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

1930年5至10月，以阎锡山、冯玉祥、桂系为主的地方实力派与挟中央政权自重的蒋介石集团，在河南、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混战。因主战场在中原地区，故称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是1929年以来历次反蒋战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一次大决战。
在1929年发生的蒋桂、蒋冯、蒋张(发奎)、蒋唐(生智)战争中，蒋介石纵横捭阖，采取了政治分化与军事打击双管齐下的方针，给桂、冯、张、唐以不同程度的打击。桂系的第四集团军瓦解，冯玉祥军则发生分化，张发奎军遭严重损失，退到广西与桂系合兵一处，唐生智部被彻底消灭。蒋介石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一系列的胜利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蒋介石集团的势力迅速膨胀。蒋介石所能控制的地区，由蒋桂战争前的五省一市，增加到中原大战前的湘、鄂、豫、鲁、苏、皖、浙、赣、闽、沪十省一市；海关及中国富庶地区全部纳入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壮大了蒋介石的经济力量。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比蒋桂战争前增加了一倍。广东李济深的12万大军包括海军舰队，冯玉祥的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魁、杨虎城部，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部都投到了蒋介石的麾下；1929年又编组成了两个有新式装备的教导师。二是反蒋的地方实力派趋向联合。遭到蒋介石打击的地方实力派，力量顿形削弱。即使没受到蒋介石打击的阎锡山，与蒋介石比，差距也更大了。失败的教训和客观的形势迫使他们相互妥协，联合起来抗拒蒋介石的武力统一。1930年初开始的日益激化的蒋阎矛盾成了地方势力联合反蒋的导火线。
在1929年蒋介石打击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的战争中，阎锡山或作壁上观，或关键时刻落井下石站在蒋介石一边。1929年10月冯玉祥的第二次反蒋和唐生智反蒋，都曾与阎锡山有约，且均由阎锡山“亲拟电稿，筹划一切”①,结果都是因阎锡山背约而致失败。阎锡山损人利己的政策帮助了蒋介石，一个时期内避免了与蒋介石的冲突，保全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但是，蒋介石并不因得到过阎锡山的帮助而放过阎锡山。在打败了其他地方实力派后，决定消灭阎锡山的势力。阎锡山却要营建自己的独立王国，不许蒋介石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蒋阎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蒋阎还存在经济上的矛盾。 “二次北伐”过程中，蒋介石为了限制冯玉祥的力量，把河北、北平、天津许给了阎锡山，不久宋子文前往北平，将三地的税收划成中央税和地方税，又将大部分税收收归了中央。按照宋子文与阎锡山当时的协议，这三地的税收大部分归了中央，那么此地区的阎锡山部队的卫戍经费应由中央负担，即“统收统支”的原则。但是，中央却没有如数负担阎锡山部队的卫戍经费。截至1929年8月底，积欠阎锡山部卫戍经费达584万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阎锡山多次派人向财政部交涉，财政部反要求阎锡山将每月137万元的卫戍经费减为100万元，阎锡山不允。又派人找蒋介石，蒋介石令财政部在四个月内发清，财政部置之不理。此外，“二次北伐”时阎锡山垫付的3 000万元的军费，阎要求发行公债整理，蒋介石不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蒋阎经济上的纠纷。实际上经济纠纷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它背后隐含的是政治阴谋。蒋介石当时的计划是：“以武力消灭四集团，以金钱分化二集团，以外交牵制奉张，以命令驱逐晋阎。”②蒋介石认为山西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阎锡山退回山西自守，就奈何他不得，所以决定用政治力迫其就范。所谓经济上的纠纷，不过是实现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是蒋介石压服阎锡山的一种手段。
蒋介石打败了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等地方实力派之后，开始将目标转向了阎锡山，精锐部队向徐州、蚌埠聚集，重兵屯驻河南，靠近了阎锡山的防区，加剧了阎锡山的戒惧心理。蒋阎之争到了“图穷匕见，不能避免”的形势③。
