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的建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国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在此后二十年里，中央研究院克服种种困难，在民国时期的科学研究上做出不小的成就。
中华民国成立至1927年间，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只有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北京中央观象台等有数的几家，民间也仅有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由于经费等问题，其开展工作极少。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等学科的研究机构都是空白。这种状况，既是历届政府不重视的结果，更是当时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薄弱及人才匮乏的真实写照。
1924年冬，孙中山北上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时，曾提议设立中央学术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孙中山还委派汪精卫起草计划。但由于孙中山病逝，此提议遂被搁置。
1926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曾设立了中央学术院，“其目的专为训练训政时期政治人员，名称虽同，性质实异”①。在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中央学术院随告停办。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社会百废待兴，但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才是关键。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以蔡元培、李煜瀛(石曾)、张人杰等为筹备委员，全面负责中央研究院成立的筹备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的教育机关，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大学院下设中央研究院②。9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中央研究院筹备处遂停止工作。
10月，大学院成立。根据条例，大学院聘请了中央研究院筹备员三十余人，继续中央研究院的筹备事宜。
11月20日，中央研究院筹备会议及各专门委员会联合成立大会在大学院会议厅召开，到会者计有蔡元培、谌湛溪、曾昭抡、吴承洛、李煜瀛(戴修骏代)、周览、曹梁厦、宋梧生、郭任远、张廷金、李熙谋、周仁、王小徐、胡刚复、叶元龙、陈宝锷、陈世璋、吴蕴瑞、黄振华、王琎、张汇兰、张信孚、王世杰、彭学沛、张乃燕、王星拱、张奚若、孔韦虎、高鲁、杨铨等三十人。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条例》规定：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其宗旨是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研究范围包括数学、天文学与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与地理学、生物科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社会科学、工程学、农林学、医学等十一个学科；设立由院长聘任的三十名国内专家组成的评议会，此为全国最高科学评议机关；设立名誉会员及通讯员等③。
会议选举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根据当时的科研状况及经费，决定先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次年7月改为物理、化学、工程三个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观象台(次年2月改为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等四个研究机构。蔡元培指定徐渊摩、李济、谌湛溪、朱家骅等六人为地质研究所筹备委员；王小徐、曾昭抡、温毓庆、赵石民、宋梧生、丁燮林、李世璋、颜任光、胡刚复、张乃燕、李熙谋、周仁、张廷金、曹梁厦、吴承洛等十五人为理化实业研究所筹备委员；蔡元培、周览、孙科、李煜瀛、胡适、杨端六、陶履恭、马寅初、叶元龙、杨铨等十人为社会科学研究所筹备委员；唐钺、汪敬熙、郭任远、傅斯年、陈宝锷、樊际昌等六人为心理学研究所筹备委员；高鲁、竺可桢、余青松三人为观象台筹备委员④。
1928年4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直属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委任蔡元培为院长。
《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中央研究院研究范围为数学、天文与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与地理学、生物科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社会科学、工程学、农林学、医学共十一大类。院长缺席，由评议会推补；院长下设总办事处、若干研究所及院评议会。总办事处主管行政，设总干事一名。各研究所主持研究，各设所长一人，所长下设组主任及研究员若干名，研究员有专任、兼职、特约三种。院评议会是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负责联络国内各研究机构，讨论重要科研项目，组织中外学术交流活动。院长兼任评议会议长，评议会成员由当然评议员和聘任评议员组成，各研究所所长为当然评议员，聘任评议员在全国各大学校长、各国立研究院院长中选举产生，由国民政府聘任⑤。但是，首届评议会直到1935年9月7日才正式成立，李书华、姜立夫、叶企孙、侯德榜、吴宪等三十名国内专家担任首届评议会评议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二十二年间，中央研究院院长共有两任，先是蔡元培，后由朱家骅代理。总干事共有十二任，杨铨、丁燮林、丁文江、朱家骅、任鸿隽、傅斯年、叶企孙、李书华、萨本栋、钱照临(代)、周鸿经。
