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风格即其人

闻一多先生论唐诗颇有妙语，如说：“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孟浩然》)诗如其人，虽然在孟浩然表现尤为突出，却也是一种普遍的规律。因为文学创作是个体的创作，作品贵有个性，玩味诗词，关键之一也在寻绎其艺术个性。“风格即其人”,艺术个性又关乎作家的性分学养。“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所以要读《离骚》,必须先读屈原传记，知道他的人生见解，两度流放政治经历，与其内心的深刻矛盾。有了这些知识准备，这篇光采陆离的长诗，也就不难入门了。如能解乎此，昔人名作在我们读来必更赏心悦目。
熟知诗人的生活环境，对于解诗有莫大帮助。古往今来那些大自然的伟大歌手，往往得故乡山水形胜之助。英国的华兹华斯的家乡，便是著名的风景区，以致有人认为不亲见华氏故乡之湖山，便不能彻底了解何以会产生这样一位诗人，也很难彻底明了他的写景诗的深邃意蕴。同样，读者如果对“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有比较真切的体认，他便能更为领会孟浩然其人与其诗。如果读者不仅了解襄阳的自然景观，而且了解襄阳的人文环境，那么他的领会便会更加亲切更加深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巾。(《与诸子登岘山》)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夏夕南亭怀辛大》)

只要知道孟浩然早年的生活环境，便不难察觉生在奋发有为的时代，而又深恋着隐逸之趣的诗人的灵魂的骚动与困惑。
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常能使读者体会到其诗作的味外味。你须得知道苏东坡平生经历的命运打击与政治风浪，及其乐观坚韧的禀性，所受禅宗思想的影响，才能充分玩味他经常表现在诗词中的那一分性情与学养。比方说那首“沙湖道中遇雨”时作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难道仅仅是郊游(或观农)遇雨之生活记实吗？唯有知其人，方能从词的无字处看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风雨即将过去，阳光就在前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等等意味，从而受到一种精神情操的陶冶。倘若读者对苏东坡知之更多，还可能联想到熙宁五年(1072)他在杭所作的《望湖楼醉书》:“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和元丰二年(1079)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时所写的诗句：“逐客何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按梁代何逊、唐代张籍、北宋孟宾于皆做过水部郎官，诗人引以解嘲。)以及绍圣二年(1095)谪贬岭南所作的《荔枝》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所有这些诗词都烘托出同一个乐观旷达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便是苏轼。
假使我们深知诗人之性分，乃至知道其生平交游，有时便能读其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体会到诸多别趣。例如李白诗中有一首流传极广，艺术生命经久不衰的小诗——《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论者往往感到其妙处难以言传，或径赞之曰“有真情实感”。殊不知好诗皆有真情实感，故不必说；而这首诗突出的成功之处也不在所谓真情实感，而在于一种李白式的特殊风趣，可以说，它在短短四句诗中，活脱脱地画出了两个不拘俗套的人。这就需要读者不但熟知李白，还应知道与此诗直接相关的汪伦其人。
汪伦是唐时泾县村民，曾以美酒招待李白。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载，汪伦曾捎信欺以其方：“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至，他这才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并住了好几天。这故事不一定是事实，但却很能反映李白与汪伦的性格与交情，不仅仅可助谈资。关于《赠汪伦》这首诗，人多乐道其三四句，往往忽略其一二句的风趣和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忽略了这两个“活”人。“李白乘舟将欲行”,就要离开桃花潭，却不象是要在此告别谁，陶然忘形的他是兴尽而返。又从下句的“忽闻”可知，这汪伦的到来是不期而至的。这样的送别，在前人之作中罕有。“忽闻岸上踏歌声”,人未到而声先达，欲行的李白却已心知来者是谁，所来何事，手中何所携了。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汪伦就是来得巧。以下的事，诗人不再说也不必说，因为读者可以发挥想象了，那自然是饯别场面，一个“劝君更尽一杯酒”,另一个则“一杯一杯复一杯”了。不说则妙在省略、含蓄。不辞而别的李白固然落落大方，不讲客套；踏歌欢送的汪伦则既热情、又不流于伤感。