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

中苏关系在抗战初期是融洽的，苏联明确站在援华抗日立场上。后来国际形势变化，面临德国的进攻，为缓和同日本的关系，苏联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置中国领土主权于不顾，致使两国关系冷落。抗战后期，美国迫切求助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积极协调中苏矛盾，重庆国民政府也渴望与苏联修复冷漠了的关系，中苏关系有了转机。
1945年2月上旬，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以中国的权益作交易，答应了斯大林关于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成立了“雅尔塔秘密协定”①。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
在雅尔塔，罗斯福和斯大林还达成谅解：在苏军作好对日作战准备之前，这些条件将对中国保密。
蒋介石最初是从驻英大使顾维钧和驻苏大使傅秉常那里得到有关雅尔塔协定内容零碎不全的情报，蒋判断：“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他感到形势十分严峻，“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②3月2日，驻美大使魏道明致电蒋介石，报告罗斯福向他谈到在雅尔塔会议斯大林对外蒙古、南满铁路和旅顺港问题上提出过要求，关于外蒙，是维持现状。蒋阅后，“但有痛愤与反省而已”,并作出了两点判断：雅尔塔会议出卖了中国已无多大疑问；苏联对日作战已有成议。对此，蒋介石担心的是苏联对日作战，进入东北的政治后果。
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将美国建议的中国与苏联缔结协定的纲要函告蒋介石。
蒋介石立即电示宋子文与杜鲁门总统商谈旅顺处理方案的步骤：“第一，旅顺愿交国际安全机构为国际海空军根据地。第二，中美俄共同使用。第三，如以上二项俄仍甚反对，则至少限度必须中俄共同使用。但以上三项无论何项，其主权与行政必须完全归我国自主，各国不能干预，若俄提归其独占或租让，则我必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③蒋在电报中说：“对杜总统商谈旅顺等问题，应注重技术，以语气之轻重与前后极有关系也。最好先问其当时罗总统与史(斯)大林谈旅顺问题之方式，以及其内容之经过与最后结论。如果罗斯福允史(斯)之要求旅顺归其占有，则此为中国主权所在，我国自可加以拒绝，不能承认也。”④宋子文于6月9日谒见杜鲁门。杜告知，罗斯福与斯大林雅尔塔会谈备忘录已电赫尔利，由其面陈蒋介石，并以“强有力的严重后果”为名，嘱宋不许泄露他从此次会谈中得知的雅尔塔协定。至于旅顺问题，杜认为“此乃最困难”之点，极力回避租借问题，只表示支持罗斯福签订的协定。⑤杜鲁门的闪烁其词使蒋介石感到形势不妙，遂于6月11日连电宋子文，嘱其不必再与杜鲁门商谈预案中的前两项，惟须向美国表示中国今后决不能再有租借地名义出现。“今后只要俄国尊重我主权与行政完整，则中国可允其对军港共同使用，但不能再用租借名义。关于此点非坚持不可。否则所谓东北领土主权与行政仍不完整，仍非独立也”⑥。据此，宋子文先后三次会见杜鲁门、霍普金斯、格鲁，希望能够联美抑苏，结果劳而无功。
6月26日，蒋致电斯大林：“余兹派行政院宋院长访问贵国，晋谒阁下，商谈贵我两国间各种重要问题。”“深盼宋院长此行，能获阁下开诚赐谈，奠定中苏两国长久友谊合作之密切巩固基础，不胜企盼。”⑦
宋子文于6月20日由美返回重庆，25日宣誓就任行政院长，并仍兼外交部长。27日，携带蒋介石致斯大林的信件，偕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外交部次长胡世泽，满洲事务专家沈鸿烈，亚洲司司长卜道明等人，乘美国所借飞机从重庆启程赴苏。代表团成员还有在莫斯科的驻苏大使傅秉常。
6月30日，宋子文一行抵达莫斯科。当日下午，宋子文即与胡世泽、傅秉常等人与斯大林进行了礼节性会晤，斯大林态度非常客气，双方均同意“竭诚率直商谈”,“完全坦白交换意见”⑧。
7月2日下午，中苏会谈正式开始。斯大林态度非常蛮横，一开始即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只能拿这个东西(指雅尔塔协定)作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⑨中方代表忍气吞声，只能围绕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与苏展开谈判。双方在外蒙问题上唇枪舌战，形成尖锐对立。宋子文指出：关于外蒙，“非目前可以解决之问题，……现在可予搁置。”斯大林表示反对，称：“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苏联在远东之地位， 日人业已试过，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苏联在外蒙领土应有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强大为中国之利，吾人不愿自处于愚蠢之地位，外蒙人民不愿加入中国，亦不愿加入苏联，彼等要独立，为中国计，割去外蒙，实较有利。如此问题不能实现，外蒙古将成为所有蒙古人团结号召之点，此对中苏两国均属有害。外蒙将统一所有自内蒙至北蒙之蒙古人民，外蒙领袖认为外蒙以南尚有甚多之蒙古人民。