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不苟 大笑下士

傅山是一个忠厚老实的读书人，淡于名利，而勤于读书。其字初学赵孟頫、董其昌，几乎可以乱真。传下来的有 《上兰五龙洞场圃记》,据《霜红龛集》的编刊者刘飞云，为崇祯十四年(1641)所书。字里行间，潇洒多姿，如果把它放入宋明人的简牍及汇帖中，一点也不显特殊。宋明文人喜用生僻的字眼和典故，傅山也不例外。他腹笥充盈，所以信手拈来，诗文中表现出一种怪味。明末是个乱世，书法上出了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名家，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影响傅山，表现在傅山的字里，也有一种怪味。
明末文人颇多幻想，及至国破家亡日益临近时，方深深地体味到幻灭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是如此巨大，如此深沉，以致一腔悲愤充塞天地。不能说那些自杀殉国的人都是窝囊废，他们的怨愤之情已经无法倾泄，只好一死了之。傅山有诗表达了这种心情： “明月清风遗恨在，千秋万禩属谁知。”这种悲剧的性质，到了清初才真正充分的显示出来。虽然说战争结束了，天下终于太平，实际上却是流血不止。这不仅是文人们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全社会全民族的悲剧。当时是“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优不降”(见马叙伦《读书续记》卷一)。活着的人服装发式必须旗装，死了入殓时可着明朝服饰；男人改为旗装，女人依然缠足； 妓女着旗装，戏子在台上依然是明朝服装。当时这就叫亡国。崇祯十七年，也就是顺治元年(1644)四月李自成进北京，五月南逃，十月清兵占领太原，立即下令剃发。当时傅山负母逃乱寿阳山中，闻剃发令下，便进寿阳五峰山龙池观拜道长还阳真人郭静中为师，出家当了道士。傅山决心做个隐士，而隐士是不容易做的。
傅山先学赵孟頫，后改学颜鲁公。对颜鲁公的人和字推崇备至，简直是五体投地了。傅山的颜体写得极好，流传下来的颜体大字、楹联和榜书多件，都非常端庄遒劲。他的小楷也用颜体。邓散木说： “傅山的小楷最精，极为古拙，然不多作，一般多以草书应人求索，但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俗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正像他的为人。”(邓散木《临池偶得》)仔细阅读傅山此时的小楷和楹联，都是严格的颜书正统，只是过于严肃，用力过猛，剑拔驽张，如临大敌。可见他的心情正在一种极度奋发的状态之下，表现出一种奋不顾身的抗争精神。
傅山曾于顺治十年因反清而被捕入狱。
傅山有《甲申守岁》诗二首： “三十八岁尽可死，凄凄不死复何言……蒲坐小团消客夜，烛深寒泪下残编。远臣有历谈天度，处士无年纪帝图……朝元白兽尊当殿，梦入南天建业都。”明亡之年他三十八岁，他认为当时就应该殉国。入狱时他已四十七岁，便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傅山的母亲，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她曾对傅山的朋友们说：“我儿被捕，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就是死了也值得，不必救他。不过，我只有一个儿子，能够保全下来，延续傅氏香火，也就够了。”(见郝树侯 《傅山传》)做母亲的一句“不必救他”不仅表明她的大义凛然的气概，而且也充分反映出傅山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傅山在狱中 “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死” (见全祖望 《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后来傅山的朋友们出奇计，终于救出了傅山。傅山出狱后有一首诗写道： “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有头朝老母，无颜对神州。”他虽然没有壮烈牺牲，但是其慷慨悲壮已足以光照千古了。