在蒋阎矛盾激化的时候，冯玉祥及西北军的态度对蒋阎反目起了促进作用。冯玉祥的西北军在1929年5月和10月的两次反蒋战争中遭到损失，但并未伤元气，仍控制着陕西、甘肃、青海广大的地区，拥兵30万。冯玉祥的辖区陕西与阎锡山的根据地山西毗邻，这导致了冯、阎、蒋之间微妙的关系。冯玉祥反蒋担心阎锡山抄其后路，阎锡山反蒋也担心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夹击，蒋介石则惧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冯玉祥第一次反蒋失败后，认识到要反蒋必须联合阎锡山，“二三集团，应站在一条战线上”④。所以，冯玉祥于1929年6月25日亲赴太原，与阎锡山协商反蒋大计。不料到太原后，为阎锡山所算。被阎锡山先后软禁于晋祠和建安村。阎锡山把冯玉祥骗到山西后，周旋于冯玉祥、蒋介石之间，对冯言反蒋大计，对蒋则挟冯自重，想控制西北局面。蒋介石和冯玉祥清楚阎锡山的意图，但他们各有打算。蒋介石惟恐阎锡山、冯玉祥合作，也决不愿西北地区落入阎锡山的手里，壮大阎锡山的力量。冯玉祥则是一定要拉阎锡山共同反蒋。
蒋唐战争结束后，蒋阎矛盾尖锐化。阎锡山必须在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上作出抉择：要么降蒋，要么决裂。冯玉祥认识到蒋阎关系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力劝阎锡山下决心反蒋，告诫阎锡山“毒蛇蜇手，壮士断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⑤。冯玉祥还令西北军实施逼阎的策略。鹿仲麟奉命回陕西代理总司令，12月17日打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旗子，同时秘密派人到南京见何应钦，表示：蒋主席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我们现在要拥护中央，报仇雪恨。何应钦表示只要西北军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就可以得到中央的接济。鹿仲麟向中央派出代表的同时，又派闻承烈、李忻赴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韩、石表示坚决打倒阎锡山⑥。阎锡山获上述消息后非常紧张。他最怕把蒋与西北军的战争转化为晋军与西北军的战争，更害怕蒋与西北军联合对付自己。此时蒋阎矛盾已经很尖锐，所以，阎必须拉住西北军。冯玉祥的内劝外逼策略奏效。他在2月2日的日记中得意地写道：“语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过去半载，百计千方，促阎反蒋，终以彼此利害未全一致之故，迄无所成。今则时势转变，蒋、阎冲突日形尖锐，而阎遂不能不币厚言甘，转而求援于我。足见革命者对于客观条件之不可忽视，并当积极努力，以促成此等条件之成熟也。”⑦
冯与西北军促阎反蒋的时候，国民党内除了当权执政者外，其他各派系和一些游离分子以及拥有实力的各方大小军头，都派出代表聚集太原，向阎锡山接头游说，表示拥戴，愿以阎的马首是瞻。负责联系的代表有西山会议派的邹鲁，改组派的李锡九，桂系的麦焕章、何民魂，石友三部邓崇熙，韩复榘部的刘熙众，新疆金树人的代表蒋举清，四川代表王绍文，刘桂堂部的郭嘉平，孙殿英部的高原善，万选才部的黄桢，周凤岐部的沈同午，刘春容部的李宝棕，任应岐部的张宗颜，刘珍年部的赵辅臣，王金钰部的胡平洲，济济一堂。各方面的代表都愿意反蒋，阎锡山感觉到反蒋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了。认识到只有反蒋才能保全自己，发展自己，否则只有下野、出洋。
蒋阎矛盾激化是从笔战开始的。从1月底到3月初，蒋阎双方唇枪舌剑，大打笔墨官司，为战争制造舆论。
蒋唐战争后，阎锡山于1930年1月16日由河南回到太原。紧随其后，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就职宣誓仪式。1929年11月5日阎锡山在太原已经通电宣誓就职，但没有宣誓等仪式。蒋介石的意图是借阎锡山宣誓就职之事来表明阎绝对服从中央。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就职宣誓仪式，在就职演说中，阎锡山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对蒋介石有所抨击。蒋介石密切关注着阎锡山的一举一动。2月9日致电阎锡山说：今日中国危险已达极点，救国之事与祸国之罪皆由我两人实负此责。暗示阎锡山要慎重不要蠢动。2月10日，国民政府五院院长针对阎锡山等人宣传的要和平统一，反对武力统一的调子，联合发表《告军人书》,声明中央根本政策为和平统一，痛斥挑拨离间者。