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抗战临近结束之时，中共一度摆出了向南发展的态势，派八路军王震部南下湘粤赣，新四军粟裕部南下苏南浙江，以隔断大后方的国民党政权与江南广大沦陷区的联系，争取在日本投降时取得有利的战略地位。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中共仍然坚持了这个方针，要求江南粟裕部“就原地继续扩展，长期坚持”,即使“不可能在现地坚持时，应准备开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决不退回江北”^[1]。
中共决定由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后，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为了有利于谈判，需要作一定的让步，中共准备让步的地区，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这要看谈判的情况。“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刘少奇亦对毛泽东谈了他的设想：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2]。于此已经透露出中共向北发展战略的讯息。与此相适应，中共着重部署了华北的军事行动，令太行区夺取上党，太岳区向同蒲路进击，冀鲁豫区进攻豫北，晋察冀区出击晋北与正太路，晋绥区协助晋察冀区夺取大同，并争取收复归绥，尤其要求各地控制国民党军队北上必经的交通要道^[3]。
对中共确定其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两件事，一是东北的情况，一是部队干部的建议。中共在战后初期的千头万绪之中，已经注意到东北问题的重要，但因对东北的具体情况不明，对苏联态度和东北苏军动向不明，在行动上比较谨慎。此时，正值进入东北的中共曾克林部有了很大发展，但对未来究竟如何行动没有把握，而东北苏军面对当地的复杂局势，也希望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因此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派出飞机，送自己的代表贝鲁罗索夫和曾克林于9月14日一同飞抵延安。贝氏向朱德转告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国共军队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在苏军撤退前不得进入，现已进入东北的部队应退出苏军占领区，苏军撤退后，中国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4]。苏联的这一表示，虽然没有支持中共军队立即进入东北，但也没有提根据中苏条约将东北交给国民党一事，而且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实际默认了中共军队可以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入东北，对中共实际还是有利的^[5]。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曾克林谈到东北广大地区无人管理，秩序混乱，而我军进入东北后发展很快，认为应该配合苏军，接管东北。如刘少奇所说，在曾克林到延安前，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而曾克林的汇报为中共中央提供了了解东北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对中共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6]。
也就在曾克林到延安汇报的这一天，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发出给华中局转致中共中央电，他认为蒋介石对和谈毫无诚意，只不过作为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同时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到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进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主力不多，且部署分散，突击力量欠强大，各根据地联系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他提出目前中共可有三个方针：一是以极大让步取得和平，但将造成严重失败；二是在有利基础下让步，争取和平，保持力量，但目前很少有实现可能，时间拖延对我极端不利；三是主动放弃一些地区，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逼蒋介石让步，取得和平，他认为中共应采取第三种方针。为此他建议：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并派有威望的领导人去主持工作，创造总根据地，支持关内斗争；以晋、绥、察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在此集中主力决战，以求基本控制，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争取局部决战胜利，不可能时以游击战争周旋；为了达此目的，须从山东调三至五万人去东北，从华中调三至六万人去山东，河南主力调山西，江南主力调江北。他认为：“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7]与此同时，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亦建议，“从新四军调数万兵力到山东，以便山东兵力能迅速进入东北”^[8]。9月17日，华中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在过去情况与我战略要求下，苏南、浙东、皖南部队决留原地有重大意义，且已收到很大效果(如收复许多县城地区，提高我政治地位)。但在今天新的情况下(如对顽敌已打不到，扩大地区已达一定限度，山东急需派大批主力前往东北，为应付内战危险，须集中主力作战等),如果江南主力分散各地，似将害多利少。”因此他们建议，“浙东、苏南主力转移，时间越快越好”^[9]。这样的意见同时有人提出并非偶然，可见中共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了向北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也为中共战略重点的转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根据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有改变中共战略方针的必要。15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等人，通报了东北的情况，认为这是中共在东北发展的“千载一时之机”。