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蕊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与正赏之双缣。又七夕郡斋开宴，座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因命之赋词，以己之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云：“碧梧初坠，桂香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亡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在天上方才隔夜。”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橐馈赠之而归。其后朱晦庵以庾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耶？”蕊答云：“身虽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籍。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蕊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未几朱公改除，而邱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夷坚志》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
宋代大儒、道学家朱熹气量狭窄，心怀怨愤，挟嫌报复，欲置台州知府唐与正于死地而奏告之。在封建大吏们的权力角逐中，无意间却成就了一位名不见经传，没有人身自由，被剥夺了尊严的营妓严蕊的千古芳名。朱熹自己的人品也随着严蕊的芳名的流传，被世代的人们品评着。
据《宋史·王淮传》记载，左丞相王淮“素善仲友(唐与正),不喜熹”,与吏部尚书郑丙等“相与协力攻道学”,斥责道学“假名济伪”。又《宋史·郑丙传》:“浙东提举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庇之。”大概小说中“指其尝与蕊为滥”即是此事，可见小说所记是有一定根据的。
小说通过朱熹“欲摭与正之罪”,劾奏唐与正曾与营妓严蕊“为滥”,严蕊系狱临威不屈，而终于获释的故事，表明了作者强烈的爱憎与鲜明的是非观念。作者显然是站在同情与歌颂严蕊的立场上的。小说的情节简单，矛盾单一。在谋篇布局、选择素材等方面，作者取舍有方，详略得当。他舍弃了朱熹、唐与正之间矛盾原因的叙述，仅用一句话说明严蕊被系于狱的背景。而用酣畅淋漓的笔墨，生动细微地描写了严蕊在狱中的灾难和斗争。从而使主人公的形象鲜明而突出。她“系狱月余”“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在“不免受杖”,“再痛杖之”,“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的严酷情况下，她始终不屈，其词甚坚。至使有司“久不得其情”而无法结案。当狱吏“好言诱之”招供时，严蕊义正辞严：“身为贱妓，科亦不致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词旦旦，掷地有声。严蕊在无人身自由，被剥夺、被污辱、被损害的封建主义的桎梏下，以个人的反抗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尊严，难怪其“声价愈腾”,就连皇帝都听说了此事。严蕊形象的塑造，使作品放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辉。
直录完整的诗词歌赋于小说之中，这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传统手法之一。这绝非等闲之笔，同样起到了塑造人物和深化主题的作用。作品中录了三首诗词，不但表现了严蕊的“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的才思敏捷的文采，而且也为她“色艺冠一时”作了很好的注脚。每一首词都表现了严蕊细腻而昂扬的情思，成为其人品和性情的写照。且看其词：“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对于世外桃源的向往正表现了她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对不为五斗米折腰，鄙视权贵，耿介不阿的高士陶渊明的作品信手拈来，巧加点染，可见陶渊明对女主人公的熏陶是何等刻骨铭心。这为她后来的辨识真伪，傲岸不屈，作了情节的铺垫和情绪的准备。伏笔巧妙，不易觉察。《鹊桥仙》中“人间刚道隔年期，在天上方才隔夜”之句，则通过七夕的抒情，表现了严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透过字里行间，也感受到词作者的哀怨与心灵深处的躁动。当奉命作词自陈时，她满怀悲切，一往情深：“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绝非自甘沦落，耽于风尘，而自有纯真品性与美好向往。这为刻画人物的性格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小说笔调委婉，感情色彩浓郁，不象有的笔记小说那样，叙述冷静，笔法峻峭。通篇充盈着作者对故事主人公的褒扬之情。特别是三首诗词的运用，清丽婉约的风格，更加强了作品的抒情意味。“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主人公滔滔的悲愤和哀怨撞击着读者心头，似听到她的高声控诉，似看到她憔悴的面庞里透出的刚毅不屈的神色。
作品的最后：“《夷坚志》亦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寥寥数语，初看似冷峻，却道出了作者对《夷坚志》“不能详”的遗憾。表明了作者此篇正是为了对严蕊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而他对朱熹的态度也自在不言之中了。
明代小说家凌蒙初根据这个故事写成白话小说，收在《二刻拍案惊奇》中，回目是《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褒贬明显，表明了后人对这位“侠女”的赞扬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