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中画

题“风月主人书”。五篇。书成于明末。有清初啸花轩写刻本、乾隆乙丑 (1745) 植桂堂刊三卷本与乾隆庚子 (1780) 泉州尚志堂四卷本等。

清初啸花轩写刻本《人中画》收五篇话本小说：
一、《风流配》: 叙成都秀才司马玄成全举人吕柯功名婚姻，因而得吕的帮助，先后与礼部侍郎华岳女峰莲以及尹女荇烟结成美满婚姻。
二、《自作孽》: 叙明祁门廪生黄舆，品性端方，为童生汪费作保结，认师生，又助以资，而汪为人骄而贪，先负黄之义。后夤缘任江西德安县令，因贪赃枉法被勘罢官，气苦而亡。黄舆却获显官推荐，中了进士，任九江分司，在任清廉，以寿终。
三、《终有报》: 叙唐季龙与庄氏女婚姻事，中间串以元公子慕庄女美，赂张姥致意，而元之聘妻慕季龙，也托意张姥。张姥就暗为他们撮合，假元为唐，假元妻为庄女，使他们在河舫相会。后来元公子娶妻，惊即河舫所遇，控张姥，真相方大白。
四、《寒彻骨》: 叙柳春荫为商尚书所赏识，认为义子，孟尚书又把女儿嫁给他，终得点翰林，成全婚姻美事。
五、《狭路逢》: 叙李天造没水遇救，后来和救他儿子的寡妇季氏结成一家的事。
本书在晚明话本中可谓不同凡响，别具一格之作。
首先，它们设想奇特，立意新颖，具有醒世警俗之处。如《狭路逢》以鳏夫嫠妇结合，冲破了传统的封建观念，令人耳目一新。书中李天造的亲家傅星说：“季氏寡居，天造丧偶，无意同居一室。岂可令小女有不合卺之公姑，又岂可令小婿有不同床之父母？”众人以为所说，“又近人情，又合天理”。《终有报》明使唐季龙与庄氏女为彼拆散，而暗却令公子小姐扑空一场，有情人终成眷属，不义人照旧配对，从而谴责了设计贪淫的乡宦富家。它在第一回里把一篇故事的线眼一一伏下，后文交错引出，颇觉有趣。《风流配》主题是择偶取才。虽然局限在做诗作词上，但男女双方及家长都以文才取人，这就突破了一般郎才女貌的小说格局，较之今天仍残存的以财取人，也还有一定教育意义。它固然免不了有王嫱西子、子建潘安及状元探花、笙箫鼓乐等俗套，但在当时大量平庸之作中却显露出新意来。
其次，文笔清俊酣畅，情节曲折多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如《风流配》中“游戏一场”的喜剧安排，颇能引人不忍释卷而一气读完。它与明末清初酌元亭主人著的话本集《照世杯》 中的第一篇《七松园弄假成真》有点相仿，成都秀才司马玄象苏州秀士阮江兰不愿以 “寻常脂粉”为偶一样，他决意乘会试之机入京访寻燕赵佳人。但司马玄不似阮生在扬州青楼找到 “从一而死”的畹娘那样，他看得花街妓女“如粪土一般，全不动念”,他之追求尹荇烟是从她扇上题诗开始的，是因为爱慕她的“好文才”;他的爱慕华峰莲也因她是才女而非因她是大官的娇女，“才人必定爱才也”。故华峰莲必欲与尹荇烟“较一较才学”,司马玄也要和华府的假新婿“请与一较”,这才铺就了一场具有喜剧性的故事。突出才能，不讲门第，宰相之女与田家女儿结为姊妹，这在以财势为婚姻基础的晚明社会，尚有一丝进步气息。这使我们联想到蒲松龄的《嘉平公子》。这位公子“风仪秀美”,而谕帖竟把“椒”讹为“菽”,“姜”讹为“江”,“可恨”讹为“可浪”,连私奔他的二八丽人也忿而书曰：“何事 ‘可浪’? ‘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足窥明末清初小说并非都以貌取人。本书作者即摈斥虚有其表的美女美男，而以才识择偶，如作者借尹荇烟的嘴说的“才人难得”,这就赋予了作品以某种积极意义。