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激烈的四平战役

东北军事调处的努力失败后，国共双方尽遣精锐，在四平、本溪一北一南两条战线作实力较量，双方一攻一守，战斗的规模与激烈程度，在全面内战爆发前的国共军事较量中可称空前。战斗的结局，不仅影响东北，而且及于全国；不仅影响军事，更及于政治，以及国共关系和国内形势的全局。四平战役可称为战后中国政治军事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自上年攻占锦州后暂时停止，但国民党军队自进入东北后，虽和中共军队交过几次手，然并未真正吃过苦头，前线将领多持主战态度。杜聿明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力主“一面接防，一面肃清，在共军根基未固之前，一举铲除”^[1]。1945年12月下旬，东北国民党军以锦州、锦西为出发地，开始在北宁路锦州、沈阳段西侧发起进攻，先后攻占北镇、黑山、义县，12月30日，进占阜新。1946年1月上旬，又对热河发起进攻，先后占领了北票、朝阳、叶柏寿、建平、凌源等地，因停战令发布而停止于赤峰、承德近郊。中旬，沿北宁路推进至沈阳近郊的新民和市内铁西区待命。2月上中旬，杜聿明又以二个师发动了对北宁路锦沈段两侧的扫荡战，先后占领了路南的辽中、盘山和路北的法库，其间在法库南之秀水河子和盘山东之沙岭子与东北民主联军发生激战，结果一失一得，打成平手。
2月底，杜聿明因病离职赴北平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其职务。3月4日，熊式辉奉蒋介石令，“着坐镇锦州，直接指挥军事”。他随即下令开始在辽南进攻，并与前线将领商定“一致拒绝三人小组干与东北接防事”,并在三人小组到东北前，尽可能抢占实地，控制铁路沿线及重要城市，造成既成事实，以便日后谈判。29日，他致电蒋介石，认为“苏军将撤，共军自危”,建议“对苏对共，应取强硬态度”,“中央对东北军事，似无重订新协定之必要”。其后，他又向蒋提出，“此后青纱帐起，继以雨期，故此时间性之重要，甚为明显”^[2]。这些主张对蒋的决策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尤其是在蒋本人也倾向于动武的情况下，前方将领的态度，使蒋更可以之压服党内不同意见。
3月13日国民党军进驻沈阳，15日即发出进攻命令。此时正值中共军队调整部署，准备大战，而不求保守城市，因此国民党军的攻势取得了较大进展。在南线，3月21日，占领辽阳、抚顺，4月2日，又占领了鞍山、海城和营口三城。在北线，沿中长路北进，3月23日，占领铁岭，30日，占领开原，4月4日，占领昌图，复经过激烈战斗，中旬进至四平外围。
4月6日，蒋介石指示熊式辉，“如我军决心向北挺进，则对南除收复本溪湖以外，不必再求发展，应暂取守势，而用全力向长春挺进……目前共军主力全在沈北，应抽调新六军及其他有力部队向北推进，集中全力击破其四平街以南之一股而消灭之，则大局定矣”^[3]。13日，又严令熊式辉于20日前攻下四平。由此表明蒋决心在东北动武，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战斗即将展开。
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分为南北两条战线。北线进攻由孙立人的新一军和陈明仁的七十一军担任，从重要性而言，国民党更看重北线，因为东北未接收地区集中在北满，何况长春是东北首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南线进攻由廖耀湘的新六军和赵公武的五十二军担任，由于南线对其后方威胁较大，而且“化冰后，辽南平原河川横梗，进军不易”,因此熊式辉对南线较为重视。由于杜聿明此时因病离职住院，北线由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南线由东北行营熊式辉直接指挥。从兵力部署而言，国民党军摆出了一个平分兵力、齐头并进的阵势。
在国民党军即将发起大规模进攻之时，中共东北部队也在进行着部署的调整。在上年底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下达后，中共东北部队分散进行整顿、剿匪、发动群众与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现在根据中共中央“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指示，3月2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新的作战部署，认为完成中共中央指示的关键，“在于集中全东北一切可能调用之兵力，在沈阳与长春之间铁路沿线上进行反复的争夺战，大量消灭敌人，力争阻止敌人于四平以南地区”,为此要求“各军区应不顾惜暂时可能失掉某些地区(例如被匪占据)。将守备兵力减到必要限度，而抽最大限度的兵力参加此次有关东北全局的大会战”^[4]。东北局决定由西满部队承担四平作战任务，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南满部队承担本溪作战任务，掩护东北局机关转移并牵制国民党北进部队；东满部队承担攻击长春任务；北满部队承担攻击哈尔滨的任务。此后，西满与南满部队开始分别向四平和本溪集中，对其他各城未作坚决防守的部署。而在北满，中共集中二万余部队，自4月14日苏军撤退当天开始进攻长春，18日占领长春；24日，占领齐齐哈尔；28日，未经战斗进驻哈尔滨。至此，全部北满落入中共手中。
