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船失釪喻

昔有人乘船渡海，失一银釪，堕于水中，即便思念：我今画水作记，舍之而去，后当取之。行经二月，到师子诸国，见一河水，便入其中，觅本失釪。诸人问言： “欲何所为？”答言： “我先失釪，今欲觅取。”问言： “于何处失？”答言： “初入海失。”又复问言：“失经几时？” 答言：“失来二月。”问言：“失来二月。去何此觅？”答言：“我釪失时，画水作记。本所画水，与此无异。是故觅之。”又复问言：“水虽不别，汝昔失时，乃在于彼。今在此觅，何由可得？”

无独有偶，《乘船失釪喻》这则佛教寓言故事与中国先秦杂家著作 《吕氏春秋 ·察今》 中的 《刻舟求剑》相比，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在意义上都是大同小异的。从对古印度佛教文学与古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妨把前引那段 “国粹”抄录如下，以便读者两相印证：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从两个类似故事所阐发的哲理看，申明的都是一个道理，即客观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决不能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去处理千变万化着的事物。如果顽固坚持采用背离客观实际的机械的、呆板的思想方式，其结果必然是徒劳无益甚至适得其反。
从两篇文章的文字风格上看，中国这篇因为有明显的经过文人加工的痕迹，所以文笔精练，语句典雅，而印度那篇则保持着民间传说那种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土风”。在字词的运用上，中国这篇是奇句单行，抑扬顿挫，印度这篇则多为四言一句，流畅通脱，明显表现出佛教偈颂文学那种既便于记忆，更便于流传的口语形式。例如，印度这篇用“欲何所作”等五句问话和五句答语详详细细交待的事情，在中国这篇《刻舟求剑》中则仅用“是吾剑之所从坠”一句自言自语。由此可以看出，文人笔墨与民间文学两者之间，诸子百家散文与佛教寓言两者之间，在文章结构及遣词造句上的不同风格，确是经纬分明、显而易见的。
不要小看这些古老而又朴素的寓言故事，在它们的身上，凝聚着人类几千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这正是后代读者应该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