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移民高潮与岭南文化的嬗变

(1) 北宋末年的移民规模与特点
中原汉人与岭南人民的交往，在隋唐时代转趋正常。像两晋南北朝近300年间大规模的移民现象已不再出现。但到了北宋末年，中原人民逃亡岭南而形成的移民浪潮又再度掀起。
北宋时期，民族矛盾激化，尤其是北方边疆所受到的辽金少数民族侵扰程度日益加剧。北宋前期，辽国就曾多次兴兵南下攻宋，并曾一度深入至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迫使当时的宋真宗赵桓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公元1115年兴起的女真族的金国，迅速征灭辽国后，更成为北宋的强敌。公元1126年更一举攻陷北宋京城开封，掳走徽宗、钦宗二帝。北宋王朝在人们还未清醒过来时便灭亡了。大批难民与仓惶南渡的康王赵构一起，掀起了一次国亡家破的大逃亡。无数平民百姓和豪门大户，渡过长江后仍惊魂未定，继续南下，直奔社会繁荣、生活安定的岭南。一时之间便汹涌着两宋移民岭南高潮的第一个浪峰。
这次的民族南移大迁徙，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相比，除了人数更多，规模更大之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交通的改善，为中原移民进入岭南提供了更大的方便，使直接进入岭南的移民显着增加；二是广东北部地区，已是一片比较兴旺发达、适于安居的乐土，其中新辟的南雄州，更成了移民进入岭南后的第一个定居地或中转站。使今南雄县的珠玑巷成为具有民族南迁象征意义的历史名胜之地。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进入岭南，多走广西东北部，从湖南湘水经秦时开凿的灵渠，再进入珠江上游的西江到番禺，这是水上通道；另一陆上通道则是从梅关跨越骑田岭，再沿北江到达番禺。前者要绕一大段弯路；后者要跨越险峻崎岖的崇山峻岭，令人望而生畏。北宋亡后的中原移民要幸运得多。他们可以通过大庾岭新道，从江西直达粤北。
大庾岭新道是唐玄宗时曾任宰相的岭南曲江县(今韶关市曲江县)人张九龄经唐玄宗准奏后，亲自主持修建的。全长30多里，路宽五丈，路两旁遍植松树，并设有驿站、旅馆、饭店。大庾岭新路的开凿成功，不仅使唐代南北沟通，化险阻为通衢，而且造福后代子孙。北宋时的岭南着名学者余靖在所着《望京楼记》《浈水馆记》中还极力称道说：从京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渡长江，涉淮河，经江西，走大庾岭新道进入岭南最为便捷，凡到岭南的人，十之七八都走这条路。直至明代，大庾岭新道对岭南的意义还为海南奇才邱浚所称颂，认为大庾岭新道的开辟，使岭南出人才、通财货、识教化、移风俗。由此可见，大庾岭新道是北宋亡后中原人大逃亡时进入岭南最快捷便当，人流最集中的通衢大道。
(2) 南宋灭亡与第二个移民浪峰
公元1276年2月，元军大举南渡，攻陷南宋京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经历南宋王朝偏安150年而越加繁荣富庶的江南地区，顿时陷于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之中。 末代皇帝赵㬎(恭宗)刚刚登位便下台投降了。同年5月，逃亡中的益王赵昰在陈宜中、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的拥戴下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力图抗元复国。元军穷追猛打，分别从海陆两路追击。在江南广大地区，元军所过之处，烧杀掳掠，大量灾民涌向南疆，最后越五岭进入岭南。还有不少难民，则经浙闽海道，乘船逃亡，由福建进入广东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更有远涉重洋，逃往海南岛定居的。第二次移民潮伴随着南宋王朝的灭亡而形成第二个更为汹涌的浪峰。
这次的移民，大多数是北宋末年渡江定居江南的中原人及原籍江南的土着。北宋亡后定居江南的中原人，在江南落户已有150年，早已与江南土着居民融为一体。因此移居岭南的逃亡难民，已不再是以黄河流域地区的中原人为主，而是以与南越族人有共同文化渊源的汉化了的吴越、于越等百越族后裔和以长江文化为特征的江南“中原人”为主了。我们可简称之为江南移民。
大批量的江南移民，融合了黄河、长江文化的精华，又具有与岭南越人相同的稻作文化背景，又兼具使岭南人更感亲切的古吴、越、楚文化的气质和风俗习尚，更易于为岭南人所认同和接受。因此，这次移民浪峰虽是历来人数最多而且最集中急剧的一次(在高峰期，每日平均进入岭南的逃亡者超过万人)。但是，岭南却以其宽广的胸膛，承受着这汹涌强劲的巨大浪峰的冲击，而且使自己显得更为强劲和自信。
(3) 珠玑巷与两宋移民