当天又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10]9月17日，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拟电致重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毛泽东等于19日回电，“完全同意”延安中共中央的决定^[11]。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提出：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我们要当作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朱德在发言中说：“南面定天下”,古来如此，我们将来也会如此。但是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三个月打不起来，要打至少得六个月。我们要争取主动，争取时间^[12]。发展东北成为中共中央的共识，会后刘少奇即将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至各地，指示提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13]指示要求，晋察冀与晋绥两区确保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山东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华东新四军主力一部向山东移动，江南主力撤返江北，晋冀鲁豫部队阻滞顽军北上并准备以一部调东北。从此，中共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不仅使中共得以集中力量发展东北、华北战略根据地，而且放弃江南根据地，还可作为中共对国民党的让步，在国共谈判中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对中共在战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方针^[14]。　
中共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之后，迅即付诸实施。在北方部署调兵东北(详见第四章第一节),控制华北，在南方部署部队北撤。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同意你们提议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估计从江南皖中可以撤出四五万人，以此加强苏北、皖东，则苏北、皖东主力，应即迅速向山东开进，以便山东部队亦能迅速开动”^[15]。26日又指示华中局，“江南撤退，但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因目前谈判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16]。22日华中局电示江南各部：“粟(裕)率一、三纵王(必成)陶(勇)部迅速集结完毕，立即出动，叶(飞)率四纵及江南可能转移之部队及地方干部，为第二梯队，作两批转移，时间在浙东纵队转移至安全地区及宣传、秘密工作准备适当完成之后。”^[17]在苏南、浙东、皖南的中共各部队遂按计划陆续北撤，先后到达苏北泰兴、南通和皖中地区，总计北移人数达七万余人。随后，这些部队中的大部分继续北移山东，新四军军部也迁往山东，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两地的部队。在湖南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部北撤，与湖北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和河南军区王树声部在中原鄂豫皖边地区集结，后因情况变化，未及北撤。中共在南方根据地的调整到10月间大体完成，原拟第一步撤出的八个地区，只有海南岛和广东的部队因国民党不承认中共武装而未撤退(广东部队的撤退直至次年6月才最终解决，而海南岛部队国民党始终不予承认)。至于原拟第二步撤退集中方案，因在重庆谈判中国民党没有同意中共以在南方让步换取在北方合法发展的建议，中共改变原来设想，要求坚持苏北、皖北和豫北。
为了确保在北方的发展，中共以交通战为核心，阻止国民党向华北的进军。9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给各地负责人发出指示，提出对沿津浦、平汉、同蒲路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用纠缠扭打的战法”“阻止顽军根本不能由上述三路北进，对我争取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胜利是极端重要的”^[18]。26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提出中共的方针就是阻止国民党军的前进，随迹尾追，追跟扭打，应以一切力量争取时间。任弼时认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占东北，打傅顽，东北可说是决定中国革命之命运的。所以，掌握东北是首要问题”^[19]。中共派往东北的彭真、陈云等到达沈阳后，经过与苏方交涉，传回了更为令人鼓舞的信息：“某方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收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云。”彭、陈因此建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主力卅万，于一月内赶到彭、陈处，用一切方法控制此间，宁使其它区受牺牲化为游击区，以至暂时丧失。”^[20]这更进一步坚定了中共向北发展的决心。为了与此相配合，毛泽东回延安后，10月15日，中共中央给各地党委发出指示，“为争取我党我军的应有地位，保证解放区人民的既得权利，争取部分受降，争取东北工作的开展，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出现，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之国民党军队，必须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这个指示划定了归各地破坏和扼守的铁路路段，要求组织野战军并以地方部队配合进行阻击作战，以民兵和群众破坏铁路，并由公家订价奖赏。“各地必须在干部中、群众中充分解释目前交通作战，是决定今后国内形势和人民地位的中心环节，因此必须全力进行，坚决作战”^[21]。
在组织上，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以各地中央局为核心的领导机关，按地域关系将各地划分为东北局(书记彭真)、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中原局(书记郑位三)、西北局(书记彭德怀)。各中央局对各地军区、野战军及政权机关实行一元化领导，以确保令行禁止，统一力量。
总之，中共根据抗战胜利后的情况变化，确立了明确的战略方针。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地负责人的指示，提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为此，在国统区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的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