同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批判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说：“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阎锡山进而提出：“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2月12日，蒋介石复阎锡山10日电，批驳阎锡山“礼让为国，共息仔肩”的主张是“自鸣高蹈”“奖乱助争”。坚决表示：“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力，权力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只有和平统一完全实现，国民革命进行无阻之时，才能共息仔肩。2月13日，阎锡山又复蒋介石12日电，对蒋的观点逐条加以批驳。蒋介石说革命为义务非为权力；阎则说今日非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是革命的力量互相残杀与整个团结的问题。蒋介石说： “共息仔肩、礼让为国”是奖乱助争；阎则说：“暂卸仔肩，使攻击者无其目标，反动者无所借口，无目标，无藉口，当然无人附和。是灭其气焰，是止乱，是息争；非奖乱、非助争。”蒋介石说只有以党国的武力制裁谋叛的武力，才能实现和平；阎锡山反问道：今日以武力谋危党国者，都是昔日努力党国革命的军人，“何乃前正而后邪若是之相悬耶？”最后阎锡山质问蒋介石：“将多数党员划出党的圈外，国民革命能否进行无阻？多数军人置诸讨伐之列，和平统一能否真正完成？”⑧阎锡山的复电揭了蒋介石的短处，击中了要害，令蒋介石集团十分恼怒。何应钦致电阎锡山气狠地说：“百川果诚意下野，尽可迳自出洋休养。”2月14日，蒋介石公开发表谈话，坚决表示“出处进退，不能不以党国之命令为依归，决不能以一二人之私见，变更决议，违反法令”。2月15日行政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长王宠惠及吴稚晖等人亦参加笔战，指责阎锡山，为蒋介石辩护⑨。阎锡山立即复电谭、胡、王等人，抨击蒋介石的独裁，隐喻谭、胡、王等人勿为蒋介石帮凶。阎说：“今日诸君认党为明治，介公与弟为萨长，则撤藩归政，义无可疑；若任介公为明治，其余皆为萨长，则留介公而去其余，理亦当然，请确定观点明以教我。”还进一步指出：“武力居于党之下，党决不会破裂，”“武力居于党之上，党不会不破裂，有以武力支配党者，当然有以武力护党者。”2月17日阎锡山又续电胡汉民等人，表示若蒋介石下野，不足镇乱，那就组织“元帅府”或“机枢元老院”,可以无虑⑩。为了清除阎锡山电报内容对军队的影响，2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全国军人书，辨明“讨伐”与“内战”的区别，告诫军人：“称兵作乱反抗中央者，谓之叛变，亦即谓之内乱；而制裁反侧，勘定内乱，是为讨伐，而非内战。”(11)因蒋介石对阎锡山13日电一直没有答复，2月18阎锡山又致蒋介石一电，讥讽蒋介石接电后曾“赫然震怒”,准备大加问罪晋省。同日，谭、胡、王三人复电答阎2月16日、17日电，请阎锡山学日本萨长诸藩那样，“高拱中枢，弼成训政”。2月19日，蒋介石也复阎锡山2月13日、18日的电报，攻击阎锡山，前已约定与冯玉祥共同出洋，20万元的旅费已经领走，却将冯玉祥扣在山西，是不讲信义，而信义是礼让之本，无信义则所谓礼让者皆属虚伪。同日，阎锡山再电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以“答复者四、请教者四、商榷者二、建议者二”为题，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一、中央是乱之源。二、有武力支配党就有武力护党。三、党治国家也有挟党专制的可能。四、假借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国必不能治。五、提出党员总投票以解决党争。六、四个集团军交于党而不能交于个人。七、建议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同时摆脱军权入元老院或机枢院。2月20日，阎锡山第四次电蒋介石，对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三全大会”和国军编遣予以抨击。提出：“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口实之处，必须设法消除，”至于编遣，“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必一起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2月22日蒋介石复电阎锡山表示“文电往还，无补高明”,要求阎锡山自行取消礼让引退之意，实践与冯玉祥出洋之约，恢复冯玉祥的自由。2月24日，阎锡山复蒋介石22日电，口气转为强硬，坚决表示：四个集团军的军权应该一起交还于党，再行编遣；“三全大会”代表406人，纯粹选出者只有73人，“非国民党之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于钧座一人之命令”。2月26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指责阎锡山诬蔑“三全大会”是别有用心，是“以此为倡乱之口实”。2月28日，阎复电蒋表示：“钧座以为负责心安，锡山以为引退心安，只好各行其所安而已。”(12)