两宋时广东南雄州保昌县(今南雄县)正好位于大庾山新道进入岭南的交通要冲。保昌县因此成为逃亡岭南的移民们最先落脚的岭南大地。移民们或慕名而选作定居地，或在此稍事休整后再继续南下。其中的珠玑巷，也以其颇富传奇色彩的历史和与两宋移民的深切关系而声名远播，历代相传，今已成为正在开发的旅游胜地。明末清初广东着名爱国诗人、学者屈大均所着《广东新语》和清道光年间《直隶南雄州志》等史籍及一此文人诗客，对珠玑巷都有记载介绍或吟颂。
据传，南雄珠玑巷，原名敬宗卷，又名朱杞巷，唐代以前便已存在。其中一户叫张昌的居民，七世同堂，老少和睦，家业昌盛。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地方官特为之上报朝廷。皇帝认为张昌孝义可嘉，特赐珠玑宝物嘉奖。张昌及朱杞巷居民，一为感谢皇恩，二为敬宗巷名犯了皇帝死后的谥号的讳忌(唐敬宗李湛在位前后只有三年，死于公元827年),于是改名珠玑巷。
另据今广东番禺市的市桥镇《谢氏族谱》记载说：南宋末年，有宫人苏妃触怒了皇帝，被打入冷宫，后得逃脱，被南雄珠玑巷商人黄贮万娶为妻，改姓胡。后黄贮万家人告发，朝廷密谋将珠玑巷居民全部诛杀，以杜绝丑闻，居民闻说大祸将临，纷纷南逃至仍未开发的珠江三角洲，重建家园。不论两则传说是否属实，但其中所说珠玑巷居民大批迁徙至珠江三角洲的情况，却与历史上两宋移民岭南的事实相吻合。
珠玑巷民族南迁的历史，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宋灭亡之时，逃亡的中原人越过大庾岭后，即留在珠玑巷定居，在一个半世纪的南宋王朝时期逐渐繁荣兴旺起来，居民也增至1000多户。第二阶段是南宋灭亡时的大逃亡。原已在珠玑巷定居的移民，在大批新移民的冲击下，人心惶惑，纷纷南逃，流散于珠江三角洲一带；也有部分渡过琼州海峡，落户海南；少数人甚至逃至海外南洋诸岛。据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认为：南宋灭亡之时，原珠玑巷定居者和暂留珠玑巷的逃亡者都继续南下。难民们由若干个“姓”、“族”联合向州县申请“路引”(通行证),然后集体乘竹筏顺北江南下，到达当时的广州(宋代岭南二十一州之一)各县，开荒辟地，播种粮食，因而定居下来。现今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南海、顺德、中山等市不少居民家中保留的族谱、家谱，都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但珠玑巷在经过战乱之后，又逐渐繁荣起来，至明清更盛，以至诗人墨客，凡有机会到珠玑巷的，都禁不住作诗吟颂。如明代黄公辅《过沙水珠玑村诗》描述珠玑巷的繁盛景致是：“长亭去路是珠玑，此日观风感黍离。编户村中人集处，摩肩道上马交驰。”清代罗天尺有《珠玑巷》诗，赞珠玑巷的衣冠望族：“南渡衣冠故里,洞天赢得住烟霞。如今恰似乌衣巷，野燕低飞入酒家。”金陵(今南京)乌衣巷是东晋着名的豪门世家衣冠望族聚居之地，足见珠玑巷中留下了不少南逃的衣冠望族落籍定居。
自两宋以后，逃亡珠玑巷定居后，再迁至珠江三角洲的岭南着名学者，诗人、政治家，为数也确实不少，历来史志多有记载。如清道光年间阮元的《广东通志》便说到：“珠玑巷在沙水寺前，相传广州诸望族俱发源于此。”事实上，明代中叶岭南着名学者陈献章(白沙先生)、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及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家谱都明确记着先祖从珠玑巷迁至珠江三角洲各县的。
珠玑巷不仅为岭南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岭南文化的转型、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更为民族南迁的历史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素材，成为当今学者研究的重大课题。
(4) 岭南的汉化与文化的嬗变
两宋掀起的第二次移民高潮，对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集中表现在使蛮荒的岭南，在两宋前中原华夏一汉民族及文化的浸润下摆脱落后状态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汉化的过程；岭南文化也产生了显着的嬗变。
岭南土着民族南越族，自两汉至隋唐，由于中原汉民族的大量进入，加之汉民族文化的显着优势，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嬗变，主要是汉化的量变过程。唐朝中后期，岭南的南海州郡已经基本上是汉族居民的聚居地。这些汉族居民中，便有一部分通过互相通婚后的南越族后裔。唐以前被称为“蛮”、“僚”、“俚”等原南越族各部落的名称，在唐代已逐渐消失。但是在两广交接的山区，广东北部山区。广东东部及海南岛，仍然聚居着人数较多的原南越族的后裔。但在称谓上则各有不同，在北部和西北部的，被称为莫瑶，在东部的被称为蛮僚，在西部的被称为俚，在海南岛的被称为黎。