当然，“每日只是烧香看书，作诗写字”的山村中的“田家女儿”,不过是“女中才子”的化身，巧联二美的 “风流配”也只是作者的有意撮合，这些都是现实社会生活里不大可能有的事物。所以这位田家女儿才会视村野为鄙陋，李老爷也说什么 “异日定有高人来访求，若误嫁了村夫俗子，便令山川秀气无灵了”。她自己作诗感叹“越溪不作春风遇，还是苎萝村女儿”,被华小姐冒名娶走时产生过“恐摽梅有咏，失身村野”之虑，这些都是作者强加给她的。她住宅幽雅，轩子珍藏经书子史、古玩之物，也不过把仕绅官宦的居处搬到红菟村而已，全属子虚乌有的东西。这篇话本共四回(其他二回、三回、四回不等)。除了总题，每回以偶句作回目，与宋元话本、明拟话本中的《三言》不同，和《二拍》的以俪语作篇目相近，反映了白话短篇小说受到长篇小说的影响。又如《寒彻骨》后叙商春荫高中，奏明天子，意料下文必谢恩完烟了。谁知孟学士去世，其女哭父双目失明，而身为翰林的商春荫竟不嫌其为“废人”,谓：“孟老伯识我于困穷之日，何等心眼？他令爱若非有待于我，此时已为侯门之妇久矣！ 岂至丧明无偶。况孟老伯虽逝，而高风如山斗。孟小姐虽瞽于目，未瞽于心，有何害也！”终于辞脱豪门、守约而娶。“绍兴城中闻知此事，都笑说道： ‘商尚书一发老呆了，儿子一个簇簇新的少年翰林，怕没有大官家标致小姐为亲，却去定一个死学士的瞎小姐为妻。’”而孟小姐不过为避豪贵，假称双目失明，则其举不啻一试金石，更见出商诚信守盟。真是柳暗花明，别出心裁。
再次，作者描绘人物，或略作涂抹，便显本色，或两相映照，各现心性，或几经磨练，使其兀立。如《风流配》写秀才司马玄问老儿：“这首诗是谁写的？”“老儿笑嘻嘻答道： ‘桃花也有，杏花也有，莫有栀子。’ 司马玄道：‘我问你扇头。’ 老儿道： ‘兰花方有箭头。’ 司马玄见他耳聋，只得用手指着扇子，大声说道： ‘这字是谁写的？’ 老儿方听见……”这极切卖花老儿的口吻。又如吕翰林代司马玄作伐，来到尹老官家，尹老“慌做一团”,局促不安，“忙又走来，与女儿说知，道： ‘这是那里说起？ 吕翰林老爷到我家，却怎生区处？’尹荇烟听了，心下已知是诗扇的来头，因对父亲道：‘吕翰林便吕翰林罢了，你慌些甚么？’尹老官道： ‘你到说得容易，他一个大官府，那个去见他？’尹荇烟道： ‘他来拜你，你就去陪他。’ 尹老官道： ‘陪他还是作揖，还是磕头？ 还是坐着，还是站着？’ 尹荇烟道： ‘宾主自然作揖，那有磕头之理！’尹老官道： ‘他是纱帽圆领，我却穿甚么衣服？’尹荇烟道： ‘野人便是野服随身，何必更穿。’ ……尹老官见翰林叫他，方大着胆走到面前，铳头铳脑的唱了一个大喏，道： ‘吕大爷，小人无礼了。’ 就端了一张椅子，放在上面，道： ‘老爷请坐！’ 吕翰林回了一揖，也就坐了。因叫家人放了一张椅子在下面，说道：‘请坐！’尹老官道：‘小人怎敢？’吕才可道： ‘有话说，坐了！’ 尹老官只得屁股尖儿搁在椅边上，一半算坐，一半算站，引得看的人无一个不掩口而笑。”这都是从生活里来，这声息，这细节，都那么亲切自然，足见作者熟悉生活，并在观察、提炼上下过一番功夫，比起那些满口书香气的作品要耐读得多。《自作孽》似《儒林外史》中之一章。小说选择了汪费与黄舆这两个科举取士下具有对比意义的典型：贪酷的与廉正的。书中写小人得志，骄矜负义，贪利钻营，可谓入木三分，极绘声绘影之妙，反映了明末政治腐败的一面。而它的第一回写黄舆的仕途坎坷类似周进、范进，在明清有普遍性。作者用了一种含蓄蕴藉的笔法，无一褒贬而世情毕露，耐人寻味，发人深省，黄舆十八岁进学后，竟吃了三十八年粮才出得学门。“论起来贡也该贡得他着，只是不喜钻谋，任人长短，故后面的往往先贡了去”。