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宗定九》 - 〔清〕孔尚任

〔清〕孔尚任

不见我梅岑者又两月矣。缕缕欲言，一时难理。念足下高卧东原，独寤寐处，不知尘市者久矣。一旦命棹百里，访仆于花灯箫鼓之场，墨渖酒痕，淋漓萝带；香尘花雾，飘拂荷巾。于时足下惊才绝艳，肆应百出，虽酒吏歌人，皆劳顾盼。乃知高隐名流，原非枯禅腐儒。仆与足下数共晨夕，愈看愈妍，盖如小乔初嫁，雄姿英发时也。无限千秋，正图扬榷，而君家之猿鹤，促君归矣。仆所得大著、大选，佳书、佳扇，充盈箧簏，尚一无琼玖之报。而足下又谆谆致语，以仆之拙集为念。仆泥涂劳吏，满眼俗物，零星残稿，用纪岁月，不知何以亦邀赏于法眼也。

——《湖海集》

〔注释〕　萝带、荷巾：高人的服饰。语出屈原《离骚》和《山鬼》篇。　无限千秋，正图扬榷：许多古今之事，正想和你畅谈。　猿鹤句：猿、鹤原指隐士居处相伴之物，此句疑指宗定九家中有事，促其归去。　尚一无琼玖之报：还没有好东西回赠你。语出《诗经·木瓜》。　泥涂劳吏：职位卑下的小官。

书札之为用，可以通音问，抒情愫，论古今，议政事，羁评人物，切磋艺文：它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但书札之制尚短，古代文人即使擅于此道者，也很少有人能在一封短信中描绘场面，勾勒人物。孔尚任这封《与宗定九》的短札，于此独胜。

宗定九字梅岑，是扬州一位名士，以布衣隐居东原。孔在《与黄仙裳》信中说：“定翁高情古道。”《与黄交三》信中说：“傍午衙散，细读令岳定九诗。”尊之为“定翁”，且与其婿有文字交往，可知宗的年龄一定比尚任大。两人结谊时间，在孔佐孙在丰到淮、扬办理治淮工程的第二年。先是，孔到东原访宗定九，然后宗回访孔氏于扬州。他们曾“同听江雨，共卧溪舟”，其时孔年四十，宗当不小于五十。孔留淮、扬四年，所为诗古文辞，编次为《湖海集》，由定九作序。集中所收书札，给定九的有四封，书中有“先生恋我不肯归，我恋先生不肯发”之句，可见两人定交虽晚，但情谊深笃。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从孔给宗的几封信看，他们的交谊称得上“知心” 二字。“知心”不仅在彼此深刻理解，尤在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位宗定九绝不是滥于交游的人。《与宗定九》书开头便说：“念足下高卧东原，独寤寐处，不知尘市者久矣。”可见宗平生落落寡合，自视甚高，是个禀性孤介，不耐应酬，绝足仕途，自甘寂寞之士。信一开头便给我们展示了宗定九的平居形象，隐然见其胸怀。

“一旦命棹百里”以后，作者给我们描绘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宗定九。当孔尚任东原访宗后，宗对孔的为人、为学、为文，有深刻的了解，引为平生知己，于是热情地从百里之外坐船来访，与尚任为文酒之会于扬州；而且一反过去对山林静谧的独赏，不辞“花灯箫鼓之场”的喧嚣，即席赋诗，乃至“墨渖”和“酒痕”齐下，淋漓萝带之间；与歌人杂处，致使“香尘花雾，飘拂于荷巾之上”：几句话，活画出一个与寂寂高隐者迥然相异的诗酒风流的才士形象。“惊才绝艳，肆应百出；虽酒吏歌人，皆劳顾盼”四句，进一步展开这位老名士风神俊朗的韵致。他以其惊人的才华，酬酢于觥筹交错之际，左顾右盼，神采飞扬，隐然是这“花灯箫鼓之场”的盟主。想见其语惊四座，逸兴横飞；他的动人光彩，照亮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连“酒吏歌人”都感到自己与这位扬州老名士有了感情上的交流。这段文字，如珠走盘，一气流贯，淋漓痛快，恍如草圣张旭看了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之后，解衣盘礴，运笔如飞，极低昂回翔之致，把这位“高卧东原”“不入尘市”的老先生写得须眉皆动，青春焕发，恍若天人。行文至此，笔酣墨饱，但作者意犹未足，再补上酒会之后一层：“仆与足下数共晨夕，愈看愈妍，盖如小乔初嫁，雄姿英发时也。”这里借用苏词名句，置定九于英雄美人之间，极烘托渲染之能事。

“愈看愈妍”四字，最是传神之笔。“妍”本来多用于描绘女郎容貌美好，为什么拿来形容一位须眉老者，而且说“愈看愈妍”呢？粗粗一读，也许觉得拟于非类，但仔细品味，便不难理解：作者原是遗貌取神，如九方皋相马，着意在牝牡骊黄之外。因为，这位“定翁”虽然早已过了“公瑾当年”那样的年华，但今天遇到了生平知己，激情使他变得年轻了，他的精神状态依然保留了翩翩逸少、顾曲周郎那样的风度。人的年龄与精神状态本来并不一定完全同步，何况，“妍皮不裹痴骨”(《晋书》姚兴评慕容超之语)，写其外美意在显其内慧。这封短札在刻画宗定九时，着墨并不十分多，却能给人以深刻、鲜明的印象，成功的地方便在于采用了“遗貌取神”的艺术手法。艺术创作的经验告诉我们：写女性，最难写处是意态。因此王安石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写男儿，最难写处是意气，意气毕具，则人物全身皆活。因此李白说：“意气人所仰。”杜甫说：“由来意气合，直取任情真。”“意气”即“遗貌取神”之“神”。孔尚任这篇短札，读之仿佛如面对宗定九其人，就在于写出了他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诗成乐起，耳热酒酣，笑浪挥斥，神采飞动，这一切，虽然并没有笔笔写到，但“文外无穷”，自然令读之者感受得到他那种目空万古的意气。这种目空万古的意气，与前此“高卧东原，独寤寐处”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就进一步显示两人的一见倾心，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宗定九之所以有如此兴会，孔尚任这封短札之所以对宗如此激赏，都在于彼此一见倾心。

要不是宗定九的“雄姿英发”，就不会有孔尚任这封笔酣墨饱、淋漓尽致的短札；要不是孔尚任笔端有如许灵光异彩，宗定九的形象就难以至今活脱脱地留在纸上。文以人显，人以文传，这就是司马迁的椽笔与悲剧英雄项羽的形象同垂千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