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兴中会到同盟会

兴中会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是由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创立的。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逸仙。1897年流亡日本时，化名中山樵，后人即习惯称之为孙中山。1866年11月，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孙德成租种别人的田地，兼充村中的更夫餬口，胞兄孙眉曾在地主家里当长工，后随亲友出国到檀香山谋生。童年的孙中山在家乡参加农业劳动，备尝艰辛，且熟睹封建统治下农村社会的黑暗与腐败，这使他始终对中国农民抱有深刻的同情：“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期这样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①10岁时，入村塾读书。两年后赴檀香山靠孙眉生活，“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②在孙眉的资助下，他先后在英国和美国教会办的两所中学读书五年，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 1883年，孙中山回国，又先后在香港和广州求学，直至1892年毕业于香港雅丽医院的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和广州行医。
是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已，寇侵日深，朝廷腐败，国家积弱，民不聊生。孙中山也曾希冀清政府改良政治，“步武泰西，参行新法”,以求富强。故曾多次向各级衙门上书，提出改革建议，皆不得果。1894年6月，复于天津上书李鸿章，企望能够通过改革，而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仿行西法，以筹自强”,但未被李鸿章所睬。适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陆两师均遭惨败，举国震动，民情激愤。面对如此腐败的政府，孙中山“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③,从此坚定地走上了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道路。
1894年10月，孙中山为“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再赴檀香山。当时此地约有华侨四万余人，多为广东籍，且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经孙中山的积极宣传，热情联络，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的火奴鲁鲁埠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在会上宣布了由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获得与会者的赞同。会议根据《章程》规定的“舍少从多”的组织原则，举行投票选举，选出永和泰商号司理刘祥、美商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恢为管库，李昌、郑金、邓松盛、黄亮、李禄、李多马、钟宇、林鉴泉等八人为值理。随后，孙中山请会员填写入会盟书，由李昌主持入会宣誓仪式。“李昌朗诵誓词，各以左手置耶教圣经上，举右手向天依次读之。”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④
《兴中会章程》共九条，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猛烈抨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章程》还严正地宣布了建立兴中会的目的：“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⑤
兴中会成立后，首先着手于组织发展，相继入会者有孙眉、杨文纳、杨德初等九十余人，并在革河𧒽、百衣两地设立分会。至翌年的数月间，有名可稽的会员共129名，此外还着手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和筹备起义经费。1895年1月，孙中山回国筹备武装起义，邓荫南、宋居仁、夏百子、陈南等也先后来到香港。是月末，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黄咏商等人相商扩大兴中会组织，得到了众人的赞同，杨衢云和谢缵泰还决定取消他们组织的辅仁文社，加人兴中会。
2月21日，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正式成立，黄咏商被推举为会长，机构设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路13号，对外则以“乾亨行”名义作掩护。香港总部修订了《兴中会章程》,更为尖锐地抨击清政府“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致使“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章程》还明确提出了“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同时强调要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将救国主张“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无难救挽”。《章程》郑重宣布：“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⑥在此前后，广州、横滨、南洋、台湾、河内等地，也都相继建立了兴中会分会。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加入兴中会者约有五百余人。从籍贯看，广东省籍会员271人；从成分看，有据可考的会员286人，其中中小商人占122人，工人占54人，会党分子占34人，其他为留学生、公务员、学生、传教士、教员等。由此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兴中会的主要力量。工人参加者虽有54人，但当时的工人阶级还不是一支觉悟了的政治力量，尚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追随者。游民无产者虽有34人，但他们的革命性较强，并也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活动的追随者出现的。而且檀香山、香港兴中会的正副主席及其他干部也多系商人出身。这就清楚地表明，兴中会的阶级基础是中小资产阶级，它是中国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
兴中会以“振兴中华，维护国体”为立会宗旨，所规定的管理方法和组织原则，已明显不同于旧式会党。它带有民主精神，已具近代政党的雏形；尤其是孙中山主持制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朝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兴中会的成立，是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正式开始，表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组织上已初步形成，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