“科场走了三五次，又不能中，所望者贡了选个官儿做做，或者还有奉禄之望，连年被人钻去，这年该挨到他学中，再没得说了”。此时已是五十四岁。不料一个老秀才，比他大十四五岁，“再三央亲友与黄舆说情，求他义让。黄舆见他是个前辈，又却不过情面，只得出文书又让与他。”过了一年，“黄舆又该贡着，争奈下首是个财主，百般钻谋，要夺他的学官。”“黄舆没奈何，只得又捱了一年。到五十六岁，直吃了三十八年粮，方才贡出学门。” 又出北监乡试，“乡试过，依然不中，他进京来选官”,“这求监里出文书送到吏部来考选，谁知监里文书还容易出，到了吏部，一个贡生候考，就象大海中一粒芝麻，那里数得他着？上下有人用事，还有些捞摸； 若上下无人，莫说等他头白，便老死京中，也无人管他。黄舆初到吏部候考，还兴致勃勃，动呈子去求他。争奈递呈子的多，一百张也准不得一两张。及自准了，堂发司查，司发吏行，便又丢入大海了。黄舆动了几遍呈子，见毫无用处，把一团高兴都消磨尽了，无可奈何，只得听天由命，将书丢在一边，每日只是东西闲游”。这里写的一个老秀才在科举道路上的盘桓，看来平实而无夸张之辞，却包含着多少辛酸与不平呵！ 作者的愤慨与同情都在这实实在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了，平凡而有力量。作者写的这无财无势无背景的士子所走的坎坷道路，在明清时代具有较强的典型意义。至于后半段邂逅贵人，破例到吏部文选司听考，则系浪漫的 “照顾” 了。作者的用心是借以完成“善有功”与 “自作孽” 的设局，但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而没有什么普遍意义。《寒彻骨》写父亲遭谗被斩，儿子含冤报仇，为历来说部所多载。然此篇商春荫落难时的坚忍不拔的性格，却令人难忘，正所谓“百磨存气骨也”。他会见商尚书含冤而不吐，遇曹先生欲纳他为门生，他辞而不就，花酒诱之犹不迷，银钱收来每勿取，瘟疫临身却无染，在俗子庸人眼里是一介“狂生”——守正不阿、励志练性的读书人。尤其在孟学士相邀的这一回，性格尤为突兀。这孟学士为择婿来到商尚书家，对一班贵公子都不中意。忽见小轩子下一个沉静少年，倚树看书。着家人去请，“商春荫低着头看书，就象不曾听见的一般，竟不答应。家人立了一歇，只得又说一遍。商春荫方回说道： ‘我有事没功夫，你去回了罢！’ 家人道： ‘孟老爷在楼上看见的，怎好回？’ 商春荫发怒道： ‘叫你回，就该去回了！什么不好回？只管在此搅乱，乱人读书之兴。’家人道： ‘孟老爷官尊，又是老爷的好朋友，三相公不去见，恐怕惹他见怪。’ 商春荫听了，一发大怒道： ‘他官尊，关我甚事？我看书要紧，谁耐烦去见他。’一面说，一面就走进轩子去了。”待孟老爷下楼邀见，才不慌不忙施礼相叙。“孟学士因笑问曹先生道： ‘四书中名实亦有不合者。’曹先生道： ‘怎见得不相合？’孟学士道：‘我取曾点舍瑟而对一段，实是一个谦谦君子人，为何反称他做狂士？’曹先生一时答不来。商春荫因答道： ‘见夫子安得不谦退？遇子路与童冠辈，又不得不狂矣！ 岂一人有异，贤愚使然耳！’孟学士听了，再三称赞道： ‘名言！名言！’”作者笔墨简练，深得传神之妙。闻其言而得其性，观其行而测其志。其言铮铮，其行坦坦，正如作者借商尚书之口所赞：“贤者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其操守固不越封建之道，却非与世浮沉俯仰之辈，实古来难得可取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