傅山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相比，在他的诗文中没有一点替圣人立言，替统治者出谋献策的意思。他是个道士，自称方外，甚至自称侨民。他同统治者之间，真是泾渭分明。这正是傅山非常独特、非常伟大的地方。所以顾炎武赞美他 “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傅山是不同凡响的。他在反清复明已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却期待着世道人心有所突变。他给自己起个别号，叫做 “观化翁”。既然清朝的统治已经渐渐巩固，世道人心正在变坏，他就希望迅速坏下去，以致物极必反发生突变。他深入研究战国诸子的思想成果之后，认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是可以激励炎黄子孙们真正地奋发起来。他盼望着华夏民族的真正觉醒，盼望着他的儿孙们，全民族的后代们都成为贤能之士。他愿做可以攻玉的它山之石，自号公它、公之它、石道人。他愿作老臂荒鸡，唤醒世人，从根上铲除暴政。傅山与金圣叹同岁，金圣叹喜欢对皇帝旁敲侧击，同时也对皇帝抱有幻想，傅山却没有任何幻想。他写道： “李白对皇帝只如对常人，作官只如作秀才，才成得狂者。”傅山对《周易·蠱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解释道：“王侯皆真正崇高圣贤，不事乃为高尚。其余所谓王侯，非王侯，而不事之，正平等耳，何高尚之有？”他评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时说：“王彦章粗鲁莽汉，仅死事可，特立死节之目，全未推敲所事所死者为谁也。”这话太尖锐了。什么狗屁皇帝，值得为他死吗！这对那些不论什么皇帝，一见叫做皇帝的人，就匍匐在地的顺民们，无疑是沉重的鞭捶。

傅山隶书对联

天下大乱时，他想做隐士，后来志士仁人以及孤立无援的山民们的血，像河一样地淌，他再也坐不住了。他会看病，他的医道甚高，曾经治好过许多疑难杂症，然而却挡不住鲜血的流淌。于是他由隐士变成了斗士，他的诗文中进发出战斗的精神。他的字也不同以往了，完全成了刚健雄强的蔑视一切的面目。
这个时期，也就是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在傅山的思想上和书法艺术上是大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有两件书法作品，都是长篇巨制，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件是《祝曹硕公六十寿》十二条屏，另一件是《祝锡予六十寿》十二条屏。这两件书法作品都是写在整幅的绫子上，八、九尺长，一写就是十二条。那雄伟的气势，浓妍的笔墨，一见之后使人觉得仿佛突然置身于深山大川之中，遇见了风雨雷电，出现了林薄晦明、猛兽突奔的情景，有一种震撼胸臆的强烈感觉。
《祝曹硕公六十寿》十二条屏的创作时间，比较容易确定。文中有“杜门十三、四年”之语，可见是明亡以后十三、四年，即顺治十四年，傅山五十一岁时的作品。这件作品带着浓重的颜体的味道，但是已经显示出一种对颜体的不满足，想从唐人的死板规矩中挣脱出来。这种把颜体打碎然后重新组合的新体势，表现着深深的痛苦和强烈的愤怒。这曹硕公曾经是傅山在三立书院的同学，“国变后，乃遂闭门谢人事，读书咏歌先王，教子弟研经以需”,决心做一个“所谓无用人者”,也就是不肯为新王朝效力的人。傅山赞美他： “正风旁风，逐渐随潮，风波震荡，一柁默操，愈静愈慎，愈变愈不变，因而载者不知其在风波中，而读书咏歌先王者亦不废。”愈变指世势，愈不变指自己的初衷。实在说来这种“一柁默操”的精神是非常难得的。文中提到闫尔梅，字古古。“吾乃今说南来，复得一彭城古古先生，亦老孝廉，不应今世，汗漫去乡国，旧善骑射，今而不试，时寄豪诗酒间，几不可知，而天笃之，尚偃蹇浮沉于今兹。我方外人，闻之起舞增气。先生闻之能不起舞增气者也。请三爵。是气也，概不可一世计也。”最后一句极为重要。如果真的像傅山所期望的那样，全民族彻底地觉醒起来，振奋起来，其功效确实是不可一世计也。