兴中会总部成立后，孙中山即积极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林和防营，策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广州作为根据地。但尚未举事即遭失败，陆皓东等英勇牺牲，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他先到日本，旋即赴英、美等国考察，接触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他回忆说：“两年(指1896至1897年——引者注)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⑦1887年，孙中山由加拿大前往日本，宣传革命，结交同志。戊戌政变后，他曾与康有为、梁启超就联合反清问题多次会谈，尤与梁启超往来密切，并支持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庚子年间，他又加紧策划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惠州起义连败清军，占领清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起义队伍也扩展到两万多人。但终因外援不继，血战半月后被迫解散。惠州起义的失败暴露出兴中会政治上的幼稚，还不善于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但却博得了越来越多国人的同情。孙中山曾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⑧这预示着中国革命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的高潮。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组织上也进一步积聚自己的力量。继兴中会之后，海内外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在海外，中国留日学界逐渐成为革命的大本营。1900年，沈翔云等人在东京发起成立了励志会，“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⑨主要成员有戢元丞、吴禄贞、程家柽、秦力山、章宗祥、王宠惠、曹汝霖、雷奋、张继等。励志会自成立之日起就隐然有激烈与稳健两派，而后渐成水火。“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为之魁首，则有金邦平、吴振麟、章宗祥等；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排满党，又曰革命党，为之魁首，则有叶澜、董鸿祎、周宏业等。二派意见既不能相容，同居一团体中，势固有所不可，于是叶澜等，遂别起一会，号曰青年会。”(10)青年会成立的时间是1902年秋天，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发起人主要还有董鸿祎、张继、秦毓鎏、汪荣宝、周宏业、蒋百里、胡景伊、苏曼殊、冯自由、金邦平等二十余人。
1903年，青年会成员大都参加了拒俄义勇队。5月2日，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公推蓝天蔚为队长，黄兴、杨笃生、陈天华等都是义勇队成员或本部办事人。5月8日，学生军被日本当局勒令解散。5月10日，学生军集会，议决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翌日，军国民教育会正式成立，宣布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11)为宗旨，规定会员有“确守本会宗旨，扩张本会事业”,“保全国土，扶植民力”,“担任军务”和“调查内地军情及联络他种合于本会宗旨之团体”(12)的责任。7月，军国民教育会再次召集会议，秦毓鎏、叶澜等人提出“军国民教育会宗旨的意见书”,批评原定“宗旨不明”,“误以手段为宗旨”,公开主张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定本会之宗旨，曰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13)从此，军国民教育会即由一个以“拒俄”为主旨的公开爱国团体，转变成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秘密革命团体，并立即着手于实际的革命工作。除“密组暗杀团”外，还推举同志回国，黄兴、陈天华被派到湖南，龚宝铨被派到上海，他们分别成为华兴会和光复会的发起人。
黄兴(1874—1916年),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原名轸，字廑午(一作庆午),号杞园。后因从事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改名为兴，字克强。戊戌年间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并参与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1902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书院，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转向革命。先后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工作，并积极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黄兴回国后，在长沙的明德、经正等学校担任教员，秘密从事民主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庆贺自己30岁寿辰为名，邀集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胡瑛、张继等十余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公推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政府注意，对外采用办矿的“华兴公司”名义。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先后加入该会的还有陈天华、杨笃生、刘道一、吴禄贞、叶澜、李书城、陈方度、李燮和等人，骨干分子几乎全部都是在长沙及两湖地区一些新式学堂的学生。
华兴会没有留下文字的章程，其政治纲领主要反映于黄兴等人的言论之中。主张“驱除鞑虏”和“改革国体政体”(14),推翻满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同兴中会的宗旨是一致的，其革命方法也与兴中会相同，主张联络会党进行武装起义，“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这种策略被革命党人称之为“地方革命”。它比较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以后革命党人的多次起义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基本上都是采取的这种策略。
1904年10月，华兴会领导的长沙起义失败后，其成员多数辗转逃亡到了日本东京。
在华兴会的影响和直接参与下，1904年7月，科学补习所成立于湖北武昌，胡瑛任总干事，宋教仁任文书，黄兴也曾亲临指导。
光复会是以“浙学会”和军国民教育会中浙籍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浙学会本系求是书院师生的进步组织，因鼓吹革命而遭清政府通缉，部分会员遂流亡日本。1903年10月， 日俄战争即将爆发，在东京的部分浙学会会员认为“中国革命的好机会”到了，乃聚集于《浙江潮》编辑王家祎的寓所密商，“讨论的结果，决定另行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目的不仅加强革命宣传工作，首要在于力行，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15)。11月，浙学会会员在王家祎寓所“举行第二次密商”,陶成章、魏兰、龚宝铨、周树人等皆参加。是时，军国民教育会正在派人回国发动革命，浙学会也准备仿效。故这次会议的中心是派人回国开展反清斗争，“取得革命武装根据地”。会议决定陶成章、魏兰分往浙江、安徽，龚宝铨前往上海，张雄夫、沈瓞民则前往湖南与黄兴等人取得联系。
