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论学书》

顾炎武

比往来南北⁽¹⁾，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²⁾，问道于盲⁽³⁾。窃⁽⁴⁾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⁵⁾，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⁶⁾。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⁷⁾。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⁸⁾。其答问士也，则曰 “行己有耻⁽⁹⁾”。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 ⁽¹⁰⁾。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¹¹⁾，一切不道，而但曰 “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¹²⁾。” 呜呼！ 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¹³⁾! 故曰： “下学而上达⁽¹⁴⁾。”颜子之几乎圣也⁽¹⁵⁾，犹曰“博我以文”⁽¹⁶⁾。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¹⁷⁾。自曾子而下⁽¹⁸⁾，笃实无若子夏⁽¹⁹⁾，而其言仁也，则曰： “博学而笃志⁽²⁰⁾，切问而近思⁽²¹⁾。”

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²²⁾，“譬诸草木，区以别矣”⁽²³⁾，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²⁴⁾。舍“多学而识” 以求一贯之方⁽²⁵⁾，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²⁶⁾! 我弗敢知也⁽²⁷⁾。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²⁸⁾，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²⁹⁾，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³⁰⁾，辞受取与之间⁽³¹⁾。以伊尹⁽³²⁾之元圣⁽³³⁾，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³⁴⁾一介⁽³⁵⁾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³⁶⁾;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³⁷⁾。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 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³⁸⁾，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 “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³⁹⁾，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 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 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⁴⁰⁾，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⁴¹⁾，故曰：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⁴²⁾。”呜呼！ 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 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⁴³⁾。

〔注释〕(1)比： 近来。往来南北： 清兵南下时，顾炎武在苏州参加了抗清斗争。失败后，往来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一带。(2)长： 年长者。推： 尊重。(3)问道于盲： 向瞎子问路。(4)窃： 私下。自谦之词。(5)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 指明代王守仁之后的一些理学家，如王畿、王艮等。(6)命： 性命。夫子： 孔子。罕： 少。语出《论语·子罕》。(7)子贡： 孔子的弟子，姓端木，名赐。语出《论语·公冶长》。(8)数： 屡次。语： 告诉。(9)其： 指孔子。行己有耻： 持身要有廉耻。语出《论语·子路》。(10)好古敏求： 爱好古代的学问，勤勉地探求。语出《论语·述而》。(11)举： 凡。危微精一： 指为尧舜禹心心相传的精微之道。(12)但： 只。允： 确实。天禄： 上天的赐予。语出《论语·尧曰》。(13)循： 遵循。(14)下学而上达： 从初步学起，才可以通达高深。语出《论语·宪问》。(15)颜子：孔子弟子颜回，字渊。几乎： 近乎。圣：圣人。(16)博： 使我渊博。语出《论语·子罕》。(17)其： 指孔子。哀公： 鲁哀公。明善： 明辨善恶。语出《礼记·中庸》。(18)曾子： 孔子弟子曾参。(19)子夏： 孔子弟子卜商。(20)笃志： 志向坚定。(21)切问： 切实发问。近思： 不作空想，所想切近。语出《论语·子张》。(22)门人： 弟子。学者： 求学的人。(23)区以别： 加以区分。语出《论语·子张》。(24)一： 总。(25)识： 记住。语出《论语·卫灵公》。(26)祧东鲁： 不以孔子为祖。东鲁：指孔子，孔子是鲁国人。二帝：指尧舜。(27)弗： 不。(28)谆谆： 教海不倦。(29)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 都是孟子的弟子。(30)出： 做官。处： 隐居。去： 辞官。就： 接受官职。(31)辞： 不接受。受： 接受。取： 受人礼物。与： 给人礼物。(32)伊尹： 汤时的大臣。(33)元圣： 大圣。(34)驷：四匹马共拉的一辆车。(35)介： 同 “芥” ，细物。(36)伯夷： 商代末年孤竹君之子，不赞成武王伐纣，商亡，不食周粟，与其弟叔齐饿死于首阳山。(37)不辜： 无罪的人。(38)清： 洁身自好。(39)忮(zhi)：嫉妒。求： 贪求。(40)恶： 粗劣。语出《论语·里仁》。(41)匹夫匹妇： 普通男子和女子。被： 受。泽： 恩泽。语出《孟子·万章上》。(42)反身：自省。语出《孟子·尽心上》。(43)私： 私下。起： 启发。