关于苏联签订顷交阅之文件之动机，及希望阁下对此同意之原因，实以下列二项为考虑之点：(一)加强苏联对日之战略地位……(二) 苏联已作战四年，且流血甚多，苏联人民均知在遭受攻击之时，必须抗战，如吾人对德作战者然。”宋子文称：“中国现处于困难地位，无法向人民宣布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现在日本和中国都无力占领外蒙。斯大林答道，很难说不会有一个第三国这样做。弦外之音即指美国。为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斯大林建议缔结一个关于外蒙独立的秘密协定，战败日本后再公开，同时还提出苏联应有权自由向外蒙调动军队。宋子文“以事逾训令范围”为由，予以拒绝。⑩谈判期间，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申诉中国不能同意外蒙古独立的道理。说道：“如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 ‘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斯大林则说：“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11)外蒙地位问题尚在争论之中，斯大林竟在克里姆林宫为外蒙独立而干杯。关于旅顺，斯大林表示可不用租借方式，但坚持苏联海军必须和中国共同使用该港口的设备，使用期为40至45年；铁路干线双方共管，利益均享，期限为45年；大连港国际化，由双方共管。双方分歧较大的问题是大连港。宋子文要求斯大林对“国际化”的使用作出明确解释。斯大林称，国际化系指一国际商业性港口而言，各国船只均可进入，而苏联的优越地位应保障。宋进而问，优越地位又如何解释？斯大林答道，这只是相对而言，苏联很需要一个不冻港，如果对中东铁路所达之港口无若干权利，则中东铁路就没有价值。斯大林暗示大连港管理权应属苏方。宋子文坚持大连港必须隶属于中国行政管辖之下，“优越权”只能是苏联可提供技术援助和自由地使用港口。双方因解释不同，谈判未果。此次会谈还就国共关系和东北主权接收问题进行了磋商。(12)
会后，斯大林为打破在外蒙问题上的僵局，提出：“苏联对租借旅顺事让步，盼中国对外蒙问题亦让步。”宋子文也提出相应的三项办法：“(1)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2)予内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3)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英国自治领性质不同，无脱离母国之权。宋将此方案电报蒋介石。7月6日，蒋电示宋：外蒙独立问题或可考虑，其前提条件是中国真能确实统一。中国统一巩固的程度，其要旨如下：(1)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甲、旅顺军港行政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乙、大连自由港行政管理权归中国；丙、铁路干线共同经营而非共管，苏方应予中国租借物资或经费作为报酬铁路股款；丁、其期限以英苏、苏法同盟条约为例。(2)新疆伊犁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3)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4)中国必须统一至上述程度，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如果中国不能达到统一之保障，则“不惜停止交涉。”(13)此电表明蒋在外蒙问题开始松动，但让步决心尚不明确。7月7日，蒋介石再次电示宋子文必须以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及苏联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为中国允许外蒙战后独立的交换条件。如达不到此目的，即中止谈判。(14)
7月7日下午，宋子文与斯大林再行会谈。关于外蒙问题，宋的态度仍很坚定，只表示中国现可接受雅尔塔决议案，即维持现状，但不能承认外蒙独立。宋认为外蒙可以高度自治，军事、外交均可自主。斯大林则认为雅尔塔议决案含义即为承认外蒙独立，中国接受雅尔塔议决案就意味着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还威胁道：中国如不能同意此点，苏方将不签订协定。(15)同时，还交给宋子文一份关于外蒙独立的宣言，要求双方签字并于战后发表。宋子文因此时未收到蒋介石的电示，自然无法与苏方达成一致。关于大连港问题，斯大林更是先发制人，把一份港口协定草案交给宋子文，要求把大连湾作为军事区；大连市长为苏人；期限40年。此外，斯大林还提出了友好同盟条约和中东、南满铁路协定两份草案文本。次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请示对策。
7月9日，蒋电示宋子文：关于外蒙战后独立问题，不可由中苏共同发表宣言。如不得已时，可兼用下列两项方式：(1)中国政府于此次中苏互助协定批准后，自行发表宣言；(2) 苏联政府于中国发表宣言后，应即照中国政府声明外蒙独立被承认后，苏联将永远尊重其独立。若满洲、新疆及西藏诸问题能照前电要求解决，则外蒙问题于中苏互助协定成立时，可酌依以上方式与苏联达成书面谅解。(16)蒋所强调的是外蒙独立问题应由中方决定，其宗主权在中方。关于港口问题，蒋指示大连必须为纯粹的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要求苏方在此点上必须让步，以换取中国在外蒙问题上的让步。