陶成章、魏兰于1904年1月回国后，先到上海，与蔡元培熟商进取之法，旋即赴杭州联络会党。稍后，龚宝铨与军国民教育会组织的暗杀团成员杨笃生、苏鹏、何海樵等人也归国抵达上海，与蔡元培取得联系。蔡为暗杀团赁房于新闸路余庆里，并发展了王季同、钟观光、章士钊、陈独秀、吴樾等人。但“暗杀团成立后，人数极少，力量单薄，龚宝铨想扩大组织。是时，陶成章来上海。龚、陶在东京时，已成刎颈之交，两人密商后，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议，组织一革命团体。因章炳麟在狱中，惟蔡元培系清朝翰林院编修，声望素高，欲推为首领，以资号召。陶素知蔡书生气重，恐不能相容，反使工作造成不利，于是由龚宝铨先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并由蔡元培自动提出邀陶成章参加，于是光复会遂在上海正式成立”(16)。
光复会又名复古会。据陶成章《浙案纪略》的记载，它正式成立于1904年11月。光复会也没有留下文字章程，但其入会誓词中有“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四句话。(17)徐锡麟起草的《光复军告示》中也明确宣布：“誓扫妖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18)光复会把排满反清与建立新的共和国联系在一起，表明它是与兴中会、华兴会一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陆续加入光复会的知名人物除前列者外，还有赵声、吴春阳、孙毓筠、黄炎培、秋瑾、陈去病、柳亚子、马宗汉等人。
1905年1月，陶成章与魏兰又赴东京，建立了光复会东京分部。
在此前后，国内建立的其他革命小团体主要还有：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自强会，南京的知耻学社、强学会，四川的公强会，江西的易知社，福建的益闻社，湖北的日知会，等等。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小团体的增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则为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成立准备了客观上的条件。
孙中山对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十分欣慰，同时，他也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1903年秋，他在东京创办革命军事学校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的十六字纲领。尔后，他在檀香山改组兴中会，在美洲实行洪门会会员总注册，以及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等地建立革命组织时，皆以此纲领为号召。1904年，他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坚定地指出，清朝的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项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他还充满希望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20)
自1902年至1905年间，孙中山长途跋涉，奔走于日本、檀香山及美欧之间，宣传革命，发展组织，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他这种不辞辛劳，顽强卓绝的奋斗精神，深为广大的革命党人所敬慕。秦力山曾说：“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而岂知……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扭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赐之勇者乎j”(21)1902年，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滔天)写成了记载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三十三年之梦》,这本书很快被译成中文。几种译本中，尤以黄中黄(章士钊)所译的《孙逸仙》影响最大，他在序言中指出：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之始祖，实行革命之北辰”。“孙逸仙者，非一民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章炳麟也在为该书的题辞中评价孙中山“索虏猖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万兆人视兹册”。将孙中山比作刘邦那样的创业者和郑成功、洪秀全的后继者。《警钟日报》说得更清楚：“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子孙以应之，则皇皇汉族庶有复兴之一日。”(22)孙中山已成为革命党人众望所归的领袖。
1905年6月，孙中山自法国的马塞港登舟东返，7月19日抵达日本，受到了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孙中山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组织一个新的联合的革命团体。他首先吸收了有密切联系的黎勇锡、马君武、何香凝、胡毅生等人“办理入盟手续”,稍后入盟的有廖仲恺、朱执信(23)。同时与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湘籍学生杨度在留日学生中颇有名望，孙中山与其“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杨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表示自己不愿人盟，但称“度有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24),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兴会是当时东京留日学生中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且其主要骨干多数流亡到了日本，他们对孙中山十分景仰，愿意与其合作。尚在孙中山抵日之前，程家柽就在与黄兴、宋教仁等人商议组建新团体时表示：“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执起义，事在必成。”(25)得到了众人的赞同。但介绍黄兴与孙中山见面，还有另一种不同于杨度的说法。宫崎寅藏记载说：“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春，孙逸仙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来我家里访问。对孙询问有无杰出人物一事，我说：‘仅仅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说：‘不要那么麻烦了。’于是，我们两人就一起到神乐坂附近黄兴的寓所访问。和我同住过的末永节，那时和黄兴同住在一起。到达黄寓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 ‘黄先生！’末永节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门外，说：‘啊！孙先生！’黄兴想到有许多同学在屋里，立即做手势.示意孙先生不要进去；我也会意了，随即出门去等待。顷刻，黄兴、末永节、张继三个人出来了，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喧过后，彼此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来。我不懂中国话，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但是，中国的革命豪杰在此欢聚一堂，畅所欲言，使我感到高兴。我和末永节互相频频干杯。约有两个小时，孙、黄两人一直商议国家大事，却酒肴少沾，直到最后，两人才举杯祝贺。”(26)