东北战事爆发后，4月上旬，国民党军首先在进攻本溪的作战中遭到挫折。防守本溪的是东北民主联军萧华、程世才指挥的南满军区第三、第四纵队，由于国民党军在辽南占据了若干城市，需要分兵把守，而且前一阶段进攻的顺利，使它有些轻敌，因此最初进攻本溪的部队只有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和新六军第十四师。4月2日，国民党军的第一次进攻受挫。7日，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率部再度发起攻击，由于兵力不集中，被萧华部反击，损失了一个团，于10日被迫退回出发地。
四平方面，国民党军队从4月17日开始发起全面攻势。由新一军担任正面主攻，分为左路新三十八师、中路新三十师、右路第五十师，以四平南中长路上之虻牛哨为基地，向四平三路同时进攻。另以七十一军两个师由四平西面之大洼、八面城向四平作大迂回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以两个团守四平城，另以陆续调来之十四个师(旅)在四平正面构成蜿蜒百里的防线，林彪率前线指挥部在四平西北的梨树坐镇指挥，并要求“每一个前线指挥员必须有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皆无权离开岗位”^[5]。从17日到27日，新一军对四平连续发起猛烈攻势，并出动空军和装甲部队助战，双方反复争夺，战况空前激烈，双方均伤亡惨重。由于是阵地战，便于国民党军队发挥优势火力装备的作用，但中共部队在劣势装备下，完全凭高昂的士气与精神，抵挡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对手在十天时间中不能越防线一步。国民党军虽一度攻入城内，但未及立足即被迫退出，而七十一军由于在15日的大洼作战中遭受严重损失，心有余悸，迂回作战不很有力，直到25日方攻下八面城。
因为攻势顿挫，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熊式辉和杜聿明虽都主张动武，但两人也都认为东北兵力不足，杜提出东北应有十个军，而熊更要求东北部署十二至十五个军。四平作战时，国民党在东北已有七个军，但实际可用于前线的不过四个军，就军力而言，装备优于中共部队，而人数并不占多少优势，但中共军队抵抗之顽强，大大出乎国民党的预料。熊式辉先前的主战态度有了变化，主张只有等待援军开到，才能继续进攻，尤其是北线，不可过于深入。国民党统帅部方面，何应钦主张“后防不可少忽，主要兵力不宜远出”^[6]。军令部方面则一直主张，东北不宜孤军深入。4月21日，蒋介石召集军事幕僚讨论东北战局，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认为，“国军既受运输限制(无问军队，粮弹尤然),更防苏联破脸的助共，我孤军深入，今已为甚，奈何开进。……既进入矣，以为政治尽可前进，军事力量只能以锦州为主，沈阳左近为最大限……今日诚不可再进一步矣”^[7]。他们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除了兵力的增加之外，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地位与半年前相比并无明显改观，而中共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根基大为稳固，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东北军事行动的最佳时机。
尽管东北作战不利，但一则此时国民党内的政治气氛有利于主战派；二则收复东北是国民党公之于众的抗战基本目标之一，事关其政治地位与公众形象；三则4月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随后又占领哈尔滨的行动，使国民党感到大丢脸面，主战的喧嚣掩盖了作战的不利。蒋介石于恼怒中确立了必须拿下长春再及其他的决心。21日，蒋指示熊式辉，“四平街会战，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23日，又召见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指示作战方略，要求：彻底使用空军助战，设法抽调新六军活用，坚定各军官兵信心，并答应增调援军^[8]。由于蒋的作战决心，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不可能停止。　
