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事件

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参谋部上尉部员中村震太郎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的军事侦察任务，被东北军抓获。在确凿的证据前， 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对中方的指控不予理睬，反而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东北军秘密处决中村的消息被日军获悉后，成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
1931年6月26日晚①,日军参谋部上尉部员中村震太郎奉命在东北地区执行军事侦察任务。中村携带中国护照，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士兵、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②,他们一行化装成东北农民，至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非法的秘密军事地理调查后，在经洮南返回途中，在兴安区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被驻防于此地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第三连连长宁文龙查获，地点在四方台附近。
士兵们从他们身上搜获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的文件等多种，经详加检阅，计有：
一、 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
二、中文同比例之军用地图(前奉天测量局出版)一张。(中、日两种军用地图都用铅笔勾改过，显然是经实地印证后校对的);
三、晒蓝俄文地图一张；
四、透明纸作业一张；
五、洮索铁路路线图一张，附立体桥梁涵洞断面图一张(一部分，系自测自绘);
六、草图一张(系自测自绘);
七、笔记本两本：一本记载其个人私事，其头篇记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省派遣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一带活动和在东京驿送行的情况；一本记载他所经过地点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度河和扎免采木公司的情况；
八、报告书两封，主要报告他所遇到的人事，如洮南府满铁办事处负责人(忘记姓名，系张海鹏的代言人)和在巴公府的会谈记录；
九、表册三份：一册是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状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辎重；一册是调查蒙旗、县人口、物产、畜群、森林矿藏、蒙汉军民状况；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人情，如土壤、水源、气候、雨量、风向等；
十、所带物品，计洋马三匹、蒙古马一匹，三八式手枪、南部式手枪各一支，望远镜一架，测板标杆标锁一套，图板一块，方、圆框罗盘针各一件，寒暑温度表一个，天幕一架，防雨具一套，皮衣、罐头若干③。
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团长，对中村携带的文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发现中村一路结识的都是反对兴安区的汉奸和南满办事处的“拓殖者”,中村的记录本记载了他们济匪养匪企图颠覆兴安区的计划大要，中村还到巴公府开会。因此，关玉衡确认中村是日本间谍无疑，他到洮南是参与“拓殖”工作的，他参与了蒙古王公的会议，肯定有颠覆活动。
然而，态度傲慢的中村却自称是日本帝国东京黎明学会会员，曾任陆军大佐，现已退役。而另一位日本人只称是中村的助手，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第三团召开会议讨论对中村的处置，一些官员建议，中国此时是弱国无外交，一旦放回中村， 日本方面必然会索要中村的所有记录和地图，对我方军事极为不利，同时还会在外交上惹出不少麻烦，将来也必然波及到第三团自身。多数人建议秘密处死中村一行。会议决定，对中村进行秘密审讯，然后决定如何处置。
在随后的审讯中，中村不仅不招供，反而对审讯人员变本加厉地进行辱骂，甚至与看管士兵厮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在关玉衡主持下，第三团连以上军官会议一致决定处死中村等人。
为防意外，当晚，第三团士兵将中村一行四人带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将四人烧死，然后将骨灰扬散；他们所带马匹击毙后推入洮儿河内顺流飘走，除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的其他物品全部焚毁。
洮南日本领事收到了中村一行四人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在预计其到达日期已过二十余天后， 日本领事遂派人沿中村一行所走路线寻找。在佘公府地区，日人得到当地蒙古人的告密。随后，中村的手表也在洮南一家当铺中被找到，这是第三团一个看守中村的士兵贪财，从中村身上摘下后当的。日方将此视为中村被中方所杀的证据。据日方称，第三团士兵在瓜分中村遗物时，发生纠纷，“有一中国军人将此事实密报日本搜查队，并谓没收之手枪，系日本最新制品，中国军队中无人明了使用方法云云。”④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化装亲自到佘公府进行调查，终于得知了中村一行四人被杀的真相。
8月2日，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沈阳日本特务机关助手花谷少佐，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提议，要求其对中国政府提出赔偿、道歉、保证将来的三条交涉条件。林久治郎随后请示日本外相币原，币原要求其按照关东军的要求向中国政府交涉。17日，林久治郎就中村事件向辽宁省政府提出抗议⑤。
兴安区当局受命声明：“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馆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不周，不发护照，凡私人入于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但日本方面仍然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8月20日，在日本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等人则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公开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利益”,要求关东军立即“调动兵力”,扩大事态。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也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沟(湖)行使武力的前提。”⑥这种观点，对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与此同时， 日本人在《盛京日报》、《朝鲜时报》、《泰东日报》(均为日本设在东北的报纸)上，大肆造谣说中村是因带着海洛因，在兴安区为土匪所杀，目的是为了推卸中村的间谍责任，煽动仇华心态。关东军坂桓大佐以资金支持日本国粹会浪人到处寻衅，“将不计中村大尉交涉案件之结果”,制造中日间的事端⑦。
9月中旬，林久治郎一再要求主持东北政务的荣臻参谋长，出兵解决事件，逮捕凶手，否则日本将出兵。荣臻无奈，只得派宪兵赴兴安区拿办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但私下里，荣臻又通知关玉衡潜逃。结果自然不了了之。
9月17日，林久治郎与荣臻进行谈判。林久提出道歉，处罚责任人，赔偿损失，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条件。荣臻表示要请示张学良方能答复。双方谈判遂告终止。
随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村事变的交涉在九一八事件的炮声中也就变得不值一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