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的私学和书院

春秋时期，我国始有私人讲学的风气，如孔子聚徒讲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一统局面。孔子带领他的学生周游列国，走遍了位于中州的大部分诸侯国。孟子、墨子也都在中原地区讲过学。在我国的历史上，官学虽然一直居于主要地位，但是私人讲学，即私学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兴起，一些士人发奋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取功名，他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国子监府学、县学等官学远不能满足天下学子投师读书的需求，于是私人开办的书院应运而生。唐玄宗李隆基曾在东都洛阳建立“丽正书院”,系专为整理、校勘经典而设。故丽正书院只起广泛搜集天下图书并加以整理的作用，而无教人读书的功能，只是一个国家图书馆。
五代至北宋时期，河南的一些私人书院大大发展起来。宋代，河南境内的书院在国内闻名的有：应天、嵩阳、花洲、龙门、百泉、和乐、伊共七所。另外还有如开封的信陵书院、二程书院，洛阳的河洛书院、嵩洛书院、睢州的道存书院、西平的文城书院、宝丰的巾车书院、春风书院等各府、州、县的书院十几所。这些书院皆为私人所办。
元朝时期，见于史书记载的河南境内书院有睢阳(应天)、嵩阳、百泉、花洲、龙门、伊、浍滨、志伊、颖谷、崇义、诸葛十一所，其实元代河南的书院远远大于此数。
明朝时期，河南境内新建和修复的书院共有八十所。明朝中叶以后，河南各书院官学化的倾向日益严重。
清朝初期，由于满族贵族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故一些官办书院大部分停办，但是一些民间士人所办的书院却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河南省的地方官也应民间知识分子的要求，热心地兴办书院。清初，河南省境内有书院七十一所，清朝中期，书院增至一百零二所，清末，书院有一百零六所。河南境内各府、州、县皆有书院。这些书院多为官办，如著名的大梁书院、明道书院等。
自唐、宋以来，书院遍布中州大地。这些书院，特别是一些有名的书院，如北宋的应天书院、嵩阳书院、清朝的明道书院、大梁书院等，培育出了许多优秀人才，其中有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等，为我国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应天书院。应天书院，在今河南省商丘(古称宋州)市境，是北宋时期全国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五代的后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的混乱，官学遭到严重的破坏。私人创办学舍、书院的现象随之出现。当时归德军(今河南省商丘县)有一个名叫杨悫的地主绅士在家乡创办了“南都学舍”。南都学舍建有藏书楼，收集四方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士，聚徒讲学。杨悫死后，其弟子戚同文继承他的事业，并且得到归德军驻守将军赵直的支持，使南都学舍很快成为中原地区教育的中心。
北宋王朝建立后，归德军改称南京应天府，应天府富豪曹诚出银三百万两，在南都学舍原有的基础上，扩造房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卷，广招天下名士，聚徒讲学。宋真宗时，曹诚主动将南都学舍交给官府，并请求让戚同文的孙子戚舜主管学舍事务。此后，南都学舍改名应天书院，成为宋代的第一所州郡官学，宋真宗为其亲题“应天府书院”匾额。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书院升格为府学，由官府拨给学田十顷，以为书院经费。宋王朝将应天府称作南京，因为这里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迹的地方，故北宋一代对此特别优厚，北宋王朝的国号“宋”还是因宋州之“宋”命名的。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北宋政府又将应天府书院升格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国子监、西京(洛阳)国子监地位等同。应天书院遂有国学性质。