孙、黄会见，确定了兴中会、华兴会等组织联合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决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如时人指出的：“考吾国革命由来已久，志士之亡命海外者，不可胜数。惟漂泊无定，势力微弱。直至孙文、黄兴二氏相见于东京之后，革命事业方见发展，收联络之功有一泻千里之势。今日之成，当时运动之力居多也。”(27)
7月28日，孙中山又在宫崎寅藏的陪同下来到《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会见华兴会重要骨干宋教仁、陈天华等人。陈天华将长沙起义之事“稍谈一二，及办事之方法”。孙中山则始终强调建立一个统一组织对革命发展的重要意义，他“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义”(28)。这次谈话给宋教仁、陈天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天华从此把孙中山推崇为“本族屡失败而将来有望之英雄”,“世界之大人物”。翌日，黄兴召集华兴会骨干开会，讨论关于与孙中山联合的问题。陈天华积极主张联合，黄兴“则主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刘揆一主张“不入孙会”;宋教仁表示“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之关系如何”;“其余亦各有所说，终莫能定谁是”;最后“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29)。经过这次讨论，事实上华兴会在东京会员的大多数都同意与孙中山联合，从而保证了统一的革命团体得以建成。
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邀请各省革命党人代表，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内田良平的住所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问题。到会者主要有宋教仁、程家柽、陈天华、田桐、冯自由、张继、邓家彦、吴春阳、马君武、刘道一、蒋尊簋、朱执信、古应芬等七十余人，他们分别来自国内的10个省份。其中，参加革命团体者：兴中会2人，军国民教育会8人，青山军事学校3人，华兴会9人，科学补习所4人，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2人，光复会1人(蒋尊簋)。孙中山首先演说“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势，与革命之方法”,强调全国各地革命组织联合组成新团体进行反清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黄兴等人演说了反清革命的道理和革命成功后的建设事业，随即由孙中山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
关于名称问题：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湘籍留学生张明夷提议：“既抱倾覆满廷之志，当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认为革命的目的并不专在排满，还要反对君主专制，创建共和，因此称“中国同盟会”为好。又有人提议既然是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关于宗旨问题：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有人对“平均地权”表示异议，孙中山即历举“世界革命之趋势及当今社会民生问题之重要，谓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他还解释说：“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两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30)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黄兴遂提议，“请赞成者立誓约”,与会者各缮写一张，举右手宣誓。誓词系孙中山起草，内容如下：
联盟人 省 府 县 当天
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
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
天运 年 月 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主盟人
介绍人
宣誓后，孙中山与人会者一一握手，祝贺说：“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大家又推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等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提交成立大会讨论。
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赤坂区金弥子爵宅邸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约百人”。会议通过了黄兴起草的《中国同盟会总章》,确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凡其他革命团体宗旨相同而又“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 《总章》还确定同盟会本部设于东京，设支部于各地，支部下设分会。本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由总理直接管辖，下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各科职员均由总理指任并分配其职权；评议部设评议长及评议员数人；司法部设判事长、判事和检事长。下设九个支部，皆直接受东京本部的统辖。国内有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东部设于上海，辖江苏、浙江、安徽等省；西部设于重庆，辖贵州、新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区；南部设于香港，辖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北部设于烟台，辖直隶、陕西、山西、山东、蒙古、东三省等省区；中部设于汉口，辖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国外的四个支部为：南洋支部设于新加坡，欧洲支部设于布鲁塞尔，美洲支部设于旧金山，檀岛支部设于火奴鲁鲁。
会议选举了总部的主要干部，孙中山被一致推选为同盟会总理，黄兴被推为负责执行部的庶务。最后，黄兴提议，把华兴会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提交同盟会作为机关报，与会者鼓掌赞同。会议结束时，群情激奋，“大呼万岁而散”。从此，中国的反清运动有了统一的指导中心。