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处设在南京成贤街57号法制局旧址，随后又增加58号民房为院址。1930年2月，中央研究院迁至南京清凉山，占地上千亩；在钦天山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所址于1931年10月底完成；在紫金山修建天文台，登山道路也已修成；另在上海新西区市政府路及小木桥路也有院产，占地约190多亩。
至1930年2月，中央研究院已经成立了物理、化学、工程、气象、天文、地质、社会科学、历史语言等八个研究所，另设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汉籍图书馆筹备处。全院研究人员(包括专任、兼任、特约研究员，外国通讯员、助理员、以及专任、兼任编辑员)共193人。1931年8月，全院研究人员增加到235人⑥。抗战前又增加动植物研究所和心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粗具规模。
中央研究院设立了丁文江奖、杨铨奖、李俊承奖，前两个奖项是为纪念已故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杨铨而设，专门奖励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上有新贡献的学者；李俊承奖是颁发给在工程学研究上卓有成绩者，及在工艺上有特别发明者，此奖项由新加坡华侨李俊承捐助。
1929年，鉴于北平教育、文化和科研机构云集，研究条件较好的状况，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建立北平研究院，最初隶属北平大学，秋天宣告独立，从而与中央研究院并称南北两大研究机构，共同促进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
北平研究院成立后不久，即设立了天算、理化、生物、人地、群治、文艺、国学等七个部。研究院总办事处设在北平中海怀仁堂的西四所，院长由李煜瀛担任。设立了院学术会议。天算组会员有熊庆来、江泽涵、陈省身等；理化组会员有严济慈、吴有训、叶企孙、饶毓泰、庄长恭、曾昭抡、杨石先等；生物组会员有朱洗、刘慎谔、陈桢、秉志、胡先骕、戴芳澜、张景钺、童第周、胡经甫等；地学组会员有翁文灏、李四光、杨钟健、袁复礼、孙云铸、尹赞勋、斐文中、竺可桢等；工学组会员有刘仙洲、朱家骅、侯德榜等；医学组会员有赵承瑕、汤飞凡等。显然，北平研究院的会员多数均是海内外极富声誉的科学家，也使它成为除中央研究院外中国最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在1929年及1932年间，北平研究院成立了物理学、镭学、化学、药物、生理、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八个研究所，出版的主要刊物有《国立北平研究院汇报》、 《物理学研究所丛刊》等各所所刊、《考古专报》、《气象月报》等，几年间出版的学术著作及刊物不下三百余种⑦。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成立，也极大地促进了各地研究机构的勃兴，不少地方政府、高校和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科研机构。至1935年1月，全国各部门设立的学术研究团体和机构有142个，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有34个，占总数的30.9%;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有39个，占总数的35.5%;文艺一类的有9个，占总数的8.2%;体育类的有7个，占6.3%⑧。地质部地质调查所、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中央农业实验馆以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中国西部科学院、上海雷斯德医学研究所等都是极富盛名。在高校中，清华、北大、中央、南开、武汉、北洋、协和、金陵等大学都设立了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大大推进了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向前发展。在抗战前，中央研究院在筚路蓝缕的条件下，做了大量的工作。
设立总理物质建筑计划委员会， 目的在于联合各所，分工合作，协调全国主要实业发展的次序。
设立中国科学研究概况编辑委员会，拟就统一表格，分发给各学术机关，收集整理进行国际宣传。
设立特殊奖励审查委员会，会同教育部、实业部、建设委员会，对于全国新的发明予以奖励。
为了加强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中央研究院积极创造机会，使国内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如1929年，中央研究院组织学者参加在爪哇举办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在美国举办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会会议和第十三届国际生理学会会议、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工业及动力会议；1930年，又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远东气象学者会议、在英国进行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1931年，参加了在瑞士召开的国际联盟合作委员会年会。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组织了考古组田野工作展览；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及山东历城城子崖进行了发掘，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字、石器、铜器、蚌器、陶片、骨器等；城子崖出土了石器时代的单色陶器、石器、蚌器、卜骨等。193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举行明清史料展览，观者达二万之众。
此外，中央研究院还举办了全国气象会议、全国经度测量会议及院务会议，推动着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
30年代初，物理研究所进行了重力测量、低压下摩擦生电试验、晶体颤动及高频率电波、X光线及高压设备、测量高频电波、发生高频电波、轻元素X射线的波长、近红外线及超紫外谱区多原子分子光带、三相振动器、超短电波、标准频率设备的装置与补充等项目的研究，取得了颇为引人注目的成果。
