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策划军事讨袁

筹安会发表宣言后不久，蔡锷匆匆赶到天津，在汤觉顿寓所与梁启超等共同商定：为争四万万人的人格起见，非拼着生命与袁世凯干一场不可。具体步骤是：1.由梁启超作篇文章，迅速打出鲜明的反袁旗帜，切实掌握舆论主动权，并力争通过推心置腹的规劝，促袁世凯自行停止帝制，以免干戈四起，生灵涂炭；2.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以便规劝无效时，得以立即发动军事讨袁；3.由于军事讨袁尚需一定准备时间，而梁、蔡师生间的特殊关系又为众所周知，为使蔡锷不致因梁启超发表反袁文章而遭袁世凯忌恨，他们约定在一定时期内，表面上要装成“分家的样子”^[1]。
此后，梁、蔡二人便各依计而行。8月21日，梁启超用一夜的功夫，写成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交汤觉顿带京登报。梁在这次行动中表现了近年来少有的果敢精神和坚决态度。属稿之时，虽说也“痛楚不能自制，废然思辍者屡矣”^[2],但主导思想还是如他对女儿梁思顺所说：“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3]至于这篇文章发表前所经受的各方面的压力就更多了。先是筹安会打电报给他，直言“勿将此文公布”^[4];继而袁世凯又亲派内使夏寿田赴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5];但都被他严词拒绝。9月1日，他干脆呈明袁世凯：“近顷变更国体之论，沸腾中外”,“窃不敢有所瞻忌，辄为一文，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6]。袁见后更加恼怒，复遣人威胁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没想到这时的梁启超还是不怕死，他笑笑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7]不少好心的朋友恐他招祸，特派代表二人“赶至天津，劝其少安”。但他的回答是：除原文语气可略改婉转外，其他一概不改。他对来人说：“诸君虽爱我，但一息尚存，不能使自由二字扫地以尽。”^[8]随后，他遵循友人劝告，删去了“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那一段痛斥帝制的文字，其余各段“亦改就和平”^[9]。为避免他人受累，又特地声明脱离进步党，以示纯为个人行动。经此周密布置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终于发表出来，表现出进步党人反帝制运动的鲜明态度。
与此同时，蔡锷依约装出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8月25日，不等梁文发表，他便约集袁世凯心腹原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新任参谋次长唐在礼和其他在京高级军官蒋尊簋、孙武、蒋作宾、陆锦、覃师范、张士钰、张一爵、姚鸿法、蒋方震、陈仪等十二人举行赞成帝制的签名活动。他不但亲书了“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题款一行，并带头签了“昭威将军蔡锷”六个字^[10]。随后，又以经界局督办身份代表全局与陆军训练总监蒋雁行等八人呈请袁世凯“乾衷独断，迅予施行”^[11]。9月16日，他还与田中玉、蒋尊簋、张士钰、唐在礼、蒋雁行、陆锦、蒋作宾、袁乃宽、张凤翙、马龙标、傅良佐、雷震春、孙武、丁槐、蒋廷梓、张钫、刘基炎等军界要人在东厂胡同将校联欢社，设筵款待由各省应筹安会请来的赴会代表八十余人，“要约始终抱定君主立宪主义”^[12]。不仅如此，他对所任各职，也较前更为主动和积极了。他按时出席参政院会议，充任帝制请愿案审查员，赞同由立法院向袁世凯提出建议案。在将军府，他继段祺瑞之后为“暂代主席”,主持讨论划分军区案及统一军械各项事宜。对于入值统率办事处，他奉命唯谨，从不渎职。他的这些表现，与梁启超长期蛰居天津，拒不出席参政院会议，甚至请求辞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他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指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此外，他还在生活上“姑从事妇人醇酒”,示人以“乐不思蜀”的样子。曾经传诵一时的真假掺杂的他与京中名妓筱凤仙的故事，便发生在这个时期。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带些权术作用”的斗争策略，签名赞成帝制尤其是这样。正如蔡锷后来答复统率办事处责难时所说：“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13]他支持经界局秘书长周钟岳拒入筹安会，便证明了这一点。8月30日，唐继尧、任可澄在蔡锷的督促下，致电筹安会，称：“已派杨晋、赵鹤龄、周钟岳、杨本礼等四人充滇省军政商界代表就近赴会。”^[14]但周不欲“觍颜入会，与此辈同流合污”,请蔡准其“先行辞职”。他当即表示：“吾事尚须相烦料理，此时未便遽离，如不肯入会，吾可电蓂公，谓此间已派惺甫(周钟岳字)赴东三省调查经界事宜，请另派代表，并将此情通知筹安会可也。”^[15]果然，9月1日蔡即致电唐、任，谎称周“已派赴东省调查经界事宜，刻难回京，筹安会代表请另派替员”^[16]。可见，蔡锷反对帝制的态度，在“自己人”中是毫不隐瞒的。