孙中山为同盟会制定的革命纲领，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军政府宣言》还明确指出：这次革命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它强调这是一次“国民革命”。是年10月，《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冯自由在香港《中国日报》上作介绍时，又把三大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1906年，孙中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同年12月，他又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演说。凡此种种，都是诠释三民主义的重要文献。孙中山强调：“三民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31)因此，要将其“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基本内容。因为孙中山是把清政府作为帝国主义走狗来反对的，所以也隐寓着反抗外来侵略的意愿。民族主义要完成的任务是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在国内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对外独立、对内统一的民族国家，实现民族革命。孙中山批判了革命党内存在的片面的“反满”思想，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32)这样，就将民族主义与民族复仇主义区别开来了。此后，“反满”的宣传大体上都遵循了这一原则，连鼓吹“反满”最为激烈的章炳麟也一再解释说：“种族复仇者，本非外于政权而言。”“故排满洲者，排其官吏也。”(33)
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建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完成政治革命。它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为中国人民描绘了一幅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规定了国民应享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产生，议会由国民选举的议员组成，宪法由议会制定，人人共守。他强调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必要性，认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还把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指出：“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来分作两次去做。”(34)由于西方民主共和制已显露出选举舞弊、议院专制等弊端，孙中山在拟定未来国家政体的具体方案时，一方面继承了孟德斯鸠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学说；另一方面又借鉴中国古代官制的一些做法，把考试从行政中分出，监察从立法中分出，从而创造了“五权分立”的国家体制。
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平均地权”。具体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35)。孙中山想通过这种土地国有的办法，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与对立，达到社会革命之目的。这种土地政策思想，主要渊源于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地租论，特别是美国亨利·乔治把地租转交给国家的单一税学说。在孙中山看来，中国实行平均地权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家。”这样，就能“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36)。
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也反映了广大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富裕的愿望。因而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也受到包括劳动人民在内的一切民主派的拥护。它在一个时期内，不仅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而且在整个亚洲也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当然，三民主义纲领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有其根本性的不足。它的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独立，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也缺乏认识。它的民权主义偏重于政治体制上的考虑，忽视了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孙中山后来拟定的建国三时期(军政、训政、宪政)中的训政理论，反映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之类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智慧。它把“兵权”与“民权”割裂并且对立起来，表明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职能还是镇压工农群众。它的民生主义关于土地国有的主张也是不符合国情的，20世纪初的中国，只存在着广大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分得土地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农民自己起来用暴力夺回土地，“平均地权”只能是一句空话。此外，同盟会是一个由许多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派别组成的政党，这些政治属性不尽相同的人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并不一致。各派在以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这一点上共识较多，“一言反满，举国同声”。但在民权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同盟会所设计的组织系统也始终没有完备地建立起来，尤其是支部一级，海外仅建立了南洋支部，国内仅建立了南方支部。总部和各地分会之间亦缺乏紧密的联系，各地分会实际上往往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战的状态。
尽管同盟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坚持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立场，有效地团结和发展了革命力量，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所以孙中山曾高兴地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吾始信革命大业及身而成矣。”他还向在南洋的同志报告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此团体为秘密之团，所知者尚少，然如来投者陆续加多，将来总可得学界之大半；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