两宋掀起的移民高潮，使岭南人口大增，人口结构显着改变，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如粤东的潮州，据北宋《元丰九域志》和明朝《永乐大典·潮州府》统计的人户数字，北宋元丰年间共74682户，到南宋理宗端平初年(1234)骤增至135998户，增幅近一倍。元兵攻陷临安后，张世杰、陆秀夫等一班南宋遗臣先后拥立赵昰、赵昺为帝，率领数十万江淮宋军及跟随小皇帝的平民，从海路经浙江、福建转战至广东沿海一带，最后崖门一战，全军覆灭。两年来的战乱中，不少军民流落粤东潮、惠等州县，最后定居的，还有福建南部不少居民，为逃避元兵而通过粤闽边界进入潮州的，虽都因战乱而没有统计数字，但估计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正因为如此之多的难民的涌入，使潮州迅速改变了原来开发迟的落后状况。原来聚居于潮州凤凰山区的蛮僚，被迫四散，分别流落于浙江、安徽等地，剩余的一少部分蛮僚，逃进深山野岭，这就是后来的畲族。自两宋以后，潮州地区迅速崛起，农业、商贸、手工业、工艺美术等各方面都有突出成就，这正是两宋移民做出的贡献。
岭南人口数量和质量上的巨变，使南越民族最终消亡。在东部地区已如上述；在西部，大批俚人因拒斥汉人及汉文化而向西迁徙至广西中、西部，成为后来的壮族，空出的大片土地正好为两宋移民填补；在海南岛的骆越族人(黎人),部分自觉融入汉民族中，成为黎裔汉人，部分对汉文化取宽容态度而成为“熟黎”,还有更大部分黎人，拒服“王化”,坚决排斥汉文化，但又无力抗拒，被迫进入五指山腹地，依然过着狩猎采集、“刀耕火种”的生活。这便是黎族。
约于元代初期，岭南大地的居民种族结构，便已是以汉民族为主体，兼有黎、壮、瑶、畲四个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的格局。汉文化亦已成为岭南文化的主体，只有少数民族，仍辟处深山荒野，聚居少而流动多，依然处于刀耕火种、渔猎采集的落后状态，并保留着较为浓重的古南越族文化特征。
两宋之后岭南的主体民族汉族内，又因地域、语言(方言)的不同，以及进入岭南时间的先后及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开始形成为广府、客家、福佬三大主要民系。
岭南文化自两宋以后的嬗变，最显着的表现，便是基本上从原始本土文化蜕变为以汉文化为主体，以本土文化为根蒂的再生型文化。
首先是小农自然经济的成熟。江南移民具有丰富的水田耕作经验，而岭南地区农业开发的自然条件优越，土地利用率低，潜力大。其中的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基本上仍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大批江南沿海移民富于围海造田、精耕细作的技能和经验，正好大有用武之地。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因江南移民的辛勤而得以开发，使岭南小农自然经济得以在宋元之间成熟。粮食、经济作物产量、品种、质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其次是手工业的发达。大批能工巧匠进入岭南，使原来就颇有基础的岭南手工业更为繁荣兴旺。其中陶瓷、冶炼、纺织、制糖、建筑、刺绣、雕塑等，不仅工艺精湛，而且已开始形成浓郁的岭南风格，具有较强烈的艺术美，畅销于海内外。
再次是岭南商业文化的空前繁荣。广州州治番禺，已正式命名为广州，在两宋时期是全国三大贸易港中最大的内外贸易大港，中外商人云集，进出口贸易活跃，南北货运畅通。新兴的潮州、珠江口附近的南恩州(今开平、恩平一带),更为岭南商业文化锦上添花。
第四，是公私学校迅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空前繁荣。据清代道光《广东通志》、光绪《广州府志》等记载，到南宋时岭南二十一州都有州学，大部分县有县学，总数达68所；私办的书院也有41所。其中南雄的孔林书院、潮州韩山书院、海南东坡书院等，都是名重一时的学校，为岭南培养了大批人才。
最后，是岭南人的民族意识和封建正统爱国观念的形成，这一点应特别值得注意。在封建时代，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只能是以儒学的忠君思想为正统的国家观念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精神。岭南人民原来的封建爱国观念和民族观念并不强烈，但随着汉民族文化的浸润日久，儒家正统王权思想的日渐灌输，到隋唐时代已开始形成，至南宋时期渐显强固。当南宋两个末代小皇帝在岭南作着无望的复国梦时，岭南人民竟然不惜牺牲，全力支持，共赴国难，力抗元军，写就了一段悲壮忠贞的历史，留下多处岭南人民全力以赴、群起捍卫的传说和遗迹。其中所体现的，正是岭南本土文化性格与汉民族文化融合升华的、岭南文化再生期的、极可宝贵的精神。岭南人在以后的岁月中，多次以大无畏的气魄，内抗强权、外御蛮敌的伟大业绩，便是以这一时期为发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