中共方面对四平作战的得失也不是没有异议的。东北局和林彪最初主张乘苏军撤退之机，尽可能控制东北广大地盘，以实力与国民党讨价还价，他们的想法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并与中共中央夺取中长路沿线大城市的命令相合拍。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大举北进，一贯作战谨慎的林彪审时度势，反对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军队对抗，而主张作长期打算，以运动战为主。4月11日，他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根据目前东北形势及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消灭敌人的结果。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取主动进攻，对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建议我军以便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9]。他的主导思想是“且战且退”,延缓对手的进攻，以争取时间。东北其他中共领导人陈云、高岗、黄克诚等也都认为，在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进攻下，不宜采取固守城市的战略。
中共中央的考虑与林彪等人的建议显然不同。尽管毛泽东也曾同意林彪意见，“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10],但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四平战役前后的大量指示而言，其主导面是指示东北方面，“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要求“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六个旅或更多);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军事准备”,从一开始就表示了打大战的决心^[11]。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东北战事开始前，中共“估计在东北的内战不可能长期继续，在我党采取明确和平方针下，国民党终将被迫和我谈判停战”;“蒋方对东北问题大吹大擂，高声恐吓，其实是想达不战而得大部地方之目的。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战事开始后，中共认为国内舆论和民主党派都在要求停战，而美国也不会听任东北战火蔓延影响全局，只要能够坚守四平，便可在停战时“确保以长、哈为中心的北满全部在我手中”,这样，“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12]。四平作战期间，中共中央给东北方面的有关指示，多是围绕停战问题而部署工作。战事开始前，4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拟电致林彪：“马(歇尔)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长春、哈尔滨先后被中共部队攻下后，守住四平，便意味着北满可能掌握在中共手中，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四平坚守的决心更为坚定。26日，毛泽东再电林彪：“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5月1日，毛泽东三电林彪：“东北战争，中外瞩目……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尽，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电文并告林：“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13]他还不断指示四平前线的兵力部署与战略战术，总之，守住四平，以利谈判^[14]。
在此期间，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和美国以及国民党交涉的结果对中共在东北的作战决心和部署有着重要影响。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根据谈判的情况，数次建议，不能消极防御和等待，应“打得顽痛，以利谈判”;“美企图助蒋接收长春路。若如此，非打不足以杀其锋”;并建议“抢先开兵入长”,对国民党军“在四平街及其东西翼宜给以重击”。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视东北为检验国民党军战力的战场，只有痛加打击，“如东北冲突能停，和平有望，则关内问题有法解决，否则很难孤立解决”。当马歇尔调停暂时中断后，周恩来又建议：“请东北以最大之力守住四平、公主岭，大举破路，夺取铁路一二城市，以保长春，而促停战成功。”^[15]中共中央坚守四平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重庆代表团对于形势的判断。