〔鉴赏〕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启蒙思想家和诗人。他在经学、音韵学和史学上的造诣是很深的，人们称他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古韵学的奠基人。他在学术上有如此的成就，与他从小读书有一个明确的宗旨和比较实际的做学问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这一方面得力于家庭的正确指导，也得之于自己的经验积累。长期的积累又形成了他自己的明确主张。他有许多文章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本文就是其中之一。它原是中年北游以后给朋友的一封书信，但以讨论治学为中心，具有严密的论析，可视为一篇论说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把读书，做学问，视为与自己的品德节操相关联而密不可分的问题来对待，从哲学和人生观的高度来阐述问题，可谓高瞻远瞩，视野宽广。

顾炎武生当明末清初的动乱年代，也即有人所说的 “天崩地解” 的时期。明末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危机，激发了年轻的顾炎武去深入思考，用时代的要求去检验传统的精神文化遗产，探索社会前进的动向。后来，他在治学方面形成的一个突出主张就是“经世致用” ，反对空谈，特别是反对在有明一代影响极大的王守仁学派的空谈性命之学。同时，他又批判宋代理学的某些主张，认为宋儒所倡导的理学是与孔子的设身于经世之学而明理的根本主张相乖违的。他的这一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认为长期以来读书人不求经世致用之学正是造成社会无可用之材而引起朝政衰朽，社会动乱，民生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治学之道，就从这一核心主张出发，而他自己也是这样去身体力行的。他读书学习，探求致用之道，三十一岁的时候，投身于江南抗清的斗争。失败以后，身入北方，一边考察，一边著书立说，研究社会和民族的复兴。在治学方面的根本主张，都凝聚在这篇文章里了。

全文分为四个自然段，第一段为全文的立论； 第二、三段都是驳斥当今学者的治学态度的，但前者着重从治学的目的，后者从处世的态度上进行批评。最后一段进行总结，正面提出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的主张。

在第一段里，“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 ，是书信的套话，行文并无罗嗦，从表示对 “问道” 的谦虚一下子转入正文，没有一般的寒暄。

“论学” ，这是古往今来的许多学者常常讨论的题目，它不仅是一个读书学习的问题，所以顾炎武首先从谈治学的目的入手：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他从破中来立，首先表示了与时下的学术风气不同的态度。“为学” 而“言心言性” ，这是顾炎武所不赞成的。作者矛头所指的，是陆王心学给后世带来的影响。南宋的陆象山和明中叶的王守仁把宋代理学的以“理” 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发展成为以 “心” 为本体的体系，使之更系统化、周密化和条理化，提出 “天理” 就存在于我心之中，“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只是人们 “不能不昏蔽于物欲” 而不能体现其本性，所以又提出了 “致良知” 的主张。具体的办法，就是 “须学以去其昏蔽”(见王守仁《传习录·答陆原静书》)。他们提倡以个人的修养去获得“道心” ，战胜充满物欲的 “人心” 。这一学说，在王守仁以后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也就是顾炎武在这里所慨叹的 “百余年以来” 学术界的风气。他们以纯思辨的形式，讨论“性” (本性)、“命” (天命)存在的形式，讲求个人的修身养性，而置国家民族的危机于不顾。而顾炎武的批判，是从儒家的本义中去发明它的本质，从孔孟的学说中把它们剥离出来，使之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也就达到了立论的目的。下面，我们且看顾炎武论列的依据：

第一条： “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按照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解释为“利益、命运与仁德三方面的问题，孔子(主动)讲起的次数很少。”

第二条： “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论语·公冶长》：“子贡曰： ‘夫子之文章，所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 子贡从未听说过孔子谈性与天道的问题。

第三条： “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论语·子路》：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认为读书人的言行中要讲求一个“耻”字。

第四条： “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论语·述而》：“子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 孔子自己说他不是生而知之的人，而是喜欢古代的文化，用勤奋敏捷的态度去求得的。用这一条来批驳对方空虚不学的作风。