笔战是兵战之始。双方的口气越来越恶化。被软禁在建安村的冯玉祥密切关注着蒋阎关系的变化，认为蒋阎两方“电报往还，针针见血，丝丝入扣，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13)。
随着电报战的升级，蒋阎双方都在积极采取行动。
阎锡山方面派出使者到各地活动。最重要的是与冯玉祥结成联盟。冯玉祥至山西联络阎锡山反蒋，两次被阎所算，阎很担心西北军记取前嫌，所以1930年1月底开始积极拉拢西北军。1月26日答应借10万银元给西北军，作为年关费用。2月中旬又拨50万元给西北军。2月22日，冯玉祥在太原的汽车也被允准与建安村通车，以示合作的诚意。2月27日下午，阎锡山偕孔庚到建安村会晤冯玉祥，冯阎沟通了意见。2月28日，冯玉祥到太原协商反蒋大计。3月8日，阎锡山请冯玉祥回潼关主持西北军事，表示西北军与晋军的隔阂都是蒋介石造成的，蒋介石一面向晋方放空气，说冯玉祥回陕后，必联蒋攻晋，以使晋方见神见鬼；同时发出通电，说冯玉祥留晋是阎锡山所为，以使西北军将领积怨于晋。现在误会消除，请冯玉祥返潼关。即使回陕之后真的挥枪北指，也决不还一弹，敬以太原相让。以示合作反蒋的决心(14)。冯玉祥感到阎锡山对自己不放心，会影响以后的合作反蒋大业，便把妻、女留在太原以安阎心。3月8日，秘密离开太原，3月9日抵潼关。
冯玉祥力主与阎锡山合作倒蒋，其部下绝大多数人见阎锡山首鼠两端，言而无信，都不愿与阎锡山合作，主张先与蒋介石合作倒阎，再回头倒蒋。冯玉祥为此作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2月20日就曾致电鹿仲麟、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高级将领，解释反蒋的意义及自己的反蒋决心，认为“此次反蒋，关系国家兴衰，人民生死，全军存亡，至重且大”。“余在此虽不自由，然使蒋能倒，即死亦快慰。否则，虽得自由，心亦不安”。以示自己与蒋介石势不两立。敦促各将领“捐弃前嫌，追随阎公，迅速动员，万不可迟，更勿为蒋方谣言所分化”(15)。
在冯玉祥的坚持下，宋哲元、孙连仲等将领虽然不愿与阎合作反蒋，也只好服从老长官的意志。
冯阎结盟，鼓舞了各个反蒋派别，增加了各反蒋派的信心。与冯玉祥结盟的同时，阎锡山从各个方面进行反蒋的部署：一、下令把河北、北平、天津、山西地区的属于国民党中央的机关、党报、企业报刊一律查封、接收，控制该地与外地的邮政、铁路、公路，宣布与南京国民党中央断绝关系，指令报刊不许称南京为中央。二、自立税则，收取税费；接收了天津海关；推行山西纸币，下令各地使用晋钞；预征钱粮到1933年；发行6 000万军用票充作军费；警告上海财团不承认南京政府发行的各项公债，不许与南京政府进行财政往来。三、外交上向北平、天津外国驻华领事馆等机构发出照会，声明保护外侨，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四、积极联系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其他反蒋派别，调解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的矛盾，准备在北平组织政府，造成南北对抗的局面。
阎锡山、冯玉祥等人清楚，反蒋的关键还在于军事上的行动。早在2月中旬，经过各方面的协商，就酝酿出了军事领导机构。反蒋军队称为“中华民国军”,阎锡山被推戴为“中华民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3月15日，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将领57人由鹿仲麟、商震、黄绍竑领衔发表反蒋通电，拥戴冯、阎等人就职，宣布蒋介石的罪状，表示誓除此贼。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广西桂平通电就职。阎、冯、李把反蒋军队编成了八个方面军：以张桂联军为第一方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黄绍竑副之，白崇禧为总参谋长，下辖三路军：第一路军张发奎，第二路军白崇禧，第三路军黄绍竑，共有五六万人，先以第一、二路军由桂入湘，然后第三路军跟进，与冯阎会师武汉。以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鹿仲麟为前敌总指挥，分兵六路，出潼关，入河南；孙良诚为第一路军总指挥，庞炳勋为第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宋哲元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张维玺为第六路军总指挥，共有兵力30万。阎锡山的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徐永昌任前敌总指挥，总兵力20万人，亦分兵六路：孙楚部为第一路，傅作义部为第二路，杨效欧部为第三路，张荫梧部为第四路，孙殿英部为第五路，万选才部为第六路。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内定张学良的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四川的刘文辉为第六方面军。湖南的何键部为第七方面军。河南樊钟秀部为第八方面军。(张学良、刘文辉、何键均未就职)
