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体论

上文在考察孙过庭对钟、张、二王的评价中已经涉及到了他对各种书体的认识。对于某一书家来说，往往有其所长，如钟之长于真书而张之长于草法，但他最推重的王羲之是兼擅各体的。因而，孙过庭的书论中一方面强调辨体，指出各种书体用途、特征、规律的区别，另一方面主张融汇贯通，重视各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他分析各体的不同云：
趋变适时，行书为要； 题勒方幅，真乃居先。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
孙过庭从各体书法不同的功用出发分析其不同的风格特征。如他以为行书适宜于一般日常的运用，张怀瓘 《书议》上说行书“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也即指出了它“趋变适时”的特征。真书则更适合于题榜刻石，书写碑文墓铭。书体的功用不同，自然导致了对其审美要求的不一，所谓 “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孙过庭对篆、隶、草、章四种书体审美特征所作的要求是合符其本身的艺术规律的。篆书贵在能运笔圆转而劲健，古人所谓 “如蚕吐丝”,以 “婉而通”来形容最为切当。隶书结体贵精，要能 “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杨守敬语),故以 “精而密”评之。草法最重流美，要能变幻而畅达，《书断》中说张芝创立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故孙过庭标举“流而畅”。章草的形成前人都以为意在求简便，赵壹说： “示简易之旨。”( 《非草书》) 《书断》也说：“章草即隶书之捷。”故用“检而便”来形容其特征。明代杨慎《墨池琐录》中以为： “此四诀者，可谓鲸吞海水尽，落出珊瑚枝。”可见前人对这四句话的评价之高。
然而，孙过庭在总结了各体书法不同的功用与特征之后，更强调了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与统一，他说：
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
孙过庭以“使转”、“点画”来分析真书与草书的异同，已经成为书论史上的著名论断。真书以点画作为外在的表现，以运笔的使转作为内在的精神，而草书则相反。然而“点画”与 “使转”在字中是相关连的，“形质”与 “情性”也是统一的。草书的点画即寓于使转之中，所以说“草乖使转，不能成字”,这就意味着其情性发自形质，因而孙过庭认为真、草二体的笔法是相通的。草不能兼有真，则易失去严密的法度；真不能融合草，则不成其为精美的书法，真草二体从根本上说是相得益彰的。故包世臣《跋删定吴郡书谱序》曰：“吴郡论真草，以点画使转，分属形质情性，其论至精。善点画力求平直，易成板刻；板刻则谓之无使转。使转力求姿态，易入偏软；偏软则谓之无点画，其致则殊途同归，其词则互文见意，不必泥别真草也。”包氏强调了真草的相通，甚至认为“点画使转”、“形质情性”之论是互文见意，泛论真草二体的。推而广之，孙过庭甚至要求融汇各体，主张“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这样便能达到炉火纯青、左右逢源的境界了。他还是举出钟繇和张芝的例子：
至如钟繇隶奇，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而使转纵横。自兹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
要理解这段文字，有两个词首先须明其意义。“狼藉”本谓散乱貌，然此处指遍布之意。包世臣说： “狼藉者，触目悉是之谓也。”(《答熙载九问》)“纵横”原谓交错貌，此指处处皆有，包世臣释曰： “纵横者，无处不达之谓也。”(同上)故这里“伯英不真”四句孙过庭意谓张芝虽然不擅长真书，然其草书中处处可见点画之工，即指张芝也深谙真书的笔法；钟繇固然也不长于草书，但其真书中不乏使转之巧，可见其也能运驾草书笔势。因而，他以为钟、张之所以能专精一体，在于其能兼通诸体之法，后代虽有专工一体者，未能兼擅众体，故难以到达钟、张的境界。由此可知孙氏以为真草二体笔法相辅相成，故他主张贯通诸体，所谓 “镕铸虫篆，陶均草隶”。
这种融合各体的主张虽非创自孙过庭，传为卫夫人所作的 《笔阵图》论 “六种用笔”,即要求篆、章草、八分、飞白、鹤头书、古隶的融汇贯通，传为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亦说： “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然而孙过庭从真草二体的比较中引出其笔法字形上的相通相异之处，不失为深造独得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