《祝锡予六十寿》十二条屏的创作时间，距离前一件作品却有相当的间隔。这是一首四十韵的五言排律，前有序，后有跋。诗一开始就说：“蝎结丹崖老，鹤栖翠柏旁。”丹崖是傅山的别号，自称老，想在六十以上了。“神农既久远，虞夏已通商。”就像上古的改朝换代一样，他亲身经历的 “国变”也已经成为历史了。“深藏佯守黑，较軩到侨黄。”侨黄也是傅山的别号，老子说：“知白守黑”,在他来说，也只是一种深藏之计了。诗中只是记述当时客人来访的情形，朋友间的高谊，兄弟间的情怀，几乎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话题了。后面的跋中说： “老臂作痛，焚研久矣”。可见他已经有几年不写字了，故说 “焚研久矣”。这个时期，傅山隐居在崛山多福寺中，潜心研究先秦诸子，同时也研究佛经道藏和儒家的经典。他这一段不写字而研究诸子和经典的结果，在思想上得到了真正的高扬，而在书法上则产生了全新的面目。所以在 《祝锡予六十寿》十二条屏中，结字更加飞动，用笔更加灵活，证明他的书法正在向前猛冲，已经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此时他的笔下，不仅赵董影响，甚至连颜体的影响也不见了。傅山到此时，才真正有了自己的面目，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而不是学来的特色。“焚研久矣”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经验，即仅仅是每天不停的写字，这是不够的，这最多只能培养出一个熟练工。甚至仅仅是注重钻研技法也是不够的。书法作为艺术，功夫不在手上。它里面所包涵的技术、技法、技巧等等，是很有限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那些仅仅知道钻研技法，甚至鼓吹技法、卖弄技法的人，他们的字一写就好，永远写不坏。最终他们的这种所谓好，也只能是低水平的，直截了当说就是匠人们的所谓好而已。傅山却不然。傅山经常写坏，或说写不好。他的书法作品，有的水平极高，有的很不像样。因为是傅山先生的遗墨，都被保存下来了。当然其中肯定会有不少赝品，这又当别论。傅山不给为人不正的人，或说他不喜欢的人写字。可以把这一点说成是他生性耿介的一例。傅山不喜欢当人写字。有的人为了得到他的真迹，立逼当面动笔，此时心中极不舒服。所以傅山说： “当人作者，无一可观。”当然更不要说“表演”了。清人笔记《里乘》里有一则，记载着傅山写字是在夜晚，独自一个人，一边哼着小曲。因为突然有人打扰，败了兴致，傅山便拂然而去。
从以上两件作品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得出傅山的另一件重要的代表作——《丹枫阁记》的创作时间来。在《丹枫阁记》里还有很深的赵董的影响，颜体的影响，甚至王铎的影响。作品后面有跋，写到跋文，越写越草。后面比较放得开，比较精彩。后面的字，已经是他自己的字了，已经能表现他的功力和个性。后人对这件作品评价甚高，说是《兰亭序》、《祭侄文》之后，天下行书第三。傅山先生在世时名气就很大，先生的道德文章受到普遍尊仰。死后山西人把他当作神仙，有种种灵异，传说至今。当然对他的书法作品，给予崇高的赞誉，也是很自然的。不过平心而论，《丹枫阁记》在中国书法史上自有一席之地。它是不是超过了古人，这不好说。但是，自傅山之后，还没有人能达到它的水平，这或许是可以肯定的。
