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卖制

即认为盐业为大宗买卖，不宜由商人擅自赚钱赢利，从中盘剥百姓，而不能为政府增加收入，故应收归国有，由国家经营，既可免去商人从中盘剥，又可减轻百姓负担，而且能增加国库收入。这种专卖制又可分为五种：①部分专卖，又称狭义专卖。此为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所实行的专卖制。其制盐法，分官制和民制。在制盐条件较好又便于管理的滩涂场所，则归百姓经营；在滩场散漫制盐条件较差的地方，则归官府经营。以百姓制盐为主，官府制盐为辅。凡是百姓生产的盐，统由政府收购，官运官销，所以叫做“部分专卖”。春秋时从齐桓公到齐景公，共180余年，一直实行部分专卖(详见后《管子的官运官销》)。②全部专卖，即广义专卖。自煮盐、运输、销售三项均由政府经营，并不经过商贩之手，所以称“全部专卖”。西汉武帝即位不久，采纳东郭咸阳(大盐商出身)和孔仅的建议，实行盐铁国营，并任命他们为大农丞，专管盐铁之事。到元狩四年(前119年),又采纳御史大夫张汤建议，采取产、运、销全部由国家经营的办法，将天下盐利收归官府，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任大司农，又在专卖制度下采取有计划的调运、平抑价格的“平准法”,一直到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实行全部专卖达125年。王莽当政时，仍实行专卖，只在制盐上，在官产之外，允许民间制盐，但要征税，形成一种征税、专卖混合之制度。东汉章帝时，因军费增加，用度不足，曾一度仿武帝旧制，实行全部专卖。此后之三国到西晋，都偏重专卖制度。北朝之东魏、南齐，在沧、瀛、幽、青四州亦实行全部专卖(详见后《桑弘羊与<盐铁论>》)。③就场专卖，也称间接专卖。由百姓生产，政府统一收购，再转卖给盐商，由盐商运输销售。此法既不夺盐民之业，也不夺商贩之利，可谓专卖制中之最佳者。这就是著名的唐代理财家刘晏盐法，从宝应到大历末，实行了20年。④官商并卖，亦可称混合专卖。将销盐的区域，划分为二，一归官运官销，一归商运商销，各有销售地盘，不相侵越，在五代、宋初及辽、金、元各代即实行此制。在五代后唐时，采用唐代长庆二年(822年)户部侍郎判度支张平叔提出，为韩愈、韦处厚极力反对而未实行的官商并卖法。即在州、府、县、镇各置榷盐场院，由官府自卖，乡村僻远处则准许商运商销。因考虑到老百姓买盐，不可能都与官府直接交易，官销有时会不通畅，于是按户配盐，以保证盐的销售额。即对州、府、县、镇的百姓，按人口分配盐，称作“屋税盐”。也就是按交纳房屋税的数额而配给盐的数量并且征收盐税钱。对乡村百姓，在育蚕时期，先不交钱，即把盐按人口分发到农村各户，到卖蚕丝时，依照夏税时限交纳盐钱，叫做“蚕盐”。再一种就是凭户籍，按人口配给盐，每年都按人头份卖出，只准供食用，不得转售，叫做“食盐”。卖盐的名目很多，盐价却不断升高，强迫购买，老百姓深以为苦，极为不满。针对这一情况，后晋天福(936～944年)中，曾一度企图通过除蚕盐外，运用核减盐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让各个道、州、郡按人户配给的数量，征收食盐钱，其具体做法是，根据贫富的情况，自200文至1000文分为五等。废除官卖， 一律改为由商人销售，百姓可将所配给的盐，自由买卖，盐商和百姓都认为十分方便，很受欢迎。但为时不久，却又在关津要道，对食盐的运销征收过路盐税钱，对城镇店铺，征收住税钱。这样，盐价中本已包含了的盐税，此时又收过税钱、住税钱，造成盐税重复征收。开运(944～946年)初，再度废除商人销售食盐，可在市场自由买卖的政策，改为官运官销。后汉继续实行这一政策，百姓受剥削十分严重。到了后周，在显德(954～960年)年间，改为在城镇实行官卖，在乡村允许商人卖盐。对接近辽国边境的漳河以北地区，鉴于辽盐价低，难于禁止百姓购买辽盐，于是就将配征人户的食盐钱，均摊在田赋之内，叫做“两税盐钱”,这也可说是后代征地亩人丁税的开端。宋初盐制，承袭后周，统一全国后，明确规定食盐的销售，官卖通商二法并行，各州郡可采取适用于自己的办法进行。如京东、淮南、两浙、广东等处实行官卖，即由政府运销，但不再有城乡之别；京西、陕西、河北等处皆通商，即由商人运销；福建上四州(建、剑、汀、邵)实行官卖，而下四州(福、泉、漳、化)实行通商，绅商士民只要交税就可售盐，时称产盐法；四川井盐，可以自由贩卖，但不能出川峡。官卖的具体做法是：将盐户所生产之盐，全部由政府收购，再由政府发往各路销售，由官运盐称之为“官般”。