7月9日，宋子文与斯大林进行第三次会谈。宋子文将蒋介石的意见转告斯大林。斯大林对外蒙问题之处理“甚表满意”,对其他问题，斯大林表示：(1)关于新疆，允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助蒋；(2) 关于中共，答应此后援助中国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支持共产党；(3) 关于东三省，尊重其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17)外蒙问题大体议定。关于港口和中东、南满铁路问题，斯大林只同意协定期限减为30年。双方难以取得一致。
7月11日，蒋电示宋子文：(1)旅顺军港由中苏两国在同盟期间共同使用，对于纯粹军用部分委托苏联管理，行政权则归中国。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在同盟期内，组设一个两国军事委员会；(2)大连必须为纯粹自由港，其行政权须归中国，仓库运输等可用商业方式酌定办法；(3)中东、南满铁路所有权，完全归中国，可允苏联在同盟期间共同经营，但铁路警察权应绝对属于中国；(4)中苏互助同盟期限可定为30年。
宋子文于11日下午和12日下午两次与斯大林会谈，关于东北港口和铁路问题，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宋根据1924年中苏达成的协议和苏联已将中东路售与日本的事实，提出苏联不应再享有该路所有权，铁路共同经营权只限于干线；苏联不得利用东北铁路运兵，路警须由中国派遣，如驻旅顺苏军确需调动，可由海路进行；铁路联合公司理事会应由中苏双方各五名代表组成，理事长和经理由中方代表担任；大连和旅顺必须由中方管理，旅顺可设有苏方军事指挥官一人，权力仅限于管理旅顺军港。斯大林除同意中方负责路警工作和不经东北铁路运兵外，其余概予拒绝，谈判陷入僵局。
此时，波茨坦会议即将召开，苏方急于在会前达成协议，要求宋子文尽快接受苏方的条件，斯大林甚至表示可以设法推迟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以等待蒋介石的电报答复。宋子文则坚持苏方的要求已超出政府授权范围，必须返国与蒋介石详商。随之，宋子文即于7月14日回国，谈判暂告一段落。
7月19日下午，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返回任所的彼得洛夫，重申中国以外蒙独立作为换取东北完整主权的先决条件。蒋称：割让外蒙的决定“将使中国政府陷于困难的地位，所以同时必须苏联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问题，使国家真正统一，和新疆变乱的解决。必须这三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决外蒙问题。”(18)
雅尔塔协定决定了中苏谈判绝不是平等的双边谈判，中国只不过是美苏平衡远东关系的一个小小的筹码，在苏联一步步把雅尔塔协定变为现实的同时，美国的远东战略也同步地完成。蒋介石只好在美国不支持的情况下，同意以外蒙之让步来换取苏联对其他条件的承诺。而在东三省有关问题上，美国既要求中国让步，又要求有一定的限度，其限度就是保证美国在港口和铁路方面的利益，阻止苏联把“优越权益”扩大。所以，中苏双方在外蒙问题上较快达成一致，而在东三省有关问题上继续相持。波茨坦会议结束后，贝尔纳斯又于7月28日电告赫尔利，要他催促宋子文于7月30日或31日前同斯大林联系，续行谈判。旋即，杜鲁门总统得知原子弹已试验成功，认为已不需要苏联的合作，转而支持国民政府采取强硬立场。8月4日，杜鲁门电告蒋介石：“余曾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余未曾请阁下作超过该协定。如阁下与斯大林委员长对于雅尔塔协定之正确解释意见不同，余望阁下设法使宋氏回返莫斯科，继续努力以达到完全谅解。”(19)8月5日，贝尔纳斯电示哈里曼，要他向斯大林表明美国此时的立场；提示斯大林，中国已满足了苏联雅尔塔协定的要求，不能再强求更多的让步；建议斯大林迅速缔结美国拟定的关于“门户开放”政府议定书，并同中苏协定一起公布。贝尔纳斯的这一指示表明，美国已由幕后操作转到前台直接干预了，更表明美苏对立趋向表面化。
中苏第二阶段谈判从8月7日开始到14日结束。这一阶段的谈判是在远东军事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8月6日、9日，美国原子弹在日本爆炸；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并出兵东北。这一变化给中苏谈判的双方都造成了一定压力。对苏联来说，如果日本宣布投降而中苏谈判仍无进展，苏联便无法利用苏军占领东北的有利时机，以“合法”形式在东北取得优越地位；雅尔塔协定原意是中苏条约缔结在先，苏联出兵援华在后，现在苏联既已出兵，条约必须缔结，否则有师出无名之嫌。国民政府担心，如果苏军大量进入东北而不能达成协议，其政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苏联作出一定让步后，宋子文、王世杰等人报告蒋介石，认为已经不可能迫使苏联再作让步了。