短短十四字就写出两个乐天派，一对忘形交。这忘形正是至情的一种表现。因而李白不仅以汪伦为故人，而且引为同调，所以他要高度评价汪伦的友情。三四句以本地风光作譬：“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水长比情长，是诗人们常用的比喻；而说水深不及情深，就显得新颖。所以清人沈德潜赞美说：“若说汪伦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语只在一转换间。”此外，古人写诗，一般忌讳在诗中直呼姓名，以为无味。而这首诗自呼其名开始，又呼对方之名作结，反而显得直率，亲切和洒脱，很有情味。突破送别诗的感伤格调和传统手法，此诗正充分表现了李白的艺术个性，从而获得不朽的艺术魅力。由此例可以看到，知人对于透彻地玩味诗意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熟知其人，我们还可从一些看似寻常的诗作中发现奇崛与艰辛：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须知这首貌似无奇的五言诗是是少年时曾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的李白在晚年时所作。我们不能象论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以为此诗仅仅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那太肤泛了。此诗实际上反映了诗人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他是深深懂得了“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因而这位往昔大呼“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放洒脱之士，面对这样一餐寻常茶饭，竟深深地羞惭起来，这就令人尤觉感动。杜甫《丽人行》中以较多篇幅描写了杨氏姊妹在曲江边上大摆排场，所设的一席考究、丰盛的筵宴，用的是犀箸、水精盘，摆的是紫驼、素鳞及各种山珍海味，令人眼花缭乱。尽管那群贵妇并不能吃(“犀箸厌饫久未下”),但送膳的太监们还忙个不停，从夹道将山珍海味络绎不绝地送来(“御厨络绎送八珍”)……。如果读者知道写这首诗的人，当时处在“饥饿动即向一旬，鹑衣何啻联百结”的境地，那么这段对奢侈的宴席的描写，读来岂不更为有味？
运用“知人”的方法读诗，往往能洞悉诗人用心，从而发微。仍以李白为例，他的《将进酒》在提到“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之后，即说到“陈王”曹植。然而以饮著名的人物甚多，何以只举曹植呢？比方说，为什么不举耽酒更深，而又著了《酒德论》的刘伶呢？(李贺《将进酒》末尾正是提到他，云“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只要知道李白自命不凡，好以管仲、诸葛亮一类高级人物自比(“自言管葛竟谁许”),那末他在此以政治上自视甚高而备受排斥压抑的一代诗人与名王的曹子建自喻，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读者便从这篇劝酒歌中体味到一种浓郁的政治忧愤，不至于视为一般的人生感喟了。年辈较李白早，写出“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的诗人孟浩然，虽终生不仕，功名心毕竟很强。李白《赠孟浩然》却写道：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这首诗似有溢美之嫌。然而读者只要知道李白一生嗜酒，爱月，迷花，戏万乘若僚友，便可知诗中的孟浩然更多地染上了诗人自我色彩，或者说将孟浩然理想化了。
息夫人的故事为唐诗人所乐道：据史载楚王为掳息妫而灭息国，息妫入楚宫后生二子，却始终不说话。杜牧《题桃花夫人庙》云“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强调息夫人屈从的一面。王维《息夫人》一诗却云：“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强调其消极反抗的一面。有人联系到王维在作诗三十余年后，也落到息夫人一样的命运，在国难中作了叛军俘虏，尽管心怀旧恩，却又求死不得，仅能抱着矛盾悲苦的心情苟活下来。则可知其早年诗中同情息夫人，也不完全出于偶然。
如果读者能象熟悉朋友一样熟悉诗人，那么有很多看似奇谲的现象也都不难索解。如李贺，我国诗史上以鬼才著称的艺术个性相当独特的诗人，他作诗风格诡奇幽艳，绝类楚骚。与他同时的杜牧就曾以“时花美女”、“牛鬼蛇神”来譬喻他的诗品。有人竟认为他和他的诗歌“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如果读者不仅注意到这个诗人的心高命短，而且注意到他曾作过以“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的奉礼郎，仿效《楚辞·九歌》写过不少神弦曲之类迎送神灵的歌诗这一事实的话，则其诗风的形成也就有以致之，可得而说，而不足深怪了。李贺为奉礼郎，时年二十初过，正是其创作生命的旺盛时期，他的多数名作，都成于此后。在唐代大诗人中，担任过这种品位不高，职司独特的人，确乎又是独一无二的。“风格即其人”,在李贺身上似乎可能得到另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