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四十八章》)

鉴　赏

在老子的语境中，所谓“为学”指的是一点一滴的经验知识的积累；“为道”则主要指的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态度与精神境界，也即老子一以贯之的那种从全局的、长远的合于“道”的、合于“自然”的眼光来为人处事的大智慧。简言之，“为学”关键在于一点一滴的积累，而“为道”关键在于一种精神境界的培养、不要受局部知识、只言片语的蛊惑和限制。本来，“为学”与“为道”并不是必然排斥的，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它(《老子》)认为，为道就要日损，为学就要日益，但是，所损所益并不是一个方面的事。日损，指的是欲望、情感之类；日益，指的是积累知识的问题。这两者并不矛盾，用我的话说，为道所得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为学所得的是知识的积累，这是两回事。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精神境界可能还是像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用《老子》表达的方式，一个人也应该知其益，守其损”(《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其实并不能够达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那种“知其益，守其损”的精神境界，人们想到的往往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知识当然就要吃知识；也即是说，人们往往有了一点知识、一点技术，就要想方设法地让它为自己带来好处；甚至，对于眼前的事态有了一定的了解，成了“内行”，便不惜借助各种卑鄙的手段来欺骗外行、为自己谋利益，下到农贸市场上的注水肉，上到两院院士“发明”的假冒“龙芯”，不都是如此么？这些状况也即是老子所警示人们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为学”与“为道”在老子语境中的第一种对立，即当由“为学”而得来的经验知识与人的私欲联系在一起时，这些经验知识便会成为人们的私智、智巧，也即老子所反对的小聪明；它与老子所褒扬的合于“道”、合于“自然”的大智慧必定是格格不入的。

“为学”与“为道”除了上面所分析的一种矛盾之外，还存在另一种矛盾，就是即使不考虑人的“私欲”，片段性的经验知识本身照样可以使人不能见到大“道”。老子的继承者庄子从思想的最深处非常犀利地诠释了老子关于“学”与“道”，或者说个别的理论知识与作为全体之真的“大道”之间的矛盾。庄子在《齐物论》中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在庄子的上面一段话中，最为关键的一句是“道隐于小成”，庄子由此精辟地指证了一般的理论知识对于“道”的遮蔽。这是因为，一切具体的理论知识之建立都必然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任何理论之成立都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没有相应的前提条件或超出了其适用范围之后，这种理论便不能完全发挥其作用了；但如果理论知识的发明者自以为是，试图以这种特定的理论知识充当大“道”，将其应用于一切领域，那么必定是会失败的。试想，宇宙这么大，社会这么复杂，任何一种理论知识必然都不能穷尽所有可能性，而只有在其所假定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之内才能成立。比如现代物理学的研究中，宏观世界、微观世界之间有许多理论都是不能通用的，如牛顿力学就只能应用于宏观领域而在微观世界则是失效的；而现代化学则主要是在分子和原子的水平上做自己的研究，超出了这个范围化学也便不再作过多考虑了；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则都是在“经济人”的假设下得出的，即假定人都是完全自利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家”其实也并不是指的现实中的某一个人，而是指的“资本的人格化”，在现实中我们是找不到这么纯粹的对象的；再比如在哲学领域，黑格尔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可谓大矣，几乎把人类理性所涉及的全部领域都纳入到了其哲学体系中，但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黑格尔哲学遭到了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的从不同角度的批判即说明了这一点，如此等等。以上还仅仅举的是各个领域一些较大的限制条件或者前提假设，而在这些领域下的各种理论中其实还有许多使其得以成立的具体条件。

歌德说：“理论永远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常青。”之所以理论永远是灰色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特定的“理论”总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及范围，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距离的。并且，就特定理论知识形成过程中的认知活动而言，既然“理论”总受一定的限制，则必有向前发展、不断接近经验现实的余地；但经验现实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所以“理论”之发展也就永无完成之时，永远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性。

此外，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的思想，并且更加强调道的遍在性：“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必定得指出具体存在的地方才行)。’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稻田的稗草)。’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知北游》)。庄子认为“道”无处不在，但同时又不存在具体的形象、不可言说，而与可知、可言说者相比，“道”是全，可知、可言说者是偏。换言之，从“道”的高度来看，也即从万物的整体性和同一性的一面来看，则任何具体的知识都是相对的，在代表着整体性的“道”面前都是没有真伪是非可言的，都不能与作为“最后之真”或“全体之真”的“道”相符，都只是“小成”。而老庄所欲追求者，乃作为“最后之真”或“全体之真”的“道”，这些“小成”在“道”面前自然就成为一种障累。换言之，若想达到“最后之真”的“道”，便不能执着于这些“小成”，即不能使心灵局限于此。

在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每个学派都认为自己的理论知识是合于“道”的，并且奔走于各国之间宣传自己的理论；并且他们常常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的理论知识具有普世价值，由此猛烈地攻击与自己相异流派的观点。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庄子以上面的分析为基础，指出了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都是以“小成”遮蔽“大道”。大概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老子鲜明地区分了“为学”与“为道”的差异，指明了“为学”不等于“为道”，片段性的经验或理论知识不能代替“大道”，而虚华言辞的伪饰更应当为我们所摒弃；各个流派的理论知识只是属于“为学”的范畴，决不能与“为道”等同。于是，老子发出“绝学无忧”(《十九章》)的呼声，以及“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八十一章》)的呐喊，并留下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