8月10日，斯大林警告宋子文：如不尽快达成协议，共产党人将进入“满洲”。“满洲”时为国民党统治的真空地带，苏联如支持中共进入该地区将不会发生任何困难，美国也在不断提醒蒋介石密切注视此点。宋子文等人无心再“战”,遂于8月12日致电蒋介石，一致建议：“中苏条约必须缔立，倘再迁延，极易立即引起意外变化。”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一再坚持“外蒙疆界须在承认其独立前勘定”的蒋介石，立即指示宋子文、王世杰对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可以权宜处置。
宋子文在斯大林的强权政治面前以及中国如不同意“现行边界”,内蒙的“兄弟”将加入外蒙，共组大蒙古共和国的威胁下，被迫承认外蒙公民投票赞成独立后，以“现行边界”为准。关于港口和铁路问题，双方互作让步，于8月13日全部达成一致。8月14日，在日本宣告投降之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主要内容如次：
第1条：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担任在此次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援助与支持。
第2条：缔约国担任不与日本单独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与现在日本政府或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弃一切侵略企图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第3条：缔约国担任在对日作战终止后共同采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无再事侵略及破坏和平之可能。
第4条：缔约国之一方担任不缔结反对对方之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之任何集团。
第5条：缔约国顾及彼此之安全及经济发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和平。
第6条：缔约国为便利及加速两国之复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
第7条：缔约国为联合国组织会员之权利及义务不得因本条约内所有各种之解释而受影响。
第8条：本条约应于最短可能时间批准，批准书应尽速在重庆互换。本条约于批准后立即生效，有效期为30年。(20)
在当日条约换文时，莫洛托夫照会王世杰，表示了三项谅解：(1) 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援助，此项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2) 苏联政府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一部分，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充分主权、领土和行政完整；(3) 对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友好条约第5条所云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意。王世杰也照会莫洛托夫：“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21)
关于东北权益问题，双方还签订了几个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中国“以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30年，其余一半港口工事及设备由中国留用。”《关于旅顺口之协定》,规定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其防护则由“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则规定，国民政府派代表到苏军收复的中国领土.“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协助在已收复领土内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间之合作。”《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并“组设中苏合办之中国长春铁路公司”。(22)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关协定是雅尔塔协定的翻版，是由秘密到公开条约的形式转换。斯大林通过强权和政治交易相互交替使用的手法，利用雅尔塔协定笼统的表述，肆意扩展，在中苏条约中所取得的权益远远超出了雅尔塔协定所确认的权益，其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在中国发展到极点，损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蒋介石不以民族利益为重，只着眼于国民党一党私利的作法，以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来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是很不光彩的，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洗掉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