正是由于这诸多原因，中共中央强调集中兵力，打大战，打硬战，“化四平街为马德里”,视四平战斗为国内和平能否实现的关键一战。四平作战，一反中共传统的运动战战法，以阵地战与国民党军对抗，主要反映了中共中央的政治意图。从战争的过程看，中共对国民党作战的决心和美国调停作用的估计不无失当之处，而且即便守住四平可以促成和平，但中共部队在东北当时尚不具备与国民党军进行全面阵地战的能力。这样，中共的政治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间不协调，是导致中共四平作战未达预期目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北作战由于国共双方各有企图，不仅没有在全国舆论的停战呼吁中歇手，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都有了决战的心理准备和相应部署。国民党方面，如蒋介石所言：“此次东北作战如果一地略遭挫失，则全局皆危，国脉将断。”中共方面，如东北局在动员令中所言：“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望空前动员全党全军以最大的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胜利。”^[16]战争机器一旦开动，轻易不会停止运转。
4月中旬，杜聿明出院回到沈阳，接过东北军事指挥权。他在国民党将领中属于较为有胆有识而且长于实干者，事前蒋介石有电给他：“望速指挥部队收复东北领土主权，有厚望也。”^[17]因为前一阶段的作战他未参加，他对东北打成这个局面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重在争城夺地的失误，应该集中兵力消灭对手的主力和有生力量，才能改变战局。他经过研究，认为四平和本溪两条战线中，在四平的中共军队实力强于本溪，而且是中共的作战重点；而国民党方面，四平战线兵力不足，损失较大，本溪战线的两个军只动用了两个师，且对本溪成包围态势，攻击较易，如能先解决本溪方面，既可确保沈阳安全，还可抽出兵力增援四平，因此他决定“以集中主力，各个击灭共匪之目的，决先将本溪之匪包围而歼灭之”,得手后再图四平^[18]。他的主张得到本溪方面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和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的支持，廖而且夸口，发起攻击后，四天之内拿下本溪。但杜的方案不符合蒋介石先解决四平的意图，也与熊式辉四平与本溪并重的意见相左。不过杜自信他的部署符合实际，一旦进攻有了进展，蒋介石与熊式辉都不会再说什么。在部署上，杜将到东北不久的六十军接替鞍山、抚顺等城的防务，以新六军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为右兵团，沿太子河两岸向北进击；五十二军为左兵团，抑留当面中共部队，待右兵团取得进展后，向南压迫，最后两路会合攻占本溪。杜要求部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迅猛行动，不使对手有各个击破之机。
4月29日，新六军及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三路并列攻击本溪，位于中央的新二十二师于次日逼近本溪城下，五十二军则进展稍缓。此时，中共在本溪地区的部队，三纵二个旅已调往四平助战，本溪只有四个旅的兵力，攻守之势悬殊。萧华等认为，本溪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守卫，但中共中央要求“死守不退”。经过数日激战，5月2日晚，五十二军首先突破防线，攻入城内。次日，中共部队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撤离本溪。
国民党军队攻下本溪后，杜聿明认为对手遭此打击，短期内战力不易恢复，遂大胆转用兵力于四平方面。5月10日，他下令以新六军附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为右路，自开原向四平东攻击，继以公主岭、梅河口、长春、永吉为目标；以新一军为中路，自现地向四平正面攻击，继以德惠、农安及松花江北之双城子为目标；以七十一军为左路，自现地向四平西攻击，继以三江口、郑家屯为目标；三路中以右路为攻击重点，取大弧形包围态势，“同时发动攻势，吸引匪于新四平街附近，包围而歼灭之”,并规定了四平中共部队固守或撤退时的作战预案^[19]。
5月14日，沉寂了近二十天的四平战线战火重燃，战况之激烈，为开战以来所未有。国民党军队的炮火以每分钟二十发以上的密度，连续二小时以上的时间，炮击守军阵地，为内战、抗战多年所仅见，空军连日助战，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中共部队的顽强阻击，中路与左路国民党军队的进展仍然甚为缓慢，而右翼指挥官廖耀湘由于本溪一战的成功，颇为自负，行动较为迅速。他将部队分为二个纵队，以宽正面跃进方式行动，这样既可互相掩护，使对手顾此失彼；又可避免对手的纠缠，确保行动的迅速。14日，新二十二师在威远堡门与担任阻击的中共南满军区三纵遭遇，三纵于抵抗后因实力不足主动撤退，廖耀湘判断，对手兵力不足而且实力有限，遂下令各部迅速向各自目标迈进，遇有抵抗应断然攻击。廖部利用其机械化优势，行动甚速，18日已进到四平外围，并占领了四平防守的要地塔子山。林彪事后也说：“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20]
塔子山扼四平东南之要冲，国民党军队占领之后，不仅可以据此威胁四平城，而且可以从此迂回，截断四平守军之退路，完成对四平的包围。此时，中共在四平的部队，外有大军压境，内部伤亡、减员较大，处于非常困难的处境。林彪审时度势，认为不能再守下去，否则“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21]。18日夜，林彪决定撤出四平，次日，中共中央电告林：“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22]因为情况紧急，此时林彪所部已在撤出四平的途中。　