反蒋联军的战略部署是：以李宗仁的第一方面军由南向北，直趋武汉；西北军承担平汉路；晋军承担津浦路；陇海路由冯阎军联合承担。战略计划是：冯阎联军沿陇海路东进；晋军沿津浦路南下，占济南，与沿陇海路东进的冯阎联军会师徐州，进逼南京。沿平汉路南下的西北军与沿粤汉路北上的桂张联军，南北夹击湖北的蒋军，会师武汉，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
蒋介石方面对大战也做了充分的准备。面对声势浩大的反蒋浪潮，为了稳定军心、民心，南京国民政府开动宣传机器，对冯阎口诛笔伐。4月5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蒋介石发表《为讨伐阎冯两逆告将士书》;4月7日，蒋介石又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书》,宣称冯阎不灭，国无宁日；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开除阎锡山的党籍；训令华北各地的党员，努力奋斗，铲除反动的阎锡山、冯玉祥；并发表《告第三编遣区武装同志书》,劝告阎锡山的部下不要为阎锡山所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发了《讨伐阎锡山的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在蒋介石的示意下，蒋介石所属的军队纷纷发表讨伐阎冯的通电。吴稚晖、胡汉民等人还利用总理纪念周等机会演讲冯阎的叛逆行为，予以痛斥。军事准备方面，3月初，蒋介石即开始了军事部署。3月6日，他任命韩复榘为讨逆军前敌总指挥，石友三为平汉路方面军总指挥，马鸿魁、顾祝同为津浦路方面军正副指挥。3月15日，阎冯发出反蒋通电后，蒋介石立即命令陈调元的第一路军限3月28日以前集中济南附近；马鸿魁的第十五路军3月20日以前集中在兖州、济宁附近；刘峙的第二路军限3月22日以前将第一军集中在徐州、兖州，第三军集中在宿县、涡阳，第八军集中在阜阳、太和，第十一师驻蚌埠；何成浚的第五路军限3月25日以前在确山、信阳、武胜，漯河、西平、驻马店，枣阳、樊城三个地区集中；杨虎城的第十七师在南阳附近集中；范石生的第五十一师、第四十师在襄樊集中。大战爆发前蒋介石又把所部编为四个军团，韩复榘为第一军团负责津浦路，阻止晋军南下；刘峙统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第二军团负责陇海路，准备在此与冯阎决战，击溃冯阎的主力；何成浚率湖北、河南的杂牌军为第三军团，负责平汉路，阻止西北军南下，同时协助第二军团决战；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负责武汉地区的军事。为了筹措军费，国民政府下令停止办理军队编遣，将筹集到的编遣费移作军费；4月17日还决定发行3 000万元的公债。
部署既定，1930年5月1日，蒋介石发出通电，誓师讨伐阎锡山、冯玉祥。决定5月11日总攻。反蒋派方面，3月17日冯玉祥下达动员令。3月20日，石友三、孙殿英叛蒋，攻陷了陇海线上的重镇归德；3月26日，万选才部自郑州东进，于3月30日占领了开封；战争已拉开序幕。5月3日，阎锡山、冯玉祥在郑州召开会议，相约阎锡山主持反蒋政治，冯玉祥主持反蒋军事。
5月11日，蒋介石按预定的计划发起了全面进攻。中原大战正式爆发。
中原大战以8月15日蒋介石军夺回济南为标志，战争形势呈现出前后两个阶段性的变化。第一阶段是5月到8月，第二阶段是8月中旬到战争结束。战争主要在陇海、平汉、津浦、粤汉四条铁路线为中心的地区展开。
大战的第一阶段，陇海线是主战场。蒋介石把精锐部队刘峙的第二军团辖步兵13个师至少15万余人，加上骑兵师、第二炮兵团、铁甲车队、航空第四队及侦察队配备在该地区。反蒋派方面，陇海线由晋军与西北军共同承担。布置在第一线的是万选才、刘茂恩、石友三等杂牌军。万选才的部队驻守在陇海线的战略要地归德，孙殿英的部队驻守在位于陇海、津浦三角地带威胁着徐州侧背的亳州，石友三驻防新乡东部地区。归德、亳州均是要地。陇海线上的战争以双方争夺归德开始了。刘峙以自己的第一师、陈继诚的第三师、陈诚的第十一师56 000人猛攻归德守军万选才部。万选才部只有2万余人，5月18日刘峙部占领了归德。晋军孙楚、杨效欧部开到宁陵、万集一线增援万选才。不料，万选才部将刘茂恩与陈诚的十一师联系好后，5月21日突然劫持了万选才，调转枪口反攻晋军，刘峙部乘势猛攻，又占领了宁陵、睢县、民权等地。战线不断向前推进，晋军支持不住，节节后退，5月24日，退到民权、西陵寺、潮庄一线，凭坚固的工事与蒋军激战。冯玉祥见形势不利，急调西北军主力庞炳勋、孙良诚、吉鸿昌、宋哲元部增援，并以一部迂回蒋军侧后，5月26日突然发起猛攻，战场形势骤变，遭到沉重打击的蒋军急忙后撤。战线推进到杞县、兰封一线，呈胶着状态。蒋介石没能掌握陇海线战场的主动权，在对峙中，伤亡惨重。