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张学良共求联合抗日

正当张学良“剿共”接连失利，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出路、多方寻找共产党关系时，中共开始争取他联合抗日。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张、杨身上。瓦窑堡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即致电彭德怀，请他派伍修权将瓦窑堡会议决议送给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使其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中共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是从争取高福源取得突破的。不久前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辽宁海城人，曾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1921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1923年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翌年毕业后入东北军，曾任连长、参谋、少校团附、上校团长等职，颇受王以哲赏识。他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深受张学良的信任。高被红军俘虏后先被扣押在瓦窑堡，后被送到前线，彭德怀和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东北人)多次找他谈话，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解释“八一宣言”的精神。高福源表示愿意为沟通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促进两军合作抗日而效力。当时红军正围攻甘泉，久攻不下。经彭德怀同意，高福源在周桓陪同下，去甘泉做东北军守军总指挥、一○七师参谋长刘翰东的工作。高用自己在红军中的见闻向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军队，指出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出路。后来彭德怀又派周桓去进一步向刘翰东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红军与东北军一○七师的关系前进了一步。
1936年1月，高福源向彭德怀提出，他愿回东北军去说服张学良、王以哲与红军合作抗日。他说，张学良强烈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只要张能够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能够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彭德怀同意高的要求，第二天派骑兵护送他到东北军王以哲所部六十七军防线边，并赠路费二百元。
高福源在洛川先见到王以哲，向他介绍了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和自己在苏区的见闻。王以哲当时正奉张学良命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急忙将此事电告在西安的张学良。张原以为高被俘后早已被杀，收到王的电报便立刻赶到洛川。高见到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把自己在红军中的感受和盘托出，希望张停止剿共，与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听完高的肺腑之言，即让高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以便正式商谈。
高福源1月16日从洛川乘飞机到甘泉，再骑马到红军前方总部，向周桓报告了张学良请红军派代表前去会谈的要求。经彭德怀与中共中央电报磋商，决定派中共中央社会局长李克农去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见面。李克农17日到洛川，当晚与王以哲会谈，气氛融洽，“内容不多，但意较诚”^[1]。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实行的还是“抗日反蒋”方针。所以，1月20日毛泽东指示李克农在与张学良会谈时：“(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乙)向彼提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2]。
1月21日晚间，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3个小时。张透露说，国民党内同情国防政府主张的不乏其人，并表示红军如真有诚意，他愿去做于学忠、蒋介石的工作，劝蒋放弃一党专政。如有成效，两周后在延安或洛川与彭德怀见面。张还表示，由于东北军所处环境，目前只能暗中与红军联系，以原防划作疆界，并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
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名义发表《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3]。针对张学良反日不反蒋的态度，书中揭露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对东北军歧视压迫，并强调指出：打红军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绝路；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
经高福源从中斡旋，张学良与李克农决定举行第二次洛川会议。2月25日，李克农在高福源陪同下到达洛川，同来的还有中华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以及负责电台工作的戴镜元。他们受到王以哲及其参谋长赵镇藩的热情欢迎与款待。张学良因26日要去南京，电嘱王以哲与李先谈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待他回来后再谈。从2月26日至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磋商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口头协定，主要内容是：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延安、甘泉城内六十七军人员所需粮草，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给予便利；双方给予对方采购人员以保护^[4]。2月28日李克农将上述协定电告瓦窑堡，当晚中共中央即复电表示同意。双方商定此协定从3月5日起生效。
张学良3月3日从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便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会谈内容围绕张学良提出的几个问题展开：
