书、马步骑射为主，各学校设有教场，定期操练。盛京的旗学是继府、州、县儒学之后在康熙三十年(1691)设立的，吉林、黑龙江的八旗官学多设置于雍正、乾隆时，更侧重于满语骑射教育。旗学包括满官学和汉官学，即使是汉官学，也不过是学习满、汉文字，诵读四书五经，不偏离国语骑射的宗旨，基本上不为科举所设。这是旗学与民学最大差别之处，最能体现清代东北教育的特点。尤其是吉、黑两地旗学，不过是用来约束八旗子弟，强化其“忠君亲上”、习学骑射战阵的准军事学校。学生成绩稍好一些的，也不过是粗通文墨，培养管理旗务的下级官员而已。
清代满族人不重视科举考试，他们可以通过充当笔帖式(下级文职官员)、拣选侍卫、军功等多种途径优先入仕。即使有愿意参加科举考试的，也与汉人区别对待。除清初在科举考试中极力优待东北人，主要是东北的旗人，有大批八旗满州、蒙古、汉军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官场，康熙中叶以后，每乡科取中士子仅二三十人，尚不及内地偏远小省贵州。在录取程式上满、汉也是分榜取进，满洲、蒙古编为满字号，汉军编为合字号，民籍编为夹字号，满洲、蒙古和汉军须先试马步箭，合格者方准应试。其时应试者主要是盛京通晓汉文的八旗子弟。满族人真正以科举获官者越来越少。武举一科，分为内、外两场。外场为马、步射和舞刀、掇石等项。内场初试策论，后来改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即使这样简单的要求，一般旗人也很难达到。清中叶以后，由于旗人骑射废驰，外场考试反不能通过。东北应武举者倒以汉人为多。翻译科是一种纯语言的考试，是为了鼓励满、蒙旗人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而特设的科举项目。清朝前期，满语作为国语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但出于统治广大汉族地区的政治需要和满语本身存在的缺陷，到雍正以后，满族人就已经不愿使用满语，满语文逐渐成为一种难以掌握和学习的文字。为了强化满语教育，雍正元年始令八旗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加试满文，二年，设立满洲翻译科，随后设立蒙古翻译科。翻译科考试对象是八旗子弟，也分为院试、乡试和会试三级，初期为三年一试，乾隆后期改为五年一试。满翻译科是将汉字《四书》三百字译成满文，蒙翻译科是将汉字《四书》三百字译成蒙文，均不试汉文。这种翻译类科目本来对东北旗人入仕有利。但由于乾隆、嘉庆以后满族汉化日益迅速，通晓满文者日渐稀少，满语的衰落呈现不可挽回的趋势。道光中叶，满语翻译科不得不停试。
清朝中叶以后，随着汉族人口大批出关，清朝在东北实施的封禁政策遭到破坏，满族汉化，国语骑射的旧教育体制渐形崩溃。鸦片战争以后，各地旗学形同虚设。直到戊戌变法以后，旗学纷纷改办新式学堂和实业学校，长期以来束缚满族文化教育发展的旧教育体系宣告破产。清代在东北满族中实施的“国语骑射”的文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民族文化的发展，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实施这一政策带来的严重的负面作用。“国语骑射”政策的推行制约了东北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方向，人为地加大了东北与内地文化差距，维持东北文化教育发展不平衡状态，对东北民族自身的发展和东北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长期的深远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