仅5月29日一天，顾祝同师第四旅的第七、八、十团伤亡官兵几达三分之二(16)。6月11日，蒋军被迫从兰、杞一线后撤至民权、睢县，继续对峙。7月6日，蒋介石下令把右自蔡洼、旧考城，左至白楼、顺河集，横亘二百余里的陇海正面战场分成六个守备区，以范熙绩的四十六师、阮肇昌的五十五师为第一守备区，张治中的教导第二师、胡祖玉的第五师为第二守备区，赵观涛的第六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为第三守备区，第一、二、三守备区统归右翼军总指挥陈调元全权负责；阮勋的第六十五师、徐朋云的第六十六师、武庭麟的第六十七师为第四守备区，以刘茂恩为司令，毛炳文的第八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为第五守备区，上官云相的第九军为第六守备区，第四、第五、第六守备区统归左翼军总指挥朱绍良负责。胡宗南的第一师(师长原为刘峙，由徐庭瑶代理，徐在5月23日的激战中负伤，改由胡宗南代理)、顾祝同的第一军(三个师)、金汉鼎的第十六军(两个师)、蒋光鼐的第四军(三个师)为总预备队，由顾祝同任总指挥。自此，陇海战场进入相持状态。
陇海正面战场激战的时候，石友三部从新乡以东渡过黄河，占领了东明、考城，向济宁方向推进。韩复榘第一军团马鸿魁部、范熙绩部奉命拦截石友三。到5月底石友三部打败了范熙绩的第二十六军，击溃了马鸿魁的第十五路军，控制了鲁西南地区。
因蒋介石采取陇海、平汉两战场取攻势，津浦战场取守势的策略，主力集结在陇海路，这就便利了晋军南下。阎锡山亲自指挥傅作义的第二路军、张荫梧的第四路军沿津浦路南下。此时，韩复榘不积极作战，稍一接触即向鲁东撤退，晋军遂于6月25日攻占济南。之后，傅作义部向东追击韩复榘，张荫梧南下攻占了泰安。晋军控制了津浦战场的主动权。
平汉路战场，早在大战全面爆发之前，西北军即与何成浚指挥的湖北、河南等省的杂牌军展开了争夺战。据守许昌的樊钟秀和据守西华、扶沟的刘桂堂加入了反蒋战线，使蒋介石军在平汉路战场陷入被动。5月11日蒋介石下令总攻后，平汉路蒋军的计划是沿平汉线分三路北进，与陇海战场的第二军团协同行动。北进的部署是：以王金钰的第九军为中路，沿平汉铁道线北进，先击溃临颍、许昌之间的庞炳勋部，向许昌进攻；以蒋鼎文的第二军为右路军，在铁道的东侧，一部经太康、杞县北向兰封，一部经扶沟、通许、陈留向开封攻击前进；以徐源泉的第十军为左路军，在铁道以西地区，经禹县、密县向郑州挺进。目标是攻占许昌、开封、郑州等重镇。5月25日占领了临颍，在许昌附近与西北军展开大战。守许昌的樊钟秀被飞机炸死后，冯玉祥以吉鸿昌代第八方面军总指挥，亲自指挥许昌大战。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6月12日，何成浚被迫下令退却，全部退到了漯河以南地区。
中原战场反蒋军节节胜利的时候，5月22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率领桂张联军，由桂平、定县北上。由于湖南的何键消极抵抗，不认真作战，桂张联军长驱直入湖南。6月4日占长沙，6月10日占岳阳、平江。李宗仁、白崇禧原计划是率领广西的军队倾巢而出，与阎冯会师武汉，所以将所部分成了两个梯队，李宗仁、白崇禧率第一梯队，辖第四军、第七军、第十五军先行出动，黄绍竑率两个教导队及辎重队为第二梯队跟进。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进入湖南后，蒋介石急令陈济棠派兵截断其后路，计划与两湖的蒋军夹击桂张联军。李宗仁、白崇禧占岳阳的时候，陈济棠派蒋光鼐、蔡廷锴乘虚占领了衡阳，把广西的军队截成了前后两段。此时黄绍竑的队伍才到零陵，无力夺回衡阳，乃电李宗仁回师，拟击破粤军后，再一同北进。李、白、黄7月1日围攻衡阳，不利，只好撤回广西。反蒋的第一方面军较早地结束了战事。
反蒋派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后，政治上跟着活跃起来。早在3月28日，改组派的代表陈公博、王法勤即与西山会议派的代表邹鲁、谢持、阎锡山的代表赵丕廉等人在北平开会，商议由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组织扩大的委员会解决党的问题。因陈公博与邹鲁互相争粤、沪第二届法统问题，而无结果。邹鲁和阎锡山原来主张沪、粤二届国民党中央委员同时参加扩大会议，但陈公博不承认沪二届，于是邹鲁也就不承认粤二届，双方争执不下。随着军事斗争的展开，越来越需要政治上的配合。建立起名正言顺的政府，既可以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争取人心；又可以解决战时的经济、外交等问题；所以冯阎都急切地希望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息争，尽快地召开扩大会议，由此产生政府机关，协助军事上的反蒋活动。阎锡山派人请出了当时在北平的西山派成员覃振予以调解。覃振避开了陈、邹的争执，提议请国民党中央第一、二、三届委员中的革命分子参加，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会，战争时期由党部委员会负责政治，整理党务，党的问题留待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解决的意见。