如何对待蒋介石。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中央及军委给他的“训令”,强调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还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东三省已拱手送给日本，华北也岌岌可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他。张学良不同意这一主张。他认为，要抗日，不争取蒋介石参加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蒋掌握着国家的政权、军权、财权，实力雄厚，而且蒋本人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只是主张先“安内”后“攘外”。对这个问题，张和李谁也没有说服谁。李向张表示，可向中共中央反映他的意见。
关于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李说，抗日主要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抗敌，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张学良同意李克农的这些看法。
关于红军行动方向。当时红军东征，进入山西作战。张提出，红军为抗日不应走山西，而应走宁、绥。因为宁夏接近绥远前线，又靠近苏联，阻力小，进展会比较容易；如走山西，定会遇到阎锡山、蒋介石的阻遏，恐难顺利行进。李说明了出山西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政治影响大，有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这次会谈中，张提出请中共方面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来与他会谈，地点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定。张还请中共方面派一名代表常驻西安，他给以掩护。双方同意共同派代表去苏联谋求援助。
张学良从洛川回到西安，收到李杜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让他派人去上海接“要找的朋友”。原来张学良1935年11月在南京参加完国民党五全大会曾去上海，秘密会见了因“新生事件”而获罪的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张、杜是老朋友，“九一八”前就熟悉。这次见面，张向杜倾诉了自己因“剿共”接连失利的苦闷，杜则劝张放弃“剿共”,走西北大联合道路，即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新疆的盛世才，争取苏联援助，共同抗日。张在上海还会见了原东北军将领李杜。李率义勇军在东北抗日失败后退往苏联，与共产国际发生了关系，回国后仍保持联系。张向李表示愿在西北联合红军抗日，希望李帮助他沟通与苏联和中共的关系。李接受张的委托，表示找到共产党关系后设法通知他。李杜后来找到刘鼎，便给张学良拍电报。张接到李杜来电后，派他的高级参议赵毅到上海，3月下旬把刘鼎接来西安。
刘鼎，原名阙尊民，四川南溪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留学德国期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转为共产党员，回国后曾在上海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33年到浙赣皖苏区工作。1935年该苏区失败，5月被俘，10月从九江俘虏营逃往上海，化名周叔，住在英籍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中养病，寻找党组织，其间因一偶然事件，曾到宋庆龄住所躲避三天。
当宋庆龄得知张学良拟联共抗日而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时，便向刚刚从陕北归来的董健吾推荐刘鼎。经董动员，刘鼎答应去西安见张，以便借机前往陕北找中共中央。刘到西安第二天会见张学良，张向刘提出三个尖锐问题：一是他与日本有杀父之仇，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共产党为什么骂他是“不抵抗将军”?二是中东路事件，苏军把东北军打得很惨，为什么骂他勾结日本反苏反共？三是红军在陕北，为什么打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刘鼎回答的要旨是：张作为东北军统帅，守土有责，“九一八”时执行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退往关内，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当然要受到全国人民唾骂，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样，不能不表示态度；东北军在蒋、日唆使下，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侵入苏联国土，苏联被迫还击，这是正当自卫。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管理却采取片面选择，事实上是亲日反苏，苏联对张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东北军为蒋打内战，在鄂豫皖和陕北使红军受到很大损失。红军是人民支持的新式军队，战无不胜，蒋介石的百万军队对红军都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蒋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计，企图借此消灭东北军。现在国难当头，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张将军最大、最适合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摆脱蒋消灭异己的阴谋，又可洗掉“不抵抗”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史册，并占首页^[5]。张听完刘讲话后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慢慢和你说。于是，刘鼎就随张学良一起飞往洛川。
张这次去洛川，名为督师“剿共”,实际是等候与周恩来会谈。他在洛川的十来天里，天天同刘促膝交谈。张把在洛川会见李克农与邀请周恩来的事告诉了刘，并说准备同刘一起去会见周恩来。张问刘：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为什么还有那么强的战斗力，击败了东北军？他想了解红军的制胜之道。刘鼎曾在苏区工作过，便从红军的成分，红军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官兵一致、军民团结，特别是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等方面说明红军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张还问刘：知识分子和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团结革命，这容易理解，可农民有的连字都不认识，怎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矢志革命呢？刘回答说：共产党和红军以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教育农民，这是红军有别于任何旧军队、克敌制胜的根本之道。他建议张对东北军也可以用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团结教育的中心。张学良、刘鼎在洛川的长谈，使张对中共有了更确切的了解，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认识，加强了他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这就为即将举行的肤施会谈做了重要准备。