应天府书院曾经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学者。范仲淹少时曾就学于应天府书院。他求学时因家贫，故每日煮粥，待粥冷凝，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食两块，虽食不饱腹，仍昼夜苦读不止，自甘其乐。人们常把范仲淹与孔子的大弟子颜回相比。孔子评价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指颜回),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范仲淹也自比颜回，他曾写诗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锤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范仲淹苦读寒窗，终成饱学之士。大中祥符七年(1014),他通过科举，中榜成为进士，登上朝廷的殿堂。范仲淹官至宰相，主持庆历新政，他以天下为己任，“居庙堂(指朝廷)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欤？! 其心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范仲淹正是这样激励自己，同时也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为国为民奉献牺牲。范仲淹成名后，因母丧辞官，居住在应天府，受应天知府晏殊的邀请，又来到应天府讲学。在这里，范仲淹“不出户庭”,讲习艺文，教劝徒众，对应天书院做出了重要贡献。经宋至清历朝，应天书院里都一直保留着他讲课的讲堂，后人还立碑勒石为《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以纪念范仲淹。
北宋许多达官显贵，名人学士皆曾学于应天书院。如宋太祖时的左仆射、司空薛居正，宰相郭贽，翰林学士宋准，宋太宗时的右仆射向敏中，宋仁宗时的富弼等。应天书院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 嵩阳书院。嵩阳书院亦创办于唐末五代时期。是时，中原战争频仍，教育式微，官学遭到破坏，一些读书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于是聚徒讲学。后周显德二年(955),隐居在太室山的许多学者于太乙观旧址办起书院，初名为太乙书院。太乙观原是北魏太和年间所建的佛寺——嵩阳寺，隋唐之际改为道观，至此改宫观为书院，成为一儒学教育场所。
北宋建立以后，天下太平，教育大兴。宋太宗改太乙书院为少室书院；宋仁宗景祐年间，更名为嵩阳书院，赐田一顷，以为教学经费。嵩阳书院设有藏书房、讲堂和斋房等。宋代著名学者有许多学于嵩阳书院，如吕蒙正、宋太宗的太子太师；陈尧佐，官至参知政事；司马光，北宋有名的史学和文学家，宋哲宗时为宰相。北宋著名的理学家曾在此讲学，程颢还亲自为嵩阳书院制定了学制学规。是时，许多学子士人慕名师前来嵩阳书院求教。程颐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政，退归河洛地区，创办伊皋书院，与嵩阳书院相辉映。
历史上，嵩阳书院横遭劫难。公元1127年，宋室南迁，嵩阳书院毁于兵灾。元代曾重修嵩阳书院，但明朝初年，重官学，曾多次令禁书院。成化年间虽经重修，明末又废毁。
清康熙十三年(1674),登封县知县叶封重建嵩阳书院。重修学堂三楹，筑起围墙，把幸存的汉代的两株大柏树围在书院中。历经千年的古老书院得以中兴。之后，登封名儒耿介又对书院进行扩建增修。今天的嵩阳书院基本保持了清代的格局。
嵩阳书院从大门至最后边的藏书楼，前后共五座院落，依次为先贤祠、讲堂、道统祠(专祀程朱、藏书楼。两边厢房有丽泽堂。嵩阳书院中的两棵汉代柏树是为“将军柏”。相传汉武帝来中岳嵩山，看到这棵大柏树，赞叹说：“真是一个大将军啊！”后又看到另一棵更大的柏树，但因已封过“大将军”,只好将此树封为“二将军”。被封为“大将军”的柏树笑弯了腰，被封为“二将军”的柏树气炸了肚，如今树洞中尚可容数人。这两株汉柏历尽沧桑，是嵩阳书院兴废的见证。
(3) 义学和私塾。除了官学和书院外，河南还有义学，也是私人所办。所谓义学，就是免费对学生进行教育。义学的创办，始于北宋宰相范仲淹。范仲淹在应天府居丧时期，到书院讲授儒学六经，生徒甚众，他忆及自己当年家贫力学情状，遂以自己的俸禄接济贫苦学子；还置义庄，以赡养族人。这大约是义学的雏形。于是，封建士大夫纷纷效仿：置义庄，以赡养族人；捐义田、办义学以教养贫苦学子。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凡由私人捐资捐田兴办的学校，皆称义学。
清代义学大兴，河南省见于府、县志记载的义学共有八百二十八所。这些义学设置在乡里庙观、祠堂等处，学生一般只受启蒙教育。义学的兴办对中州的教育亦起了很大作用。
清代，河南的私塾教育也很发达。所谓私塾，即富豪人家单独请先生教习家中学童；或几家联合请先生，在学东家设置学馆教授这几家的儿童读书；或士人自设学馆招收儿童读书。据宣统三年(1911)《河南教育官报》统计，河南全省私塾总数达三千二百多处。
河南当时有些非常有名望的塾师。如归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的刘履安兄弟，他们曾中进士，因不满当时社会的黑暗，退归乡里讲学，因学识渊博而声名大噪。又如固始县陈淋乡的詹谷堂先生，不仅认真授课，还免收贫苦学生的学费，深受百姓赞誉。私塾，与官办中、小学相辅；对河南的教育起了重大作用。(参见刘卫东等《河南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