按照这个意见，1930年5月4日至5月8日，覃振、陈公博、茅祖权、胡宗铎等人在天津召开了会议。协商的结果提出了党务召开“三全大会”解决，国事召开“国民会议”解决的主张；议定由各方代表召开非常会议，产生党部的扩大会议，然后由党部扩大会议召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20日，反蒋派的各方代表在北平开会讨论发表联合宣言与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问题，关于联合宣言和会议的名称，陈公博与邹鲁又发生了争执，陈公博主张使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名称，邹鲁、谢持坚决反对。为了使扩大会议早日召开，6月1日，汪精卫发出“东电”,对西山会议派和陈公博均作了批评，希望迅速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6月12日，汪精卫又发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的必要》一文，对不利于召开扩大会议的各种内部争论作了抨击，督促成立扩大会议。阎锡山也派代表与各方代表协商，积极调解各派的矛盾。
经过汪精卫、阎锡山的努力，1930年7月13日，在北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预备会，通过了联合宣言，成立了办事处，宣告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8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扩大会议宣言、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等文件，成立了扩大会议的组织机构。扩大会议的宣言宣称：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后的任务是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筹备地方自治，组织民意机关，区分党政军权限，实施中央与地方分权等七项。
召开扩大会议的目的是成立政府。9月1日，扩大会议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为组织政府制定了依据。大纲的特点是突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权力，增加了民主的色彩。9月1日扩大会议还通过了国民政府委员名单。推举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宣誓就职。此时反蒋派的军事形势已经急转直下。
6月初，西北军在平汉战场取得初步胜利后，没有乘势南下，与桂张联军合击武汉，而是将主力调到陇海战场；桂张联军又被迫回师打通归路；这样就丧失了双方会师夺取武汉的战机。因西北军把主力抽调到陇海战场，平汉战场蒋介石军所受到的压力减轻，结果何成浚虽败退到漯河以南地区，西北军也无力再组织进攻，平汉战场与陇海战场一样呈僵持局面。津浦路的晋军虽然于6月25日占领了济南，威胁徐州，但是在占领徐州后，却兵分两路，一路东进追击不积极作战的韩复榘，另一路南下。因分兵造成势单，也没能取得更大的战果。
蒋介石分析了战场的形势后，认为“津、陇两路，任破其一，即可摧枯拉朽。惟陇海以经数月持久作战，逆之阵地，愈曾巩固，即以优势兵力攻击，犹虑急切难下”,津浦路“以我军实力图之，必可一举摧破”(17)。于是，大战初期拟定的守津浦、攻陇海的战略，一变而为在陇海战场取守势，在津浦战场取攻势，先打弱敌，回过头来再攻坚。
蒋介石开始逐步调整战略部署。7月1日，任命贺耀祖为徐州行营主任，指挥马鸿魁、夏斗寅等部扼守兖州、曲阜，施中诚、陈孝恩、梁鸿恩等旅扼守济宁、徐州，与退守胶济线的韩复榘倚为犄角，静候主力部队的到来。7月7日任命刘峙为津浦路总指挥，率领胡宗南的第一师、蒋鼎文的第九师、陈诚的第十一师、孙桐萱的第二十师、张治中的教导第二师从7月8日起，陆续由陇海战场转至滕县、邹县、兖州、曲阜、汶上等地，把与桂张联军作战胜利的蒋光鼐、蔡廷锴、钱大钧、金汉鼎也悉数调至津浦路战场。至7月26日，蒋介石军队主力在津浦路战场集中完毕。8月1日，蒋军开始沿津浦铁路线，分左、中、右三翼向北进攻。
反蒋派方面，阎锡山指挥的晋军占济南后因分兵导致攻兖州受挫，便在津浦路取守势，而由傅作义的大军向东进攻胶济线的韩复榘，违背了原定的下徐州与陇海战场配合取南京的计划。而西北军对守在陇海、津浦路三角地区的孙殿英支援不力，导致7月22日孙殿英放弃亳州重镇，蒋介石解除了反蒋军对其侧后的威胁，及时地把围亳州的部队调至津浦路参加作战。阎锡山也没有按照所承诺的那样，及时如数地供给西北军枪械、弹药、粮秣，使得西北军在陇海战场的苦战中，常常因给养不足，而不敢深入敌后，影响了军事活动。
战机稍纵即逝。反蒋派方面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因为没有抓住战机扩大战果，给蒋介石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机会，随着津浦战场蒋军的反攻，反蒋军逐渐陷入被动。