其具体做法是，派遣乡户里民负担运盐的差役，指定里正一人负责，称为“贴头”。水运派差伐木造船，陆运派差造车，车户、船夫也要服役，这类差役十分劳苦，负担极重。后来又按财产的多少来确定劳役的轻重，但负担最重的仍是贫苦人民，他们不只是因服役而破产，还负有还不清的债务。为了逃避劳役和债务，纷纷逃亡，啸聚山林，引起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既受差役之苦，而官盐又价高于私盐，因此通商之法较为社会所接受。通商的具体做法是：通商者按照政府要求交纳刍粟给边境诸郡，或是将锦帛金钱及粟交于京师，称为“入中”。这种做法，始于雍熙(984～987年)间，当时规定凡是商人入中后，按道路远近，折合市价，发给他们票券，这票券叫做“交引”。从此有了“引”字这个专用名词。由商人拿着这种引券，在京城可以按照票面的价值领取现款，也可以转换成公文到江淮或解池，领盐贩卖，这种做法称为“折中”。端拱二年(989年),又在京师设置折中仓，供商人运粮到京师，换取江淮食盐。于是在京师出现了专以买卖交引为业的交引铺，这些商人故意抬高粮价，压低盐价，用低价买券取盐，从中获厚利，这也是折中的一个弊端。明朝的“开中法”,清朝的“票引”仍源于“折中”,而无大变化。⑤商专卖，也称“二重专卖”,即政府将收购运销之权，授予专商，而从中征税，这种制度始于明末，行于清代。凡是各省沿海及有池、井产盐的地区，百姓均可开辟制盐场地，由商人收购运销，根据盐的产量及运销之远近，由政府分配盐引数额，由商人向政府购买额引(即俗说窝数),按额引所规定的数量运销，每年要按时交盐税。如果未完成规定的数量，又未交足盐税者，就吊销该商引窝，并追赔该商户所欠盐税，如果无力办理运销的，也要吊销引窝，均再招新的商人顶补。并且明确规定盐引不得转租给他人。在明天启(1621～1627年)间，加征辽饷，崇祯(1628～1644年)时又加征剿饷、练饷，而盐引之价日增，守法纳税之盐商所赚无几，于是私盐泛滥，盐制难以实行。清代顺治(1644～1661年)、康熙(1662～1722年)间，前后有三藩之乱，因战乱而户口减少，额引难销，为资助军需，于是增税增发盐引，在一些地方，运销二引之盐，而缴纳三引之税，实为重复征税。更有盐务官吏，巧立名目，私自勒索，常此下去，积弊成例。可见，在顺治、康熙时，盐务之弊已开其端。雍正元年(1723年),曾进行改革，对查出的滥收的捐税充作公用，依然令商人随引缴纳税款，而盐官滥收的捐税归公之外，又私自勒索，盐商负担并未减轻，结果不是拖欠引税，就是高抬盐价，国家与百姓均受其累。雍正二年(1724年)后，根据各地情况有所变通，如广西改为官运官销，福建实行官卖和就场征税、百姓可自由运销两种。广东、甘肃开始并无全面计划，大多数仍以引商为主，对芦、淮、河东、山东、浙江各盐区，无所更改，仅将滞岸引盐，转岸通融代销，暂时调剂罢了。乾隆(1736～1795年)朝，开销奢费，每逢大量军需、大庆典、大工程，多由淮、芦、山东、浙江各盐区盐商捐资，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据统计，在乾隆、嘉庆(1796～1820年)时，各区盐商仅为军需捐资达3000万之多。加上南巡数次，物资供应，差费来源，也多为商贾捐给。国家因盐商肯于报效，除奖给官职官衔外，还给予优惠条件，开始时准许盐商在卖盐时“加价”,即提高盐价。后来又准许在运输出售时“加耗”,即允许盐商借口加耗，捆载大包，增加每引盐的重量，而盐税并不多拿。盐价提高了，百姓白白增加负担。“加耗”的结果，又直接破坏了盐法。那时候，盐商负担也在加重，当资金周转不足时，内府就借给盐商数百万，但要付利息。盐商要交税，还要付利息，而对皇帝的报效，有增无减，盐商欠债愈来愈多，各省盐务都出现了难以维持的态势。人们认为，清朝盐法之所以遭到破坏，“报效”为其主要原因。嘉庆、道光(1821～1850年)时，军需报效，河工经费，又两次加征，商贾更是感到困难。为了改变这种困境，各地进行了相应的变通。如陕西、甘肃盐税改归地丁税，云南实行就场征税，河东仍改回招商，山东商运之外，辅以官运。其中最突出的是两淮推行的废引改票法，其目的在取消引窝。其具体做法是，在盐场适中地点设局收税，无论官绅商民，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运盐，在销界以内，随意贩卖，这就革除了专商专岸之弊，因票税在场内交纳，实行就场征税。由于票法简易，浙、粤、芦、璐各区都推行起来。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有限制的自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