在化学研究方面，化学研究所着手进行中药研究、气体平衡及有机化学综合法等问题的研究；对于国产原料如植物油的分析、陶料的分析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进行了多原分子的吸收光谱的研究和有机微量元素的分析；出版了新本草图志第一集；对绍兴酒的酿造法进行了调查。
在工程研究方面，设立了陶瓷试验场和钢铁试验场。对陶瓷的生产工艺全过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用生铁制造净炼铁、坚性铸铁，用废钢制造碳素工具钢进行了试验和研究。对玻璃的构成进行了研究。
在地质研究方面，主要对全国锡矿与铅矿、湖北省矿产、南京与镇江间地质构造、云南地质矿产进行了调查，研究了秦岭山脉东部及南岭山脉的地层及地质构造，分析了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地层地质构造与矿产，探索了中国东海岸的岩石现象与海岸的变迁；对华南地区蜒科化石、长江下游笔石化石、第三纪与第四纪腹足类化石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在天文研究方面，建成了紫金山天文台，各种仪器业已配齐并开始运行；与此同时利用现有设备观测天象，研究太阳分光观测术要及影像偏角的算法，分析太阳黑子周期，寻找气温气压对于时计变差的关系，测定本京经纬度暂用数，编译天文学名词，编著恒星光带强度分配的研究。
在气象研究方面，分测候与研究两组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方面是：中国气候区域，极面学说与中国长江下游风暴，气候变更，航空气象，南京一年来的飑，1928年南京风向与天气关系，长江下游在冬季雨期中气压的分布，中国的季风，亚东温带低压途径，1930年南京的高空测候等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
在生物研究方面，主要进行了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工作，在广西采集到脊椎动物标本3 110余号5 000余份，无脊椎动物标本5 000枚，活动动物20余头，植物标本3 400余号约30 000余份，对于广西采集动物标本的分类研究已完成。在四川采集到鸟类117种254只，鱼类70余类约400余尾，哺乳动物6种10头。在贵州采集到腊叶标本约7 000余号共10万余份，哺乳类动物300余头26种，鸟类3 000余只280种，两栖动物400余只35种，鱼类3 000余尾160余种，无脊椎动物等6 000余只约700种⑨。
在历史与语言研究方面，历史组主要进行了以商周遗物甲骨金石陶瓦为对象的分析，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亚近年出现的材料研究中古史，以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清史的研究。对清代内阁大库重达十二万斤的档案进行整理，出版了其中的一部分史料。而研究员个人的研究课题也极有价值。语言组主要进行了全国各省方言调查，音档的设立，古代音韵的研究，西夏的研究及语言实验室的工作。考古组主要进行了河南安阳殷墟的四次发掘，山东历城龙山城子崖一次发掘，黑龙江齐齐哈尔石器时代墓葬一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地下文物，对于研究史前文化及中国文化起源具有极高的价值。
在心理研究方面，主要进行了修订皮纳氏智力测验、用生理电学方法研究视觉的生理基础，位足反应的研究，中国人大脑皮层研究，研究食品对于学习能力影响的关系、分析大声惊吓对于习得能力的影响、研究输精管隔断的各种影响、采集脑髓标本、编辑心理学名词等工作。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法制学组完成了陪审制度的研究，对河北、山西、江苏、浙江四个省监狱进行了犯罪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从法理角度入手研究上海租界问题及必须收回的理由，此外还进行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中国厘金史、清代海关税收用途径、中国参与国际联盟和国际法典编纂会议议题等方面的研究。经济学组主要进行了65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的研究工作。社会学组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中国农村问题进行，在保定、无锡两地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的封建社会性，研究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中的发展，出版了相关的书籍。对难民的东北逃亡进行调查。民族学组主要进行了广西凌云瑶人的调查与研究，台湾番族的调查与研究，出版了研究报告；对松花江下游赫哲族人的调查，收集到标本600余件，采集了故事、民歌30余种⑩。
与此同时，国立北平研究院各研究所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物理研究所与镭学研究所的经纬度测量、重力加速度测定、华南地磁的长期变化，压力与照相关系、臭氧紫外吸光、氖的连续光谱、碱金属吸收光谱，镭的丙种射线的照相的压力效应等成果具有影响；化学研究所的利用国产松、杉等制造防毒面具所必需的活性炭研究、提高国产柏油软点以适于铺路、国产桐油催干等都是国防、经济发展急需的成果；生理学研究所的脊椎动物脑量研究等20余项科研成果也颇受好评；动物学研究所与植物学研究所完成的关于中国北部的鹤科等19项成果及《中国北部植物图志》5卷等40余项成果令人注目；地质研究所进行了对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广东、广西等地的地质调查和对河南、山西、湖南、湖北、山东、安徽、四川、江西、陕西、浙江等省部分县市矿产的调查，获得了珍贵的资料；此外还进行了对矿物岩、古生物、地震、土壤、大地测量及地形测量的研究。史地研究会对陕西省的古迹进行了调查，1934年4月26日开始对陕西宝鸡县东15里斗鸡台的古陈宝祠遗址进行发掘，收获颇丰(11)。
到抗战爆发，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已步入正轨，不少成果开始在国际上受到注目。然而， 日军侵略的炮火彻底击碎了科学家以科学救国的梦想，中央研究院的工作被迫中断。虽然在大后方艰苦的环境中，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们仍然弦歌不辍，但毕竟难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