8月15日，蒋军夺回了济南。阎锡山不得不把晋军撤到黄河以北。蒋光鼐军渡河向德州追击。
津浦战事紧张的时候，8月1日、2日、3日阎锡山连电冯玉祥，请西北军在陇海战场发动攻势，以解津浦战场晋军之危。冯玉祥了解到陇海战场蒋军的主力确已北调津浦战场后，便下令西北军全部出击。8月1日，冯玉祥通电各将领：“望本破釜沉舟之决心，与敌作最后之角斗。先下归德者赏洋百万元，直下徐州者加赏二百万元，有敢迟疑不前，畏缩不进者，军法俱在，决不宽容。”(18)然而，由于蒋军采取了构筑工事、阵地前埋设地雷的阵地守备配合两翼出击的战略，西北军的攻击进展甚微。此时又逢连降大雨，遍地沼泽，道路泥泞，增加了官兵的劳苦和行军的困难。冯玉祥连日电催，仍无济于事。8月15日，济南失守，西北军的“八月攻势”没达到目的，不得不把军队撤回，以缩短战线，筑垒固守。
津浦战场战事结束后，蒋介石立即将津浦路的蒋军主力调至陇海、平汉战场。蒋介石的计划是在陇海阵地的正面吸引西北军，在平汉战场采取积极的攻击，一路沿平汉路东取开封，截断兰封、杞县的西北军的退路；一路从平汉路西抄洛阳，断潼陕、郑汴之交通，不让西北军回西北，将其全部歼灭。8月31日，蒋介石在商丘发布作战命令，因各军没有集中完毕，迟至9月1日开始全面总攻。
冯玉祥面对蒋军的总攻，没有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仍打算组织郑州会战，扭转败局。他把西北军集结于郑州外围，9月15日致电阎锡山，要求阎锡山以大部兵力攻济南，以一部兵力攻归德，运2万兵至郑州，作总预备队，参加郑州会战。阎锡山已丧失斗志，不仅不配合，反而密令陇海线上归冯玉祥指挥的徐永昌渡河北撤。西北军陷入孤军奋战的局面。在此关键时刻，观战了几个月的张学良，于9月18日统兵入关援蒋，冯阎腹背受敌。
无论是对于蒋介石还是对于反蒋派来说，张学良的东北军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大战爆发前，双方都派出了使者，游说张学良站在自己的一边。张学良则表示严守中立。为了拉拢张学良，蒋介石方面采取了各种手段。以高出市场价一倍的价格向东北兵工厂购步枪5万枝。吴铁城以最昂贵的宴席遍请东北高级军官，以娱乐为名摆设麻将场对东北军将领施行贿赂。随着蒋军在战场上的失利，蒋介石急于拉张学良参战。6月25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此时，张学良已倾向于蒋介石，但他要等一等，谋求更大的利益。为了促使张学良彻底倒向自己一方，蒋介石又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张学良答应蒋军夺回济南就考虑出兵。张认为如果蒋军夺回济南，那表明反蒋联军已陷入被动。8月15日，蒋军占领了济南，蒋介石连电张学良出兵。张学良仍然迟迟不动。8月24日蒋介石答应由张学良主持华北，19日蒋介石又明确答复由宋子文给张学良速筹500万元出兵费，并答应发行1 000万元的公债整理奉票。张学良感到出兵的条件已经满足，决定倒向蒋介石一方，出兵关内。
张学良出兵严重地动摇了反蒋派的军心。北平扩大会议见大势已去，撤到太原。10月27日，拼凑了一部约法草案，在同一天的最后一次扩大会议上通过。11月12日，发表宣言宣告解散。阎锡山把军队迅速撤回了山西。陇海、平汉两战场的西北军也是兵无斗志。吉鸿昌、庞炳勋、梁冠英等高级将领纷纷举兵投蒋。赵登禹、刘汝明、魏风楼、张人杰等一小部分部队退入晋南。10月9日杨虎城军占领洛阳，25日占领了潼关，截断了西北军回陕西的退路。10月5日，阎、冯、汪联名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10月15日，阎冯决定联袂下野，鹿仲麟领衔通电罢兵息战。11月14日，阎冯通电取消太原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
蒋介石与张学良约定晋军由张学良负责收编，西北军由蒋介石负责收编。张学良对晋军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晋军被编成了四个军和护路、炮兵、骑兵各一个师，共16万多人。退入山西的西北军被编成了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黄河南岸的西北军为蒋介石收编。
对于阎锡山和冯玉祥，蒋介石坚决要求他们出洋，阎锡山到大连后躲了起来，不肯再走。冯玉祥则隐居于汾阳县峪道河。
历时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战结束了。在战争过程中，双方投入兵力总数达140万人，死伤40余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河南省仅仅因蒋军飞机投弹误炸伤亡人数即达1 891人(伤983人、亡908人)。
中原大战是1929年以来历次反蒋战争的集大成者，打败了阎冯之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及其政权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