张学良、周恩来的肤施会谈，1936年4月9日晚8时开始，翌日晨4时结束。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周恩来、李克农。会议内容，据周恩来在会谈结束后4月10日、11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和刘鼎后来的回忆，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首先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对“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条路，他愿酝酿此事”,对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愿提出意见”。他承认红军真心抗日，认为“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可是他又说：“他在未公开抗日之先(前),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对中共提出的“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赞同”,但认为阎锡山的防卫力量很强，红军在晋“恐难立足”。他主张红军“最好向绥远解决德王”^[6],再向东去察哈尔。其理由是：宁、绥人粮较多，红军解决给养方便；绥远靠近外蒙，便于接受苏联援助；红军让出陕北一些县城，他好向蒋介石交账。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张的意见，认为他讲的有道理，但表示要和毛泽东主席商量。
当时因红军东征进展顺利，周恩来对张学良说：“红军在山西站得住脚。”周进一步解释说：红军“兵出华北”,会“推动全国友军和群众”一起抗日，“华北大规模抗日战争一起，红军愿担任左路”^[7]。张学良接着说：“如红军坚决出山西向东，我可以通知驻河北的万福麟部的四个师和红军联络。”^[8]他还向周介绍了阎锡山的一些情况，答应两三星期后他去太原和阎联络。周恩来说红二、四方面军要北上抗日，张表示欢迎，并说驻陕甘的东北军可以让路，如需经过中央军的防地，他可去斡旋。
(2)抗日救国的道路。张学良认为国民党已完了，目下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另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张1933年游历意大利时，对那里兴起的法西斯主义颇感兴趣，认为它可以救中国。后来经杜重远、杨虎城、李克农、刘鼎等人分析说明后，他有所动摇，但未彻底抛弃法西斯主义。周恩来解答说：“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的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抗日要取得胜利，必须要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抗日联共。”^[9]
(3)联蒋抗日。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包括蒋，蒋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他还说，在国民党要人中，他只佩服蒋介石，蒋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中领导力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来的接触与观察，蒋可能抗日。他也承认，蒋之左右有不少亲日派，因之蒋下不了抗日决心。他向周介绍了南京各派对抗日的态度。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共产党从外面逼，他从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把蒋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张学良还表示：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蒋，他现在反蒋做不到^[10]。
周恩来解释说，中共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仇敌，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对张学良的意见，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待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
(4)联合苏联。张学良希望在抗日战争中能得到苏联援助。他问周恩来：“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回答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国是真心诚意。它这么做，既利己又利中国。”^[11]双方商定，共同派代表去莫斯科谋求援助，办法是由张派人从欧洲前去，中共派人经新疆前往，并由张先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5)停战、通商。张学良表示“不愿打红军”,但蒋介石来电斥责他，说他对红军东征是“隔岸观火”,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途北进。张学良、周恩来商定：“红军在关中积极活动，在韩城、澄县牵制杨部”^[12];派红军陈先瑞部去陕南，向蓝田、鄠县活动，威胁西安，使东北军有借口不北进。
关于通商问题，商定红军可在东北军防地内设店购买普通货物；红军所需无线电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械、药品，由东北军代购；东北军向红军赠送一些弹药；双方派得力人员保障交通畅通。
张学良还要求红军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的人”^[13]作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联络。
会谈结束时，张学良向周恩来赠送一本中国大地图，说“共同保卫中国”,并赠私款二万银元，后又赠法币20万元，作为红军的抗日经费。双方对会谈结果都表示满意。张说他这次结交了最好的朋友，周先生说话有情有理。他认为国内今后将走向太平，一切可向抗日迈进了。周后来说张学良是一位爽朗、有决心、有勇气的人，真出乎预料。周恩来4月12日回到瓦窑堡，第二天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延安之行，中共中央对会谈结果也很满意，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继续与张学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