5月19日，国民党军进入四平。恰在此时，蒋介石因四平久攻不下，特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飞东北视察，于17日到达沈阳。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时，杜聿明和蒋、白之间发生了分歧。杜主张继续向长春进军，白则向杜转达了蒋的意见，如果长春再打成四平式的胶着，不如适可而止。白的看法与蒋一致，他对杜说，四平打下，国民党已有了面子，不如暂停整理，再行大举进攻。但杜不同意，他认为：1.攻击四平的目的就是为了长春、永吉，如不乘胜追击，必将前功尽弃；2.共军整补比国军迅速，这有去年打下锦州后暂停前进的先例可证；3.命令已下，中途改变部署困难，反有为对手所乘之危险；4.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之小丰满电站为东北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政治经济意义重大。对于蒋、白能否顺利拿下长春的怀疑，杜保证绝对有把握，坚持不拿下长春不停止前进。最后，白崇禧同意了杜聿明的计划，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23]。
根据杜聿明的命令，国民党军按原方案仍分左中右三路向长春、永吉攻击。杜聿明得报攻击途中未遇中共部队大的抵抗，又从已向七十一军投降的林彪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处得知，中共部队减员过半，遂判断中共部队已无力作决战性防御，命令所部“应不失时机，编组机动纵队，实施猛烈果敢之超越追击，寻求匪之主力而歼灭之”^[24]。　
四平撤守后，中共中央本来要求林彪坚守公主岭，如公主岭不守，则坚守长春，继续以实力换和平的战略，以在谈判中交换有利条件。但国民党军队行动甚速，而林彪所部经四平苦战，已极度疲劳，在仓促后撤中来不及调整部署及防线，而且四平以北铁路沿线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只能于21日撤出公主岭。随后，林彪、彭真、罗荣桓等东北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经过讨论，决定放弃长春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向松花江北撤退^[25]。
由于中共军队主动撤退，新六军于23日占领长春，28日占领永吉，新一军于29日占领德惠，进至松花江南岸，与中共军队隔江对峙^[26]。在此前后，中共南满部队乘国民党军队在辽南部署分散之机发动进攻，5月25日占领鞍山，30日驻海城的云南部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宣布起义，迫使杜聿明自四平前线调新一军南援。6月7日停战令发布后，历时两个月、规模与激烈程度均属空前的四平战役暂告一段落。
四平战役，国共双方均动员了东北战场的大半精锐。国民党方面为在东北的七个军二十一个师中的十个师，且全为美国装备的机械化部队；中共方面为东北主力三十九个团中的二十个团。双方伤亡情况大体相当，都在近万人左右，但中共部队转移过程中减员不少。就此战的纯军事意义而言，国共各有得失。中共因四平阻击国民党军队北上而得以夺得北满哈尔滨等重要城市，对以后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但因为战线过长，防御纵深过浅，更主要的是因为实力的差距，未能达成战前预期的目的，因此毛泽东在战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战略区的指示电中说：“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27]
国民党军在四平战役前后虽然占领了包括长春在内的东北十几座城市，表面很是风光，但相对于东北的辽阔地区而言，仍然局限于点线，尤其是采取广正面推进战术，并未达到消灭中共军队主力的企图。国民党以后对此的检讨是：中共部队“对任何战略要点，判断已无力继续据守，类皆能相机及时撤离，虽有时不免招致损失，但决不至遭受全歼”。而己方“只要求各部队应占领某城某地，并继续加以确保，而且特别提示，应向长春急进，……此种只重视接收空间目标——城镇，忽略对敌有生力量之击灭，乃国军最普遍最常见之错误”。具体就四平战役而言，国民党方面认为其失误在于：四平未下前，兵力分配平均，未能形成绝对的优势；作战正面过广，不能发挥突击功效；进攻目标不明，不能紧密配合；没有对四平形成包围圈；四平既下后，行广正面追击，不能收歼灭对手有生力量之效^[28]。
然而，四平战役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军事的，实际上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这一点并没有随着战事的结束而结束，它还不断在谈判桌上，在全国的其他战场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