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杨朴事

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诗。及召对， 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语妻曰：“独不能如杨子云处士妻作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其诗、词、散文所表现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他生前还写了大量笔记小品，亦写得清隽而富有情趣，这类作品为苏轼随手所记，由后人辑录，被取名《东坡手泽》,后由刊印者改题为《东坡志林》,简称《志林》。该书记载的是元祐、绍圣二十年中苏轼亲身经历，内容驳杂，既有名臣勋业、治朝政教，地理方域；也有轶闻趣事、梦幻幽怪、神仙伎术，这篇《书杨朴事》就选自《志林》一书。
《书杨朴事》写的是元丰二年(1079),苏轼转知湖州期间，所作诗中对新法含有讽刺，御使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劾轼作诗怨谤，将他逮捕，这便是史称的“乌台诗案”,该文记述的是苏轼临被捕时，其妻及家人挥泪相送，“皆哭，无以语之”。那离情别绪自然悲切凄楚，难以名状，然而，苏轼独能神情如故，谈笑自若，并提起杨朴妻作诗之事，以那首满含深情而又幽默诙谐的诗句为家人宽解心怀，充分展示了苏轼开朗乐观的性格。诚然，这种性格不可能凭空而就，这与其思想有着重要关系。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他都有影响，在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积极关心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生活，由于他坚持执中持平，守正不阿，在政治上频频受挫，屡遭贬谪，直到五十九岁时还被贬到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琼州。在挫折面前，佛、道两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对他产生了巨大作用。在《书杨朴事》中，他利用杨朴妻之诗“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抒发了他对官宦生活的轻视和冷漠，对隐居生活的赞赏，同时也流露出对仕途险恶的清醒认识。但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毕竟未在挫折面前消极颓丧，也未就此而懒散和放逸，而是采取了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特别是在文艺创作上，他始终孜孜不倦，其弟苏辙说他谪居海南时写的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能保持这样乐观亢奋的情绪，实在是那些得罪远谪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及的。苏轼坎坷的生涯，形成了他复杂的思想，磨练了他的意志，也陶冶了他的性格，使他能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始终那样幽默、自然、开朗、豁达。在这篇《书杨朴事》中，当他因讼入狱，前路未卜之际，尚能泰然处之，并谈笑自若，宽解他人，足见苏轼性格之一斑。
这篇文章为苏轼随手所记，信笔写来，但依然有个中心，并一贯到底。文章分两个层次，先写李公简曾对他讲的杨朴事，后写自事，以杨朴事为铺垫，写他自己时仅一句点睛之笔，“独不能如杨子云处士妻作诗送我乎？”便将苏轼性格完全展示出来，形象鲜明而深刻。在选材上，文章截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时间，抓住被捕系狱之事，临别将行之时，这种最令人痛苦的事件，最令人心碎的时刻，而苏轼能泰然处之，并为家人说笑解忧，异常生动形象地刻画出苏轼的性格特征。本文尚不足一百五十字，但其中有诗、有文，随笔所致，挥洒自如，读来通俗晓畅，平易自然，从中亦可感受到作者那不拘一格，灵活多样的写作风格。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