傅山在进入老年以后，主要精力是研究东周学术。他在这方面的伟大贡献，受到历史家们的高度评价。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有傅山的专章。傅山在晚年，不再拒绝写字了，他开始了新的探索：隶书直学两汉，草书直学二王。他的方法是在临习时，把二王的草书帖放大，写成条幅。这种方法可能是王铎创造的，傅山受其影响，原路紧跟上来。这种方法见效颇快。大幅狂草需要肩肘之力，仅仅在不盈尺的简牍中涵泳，肩肘之力何由而生？现在能见到的这种临习之作，碰巧有两件是一样的内容，都是临王羲之的“伏槐清和帖”,水平截然不同。一件是晋祠文管局的藏品，一件是山西博物馆的藏品。前一件水平很差，后一件水平极高。前一件可能是第一遍临，后来熟练了，才有后一件的水平。这件作品上有纪年，辛酉。这一年是康熙十年(1681),傅山七十五岁。仔细阅读这两件作品，就可以发现，傅山晚年依然在用心研究笔法，他所着意追求的，正是生动灵活变化莫测的中锋。

傅山草书

傅山晚年对二王书法的深入研习，引出了对赵孟頫的新看法。他晚年有一首诗，题为《秉烛》:“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厮真足异，管婢亦非常。醉起酒犹酒，老来狂更狂。斫轮余一笔，何处发文章。”“斲轮”语出《庄子·天道》:“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可见此诗是傅山七十岁以后的诗。赵斯指赵孟頫，管婢指赵孟頫妻管仲姬，字道升；奇人则指赵孟頫夫妇。傅山青年时期学赵字，后来完全是出于政治思想上的原因而痛骂赵字，并且一再告诫儿孙们千万不可学赵字。到了晚年，在深入研究二王之后，又转而服膺赵孟頫，把赵氏看作奇异的天才。诗最后说，“斲轮余一笔，何处发文章。”我已经七十了，历史留给我的就只有这支笔了，除了写写字，我还能在哪里焕发我的才情呢。在内心深处依然感觉到一种无可奈何的隐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围绕赵孟頫转了一个圈，然而却不是平面上的圈。这好像是一座旋转的阶梯，当他在这个阶梯上转了一圈乃至若干圈之后，他才真正达到了对他自己来说是空前的水平，从而，他才有可能创造出他晚年的许多狂草巨制，这就是“晋公千古一快”四条屏，以及其它许多巨幅条屏。酒还是那种酒，狂却比以往更加狂了。“晋公千古一快”四条屏末尾署： “七十八翁傅真山书。”这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作品，很可能是最后的作品。
傅山在世时就有人代笔。先是他的侄子傅仁，后是他的儿子傅眉。傅山去世后，他的字被视为宝物。商人唯利，也难免有造假的事情。所以呈现在后人面前的傅山的书法作品，水平颇为参差。好的特别好，差的着实差。这些好作品在当时无疑都是一流的，有人说这些作品超过了王铎，有人说没有超过王铎。因为书法艺术是个性的产物，所以无法作出恰当的比较。再者，王铎是一代名家，号称神笔，他是无与伦比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点区别，倒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王铎的那些好作品，至少在当时王铎自己还能重新把它们写出来，而傅山的那些好的作品，就在当时，傅山自己也很难把它们再次写出来。即使写出来，也是另一种面目，而且未必就能写好。傅山虽然也说过“手熟为能”的话，但是艺术创作毕竟不是熟练工的事情。傅山自称狂人，自署 “大笑下士”,他永远无法重新制作他已有的作品，因为他无法重复他曾经有过的狂气。这是一切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奥秘，而在书法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突出。艺术需要有点狂气，正像生物需要水一样。老子叹道： “水哉！水哉！上善若水。”少而狂，倒也无甚足贵；老而狂，那就可贵得很了；如果在广博深入地研读中国的古代典籍之后，仍然能够狂而又狂，如傅山的“老来狂更狂”,那就妙不可言了。“至今妇人孺子咸知其姓名，皆谓文不如诗，诗不如字，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诗文外若真率，实则劲气内敛蕴藉无穷，世人莫能测之。至于伤心故国，虽开怀笑语，而沉痛即隐寓其中，读之令人凄然”(邓之诚撰《清诗纪事初编》卷二)。傅山首先是一个真率诚实的人，所以才成就了一个真率诚实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