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音乐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

云南元谋猿人的发现以及云贵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存在足以证明，早在人类的幼年期，这里就有原始人的活动。新石器文化的多种多样，同样也反映出这里多民族属性的复杂，它们不但有民族色彩和地方特点，而且还有与内地新石器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汉族人口在云贵属于外地移民，其人数也是由少到多，直到十四世纪才有大批汉人出现在云贵高原。直至今天，少数民族在数量上占云南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占贵州人口的四分之一。这种历史的特殊情况，无疑造成汉族与兄弟民族间长期相互交流、吸收、融合而形成的音乐文化多元化的特色。
有关云贵在先秦时期与内地的关系，文献记载很少描述。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就开始从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宜宾地区)开山凿崖修筑一条通往云南东北部曲靖的通道，由于这条路路宽仅有五尺，所以当时人们称它为“五尺道”,这条道把关中到四川，四川到云贵连接起来，形成“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于是云南的牛马运入四川，四川的铁器输入云南，商人往来，络绎不绝。可见从秦汉开始，云贵与四川同我国西北地区已有了文化传播的渠道，而最早进入云贵的汉族也大多来自四川以及西北一带。
从地理与行政区划方面看，云贵高原山多石头多，可耕的农田大都为小块地段。没有像北方这样大面积的平原。当地流行着这样的谚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主要指贵州一带地少人穷而言。云南则不同，一向有“小天府”之称。人称四川为“天府之国”,是说它富裕，云南比四川稍差些，也是个较富的地方。气候也好，昆明“四季如春”,云南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种三季水稻。相比之下云南比贵州农民的生活要好得多。贵州汉族多与兄弟民族杂居，而云南汉族聚居区则比较集中，因此民族间音乐交融的程度也有些差异。贵州与云南的民歌相比较，后者更具委婉抒情气质。这与上述情况的差异不无关系。至于行政区划，历来云贵与四川很难截然分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政府根据全国各地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的不同，把全国划分成十二个区域，把云贵的西南边郡和关中、四川一带划为一个区域，称为“秦地”。从三国到南北朝时期，原“西南夷”地区统称“南中”,“南中”实际包括现在的云南、黔西、川西南部分地区，当时称“越嶲郡”。直到十八世纪初期，以贵州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一直辖于巴蜀。再加上云、贵、川汉族方言都使用“西南官话”等原因，使这三个地区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音乐文化在内，尤其是与地方方言关系密切的民间歌曲、戏曲、说唱等等，在风格特点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秦汉时期，云贵各兄弟民族一方面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另一方面也逐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汉代对云南进行移民屯田，随着不少移民的迁入，政治经济上和内地交往密切，汉文字至迟自西汉起就开始在云南使用。东汉以后，“大姓”全面模仿内地汉族生活方式，内地的影响更加显著。如在滇池地区呈贡归化东汉墓中发现了抚琴陶俑和吹箫陶俑，说明古琴这样的内地乐器也已传入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的椭圆形编钟，风格独特。同时，至少在西汉或更早时期，云南一些地区(如滇池地区)和内地在乐舞方面就具有某些共同之处。

椭圆形编钟(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

唐代中原文化对于云贵的影响，佛教佛经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佛教音乐对于云贵的民间器乐的发展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洞经音乐保存至今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从汉族移民在云贵的发展史看，明代以前迁到云南的汉人，大都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明代前汉族移民的文化，也融于兄弟民族的文化。明代在云南腹地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先后迁来云南的汉族人口总数将近三百万人。据《滇粹》中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命傅友德、兰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入滇平定云南，实行屯田戍边；明洪武二十二年(1390)沐英又奉朱元璋之命再次“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万人滇”。这就远远超过当时云南境内少数民族人口。所以，今天云南的汉族，十有九家都说他们的祖先是洪武年间从南京迁来的。但根据史书记载，移来的时期并不全是洪武年间。移民的原籍除南京以外，以江南、湖广、江西、浙江四地移来者较多；其次是四川、陕西、河南、山西、广东、福建、山东、广西、北平等地。(参阅《蒙化县志》)这些移民通过大规模的“军屯”、“民屯”在云贵扎下根来，聚居于肥沃的大小“坝子”垦荒农耕。
从上述汉族移民的历史，不难看出贵州受来自四川、江西、湖南、江苏的民间音乐的影响较大，可以说云贵的音乐文化主要受楚文化与吴文化的影响，而许多现存民歌、说唱、戏曲大部分是从明、清时期形成的。汉族移民与周围错杂而居的各兄弟民族展开持久的交汇融合，从而成就了多元混血风格的云贵文化。(参阅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