第五条： 王学的弟子好作危微精一之说，这一说法，出于《尚书·大禹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意思是“人心” 总是充满了一切欲望的，所以不会安定； “道心” 充满了义理的思想，但却很玄妙，要真心诚意，不偏不倚，都不能过分。据说这是尧传舜，舜传禹的话。但顾炎武却举出《论语·尧曰》里的一段话来批驳。他说《论语·尧曰》记载尧向舜传告的话中并没有讲前面 “危微精一” 的一番话，而只讲了 “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孔子很重视保持不偏不倚的正确，特别说到如果天下四海都陷于穷困的话，那么上天赐给你的统治权就会永远终止。证明了王学弟子所追求的 “危微精一” 之说的不可靠，更不是孔子所提倡的，相反的，孔子倒是关心国计民瘼的。

因为《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的权威经典，所以顾炎武摆出其中的言语作为论据，既充分驳斥了心学的虚伪空疏，又借以树立了自己的观点，具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但作者的论析并不到此为止。针对心学的崇尚空谈而不务实际的学习，他又从《论语》等经典中列出四条论据，来论证学习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第一条是《论语·宪问》的 “下学而上达” 。学习要不惜刻苦，脚踏实地，从初步学起，才能通达高深的顶端。

第二条是《论语·子罕》的 “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说明孔子重视教授各种知识，使学生知识广博而不钻牛角尖。

第三条是《中庸》里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的一段话： “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孔子认为是非善恶都分不清楚，谈不上诚身修性，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先之以博学” ，要用广博的知识来培养明辨善恶是非的能力。

第四条是《论语·子张》里子夏所说的话：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广博地学习，专诚的目标，切实地提出问题，脚踏实地的思考，四者互相关联，都是要加以重视的。

以上为第一段，文章举孔子的言论来证明当时士人空谈性命之学不是真正的儒学。作者从 “行己有耻” 和 “好古敏求” 两个方面说明治学要把正确的目标和正确的途径与方法结合起来。

第二段重在以 “今之君子” 与古圣贤作对比。首先是态度的不同，他们 “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 ，这是沽名钓誉。其次是方法上，他们 “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 ，这又违背了孔子的 “博我以文” 的博学主张。再次从治学的目的看，他们“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 ，这又是违背孔子所说的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的话的。通过对比，显示出他们的教义与儒学的真谛的根本不同，作者并借用《论语·子张》里的 “譬诸草木，区以别矣” 一语来愤怒地指责他们是物以类聚，最后，又以不无讽刺的口吻说他们的主张和做法 “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 表示了作者的主张与他们的判断不同。

我们知道，一个学派的学术思想不会总是停止不前的，儒家学说被后代的人作出种种的解释，说明他们为着自己的需要，总是在发展着或改造着原来的学说。汉儒是如此，宋儒也是如此，顾炎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顾炎武的思想具有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成分。他的思想理论，与孔子的积极入世，改造社会是一致的，所以他能引用孔子的许多言论来论证自己的主张，但是孔子并非完全不讲性、命； 至于仁，讲得就更多了，因为这是他的政治理想的核心，孟子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所以第三段，顾炎武必须在论述上顾及这一点，留有余地，避免偏持一端而遭驳难。

这一段一开始就承认《孟子》一书言心言性是很多的，但作者随即拉回来，与孟子讲“出处去就，辞受取与” 的地方相比，证明孔孟更重视“行己有耻” 的问题。顾炎武举出了《孟子》一书中的例证：一是孟子肯定伊尹的 “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 ; 另一是孟子对于伊尹、伯夷“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 的赞扬。作者并不赞同伊尹、伯夷的思想，认为他们“不同于孔子” ，但他们一言一行讲究有“耻” ，讲求品德和节操，是作者所赞同的。

最后一段，作者总结以上的论证，用自己的语言来阐述 “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 的两条根本主张。按作者的说法，“言耻” 为作人的根本；而不从古人那里去追求广博切实的知识，他的学问就是“空虚之学” ，从而再次批判了那些空谈性命的迂儒。

这篇文章的特点除了大量引证儒家权威的经典以说明自己的见解，批判近儒的乖违孔孟的立场和思想以外，给人的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论述异常严密，行文周到。逻辑上，作者常常从一正一反两方面去说明问题。如第三段“是故” 以后，用 “夫子之所罕言” 与 “今之君子之所恒言” 对比； 反过来，又用 “孔子、孟子之所恒言” 与 “今之君子所罕言”对比，看出了两种思想态度的绝不相同，论辩性极强。这些地方，都可以看作顾炎武作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论析方法的严密和注重文章的说服力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