实际上，即在他赞成帝制的背后，—场以云贵为中心的军事讨袁战争，已在有计划有步骤的酝酿着。8月20日，蔡锷致电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一面告以“京中近组织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一面表示拟派人“前赴滇、黔，切商一是”^[17]。不久，原云南军官、经界局评议委员殷承𤩽便奉命出发了。9月3日，他又致电前贵州巡按使戴戡，促其早日入京。一星期后，戴即登程离筑，并于10月中旬抵京。这就是梁启超所说：“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电报把重要人叫来。”他们预订的计划，正在具体实施。随后，由于帝制“迫速”,蔡锷不等殷到达云南，便不顾袁探检查邮电的危险，径直“用经界局关防发一密电往滇”,鼓动“人民反对帝制”^[18]。
但是，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袁世凯正在密切注视着京外各省，特别是云、贵对帝制的反映，而他与云、贵的关系又是人所共知的。因此，他又频频指使云、贵随波逐流，尽可能向袁表示忠顺。8月26日，他复电贵州刘显世：“筹安会发起后，京外多主张赞同，军界重要诸人亦皆预闻其事”,“该会即有电相嘱，仍以推举代表为宜”。28日，他同时致电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刘显世：“筹安会各省代表均将派齐，尊处希早日指派为要。”9月6日，又电刘显世：“至电呈一节，各省已大半照办，尊处似亦不妨以同。”18日，再电刘：“国体事现仍进行，各省军、巡来电，主张均归一致，尊处尽可电院表示赞同。”^[19]刘显世颇有感慨地说：国体问题，承“松公随时赐电，俾不致茫茫无主，感激何似”^[20]。
当然，蔡锷的策略也是灵活的，只要有机可乘，就绝不放弃宣传反对帝制。例如，9月6日，袁世凯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至参政院发表国体意见后，袁的意图已尽人皆知。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21]。其实，蔡锷对此也是明白的。当参政院指定他为帝制请愿案审查员时，他就和其他审查员一样，表示“各请愿书可以成立”^[22]。但是，他在会后分别打给云贵的电报中却说：“主峰今日(派员)到参政院宣示意见，有维持共和，为其职责，更改国体认为与时事不合等语。”^[23]这表明他是在利用袁世凯的语言，合法地暗示云贵不可不反对帝制。
为使讨袁战争更有把握，蔡锷还在京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联络准备。如：9月29日，他在己宅与黑龙江将军朱庆澜“畅谈半日，叩其对于帝制问题，沉吟者久之”,“知其已有会心”^[24]。差不多同时，又与前四川都督胡景伊“熟筹川事，密约南旋”^[25]。他还了解到山东靳云鹏于筹安会发生时“颇形反对”,沿江各省如江苏、江西皆持异议。此外，筹安会初起，他便嘱经界局评议员袁家普“与上海民党暗通消息，得其真相报告之”^[26]。9月底，又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十七页的密信，“谈到当时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潜赴西南发难的计划”^[27],等等。
然而，袁世凯也没有睡大觉。他既早就认为蔡锷有阴谋，所以把他调来北京，现在冒险实行帝制，自然不能对他没有防备。果然，不久他便接到报告，据云南人说，京中有重要人物致密电该省，唆使人民反对帝制。经向电报局详细调查，此人用的是经界局关防^[28]。接着，路孝忱又报告说滇省反对帝制，蔡锷等人也“通信与谋”^[29]。为了拿到真凭实据，10月14日，他令军警进一步搜查棉花胡同蔡宅。这天上午10时，“有着军服者五人贸贸然来，声称系军政执法处卫队，奉处长谕：有大总统令，命查抄盐商何姓寄存之赃物。蔡宅家丁方欲拦阻，已排闼而入，翻箱倒笼，颇极骚扰，其势汹汹，不可理论。后阍者约集多人壮胆向前语之曰：‘此系昭威将军蔡大人住宅，汝等奉命有何凭据？何得无故动蛮？速言其故！’”军警见搜查无所得，这才顺水推舟，“云系奉总统令，查抄福宅寄存之何姓赃物。既现在为蔡宅，我等另向旁处搜查可也。遂相率驰去”^[30]。
至此，梁启超、蔡锷深感北京已不可久留，军事讨袁应从速作为主要方针提上议事日程。蔡宅被搜后三天，梁启超便退了北京正阳门内前细瓦厂的租屋，一切器具悉运天津。蔡锷也随即“称病，云非有温泉地方，不能适养身体”,为出京制造借口。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却认袁克定常住的“汤山合宜，令其养病”^[31]。其时，适贵州戴戡、王伯群到达北京。经过密议，都认为“欲活民国，非出京不可”^[32]。随后，他们密约至天津，与梁启超、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等，就起义事作进一步研究。“初议以梁任公往日本办报鼓吹，蔡、陈、戴、蹇与伯群或往云南，或往两广运动起义。讨论多时，佥谓办报东京，袁不许入口，无益于事，不如分头运动”。“蔡自担任云南，戴与伯群担任贵州”^[33]。他们计划滇、黔两省同时起义，具体步骤是先发一警告电，要求取消帝制；袁不应，再发最后通牒；又不应，即通电全国，宣告独立。为了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他们并决定：“由云南潜运军队到四川境后，乃始宣布独立。”^[34]最后，还深入讨论了不发军用票，通过扩大富滇银行解决财政问题，以及梁启超在外策应，暂不赴滇、黔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会后，王伯群带着蔡锷的密信直奔云南，梁启超留在天津准备各种起义文告，蔡锷回京做好出走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