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捷克]昆德拉

【作品提要】

与妻子分居的外科医生托马斯因一次偶然的机会邂逅小镇酒吧女招待特蕾莎，两人很快陷入情网。但随之而来的共同生活给两人带来焦虑与不安。托马斯放荡的生活方式在特蕾莎软弱的“重压”下不情愿地改变，他陷入了承担特蕾莎的爱情和维护自己个人癖好的冲突之中。一直将托马斯视为精神盟友的特蕾莎，终日生活在嫉妒的煎熬中，托马斯的不忠让她时刻担心自己会重新堕入“肉体的深渊”之中。女画家萨比娜是托马斯的知心女友和情人，独特的个性和特殊的生活际遇使她在背叛的路上不能停步。当一切都被背叛之后，她在怅然若失中体验到了生命之轻。大学教授弗兰茨为了萨比娜而抛弃了无味的婚姻生活，最终得到的却依然是她的背叛，但他自信已从萨比娜那里得到了“赫拉克勒斯之帚”，将生活中所有的平庸都扫除掉了。最终，托马斯和特蕾莎在“衰老”面前和解了——托马斯“老到”厌倦了各式各样的女人，特蕾莎终于在时间的帮助下赢得了“全部”的托马斯。萨比娜选择将背叛进行到底，体验着生命之轻的美丽和失落。弗兰茨在萨比娜的信仰的鼓舞下，毅然投入“伟大的进军”之中，为梦想献出了生命。

【作品选录】

不解之词简编(第一部分)

女 人

身为女人，并不是萨比娜选择的生存境界。既然不是选择的结果，便算不上功绩也算不上失败。面对一种强加给我们的状态，萨比娜想，就必须找到一种相适应的态度。在她看来，对生来是女人这一事实进行反抗，与以之为荣耀一样，是荒唐的。

他们初遇时，一次，弗兰茨用一种奇特的语调对她说：“萨比娜，您是个女人。”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以哥伦布刚刚望见美洲海岸一样庄严的声调向她宣告这个消息。后来她才了解，他特别强调说出的“女人”这个词，对他而言，不是用来指称人类的两种性别之一，而是代表着一种价值。并非所有的女人都称得上是女人。

可是，如果萨比娜对弗兰茨而言是女人，那玛丽-克洛德，他真正的配偶，于他而言又是什么呢？二十多年前(那时他俩才认识几个月)，她威胁他说，如果他抛弃她，她就自杀。这一吓，倒把弗兰茨迷惑住了。玛丽-克洛德并不那么讨他喜欢，但她对他的爱在他看来无与伦比。他自觉配不上如此伟大的爱情，而对这份爱，他认为应该深深地低下头来。

因此，他低头直至跪倒于地，并娶她为妻。虽然她再也没有对他表现出如她以死相逼时那么强烈的感情，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存有一个牢固而必然的自我要求： 永远不伤害玛丽-克洛德，并且尊重她身上的那个女人。

这句话真有趣。他并不对自己说： 尊重玛丽-克洛德，而是说： 尊重玛丽-克洛德身上的那个女人。

可是，玛丽-克洛德本身就是一个女人，隐藏在她身上的另一个他必须尊重的女人又是谁？不会是柏拉图的女人之理念吧？

不。是他的母亲。他永远不会想到说他对母亲的尊重，是对女人的尊重。他爱母亲，而不是爱她身上的某个女人。柏拉图的女人之理念与他的母亲是同一的，也是唯一的。

在他十二岁左右时，一天，弗兰茨的父亲突然弃她而去，她成了孤身一人。弗兰茨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但母亲为了不给他造成伤害，轻描淡写，极有分寸地隐瞒了真相。那一天，在他们一起出门要去城里走走时，弗兰茨发现母亲穿的鞋不成对。他很不安，想提醒她，又怕伤了她。他同母亲在街上走了两个小时，双眼始终不能从她的脚上移开。从那时起，他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痛苦。

忠诚与背叛

他爱母亲，从童年一直到将她送入墓地的那一刻，并且仍在回忆里爱着她。因此他坚持这样一个信念： 忠诚是第一美德，它使我们的生命完整统一。若没有忠诚，人生就会分散成千万个转瞬即逝的印迹。

弗兰茨常常对萨比娜提起他母亲，还有可能是不自觉地用了心机： 萨比娜也许会被他忠诚的天性所吸引，这是一种拴住她的手段。

不过，吸引萨比娜的是背叛，而不是忠诚。“忠诚”一词让她想到她父亲，一个外省的清教徒，星期日，他总爱画挂在树梢的落日或是花瓶里的玫瑰，以此为乐。受他的熏陶，她很小便开始绘画。十四岁时她爱上了一个同龄的男孩。他父亲惊恐极了，整整一年不许她单独外出。有一天，他拿出一些毕加索的复制品来给她看，对那些画大加嘲笑。既然她无权去爱那个同龄的男孩，至少可以爱立体派美术。中学毕业后，她便去了布拉格，这下终于可以背叛自己的家了，心中感到一丝宽慰。

背叛。打从孩提时代起，爸爸和小学老师就反复向我们灌输，说这是世上可以想得到的最可恨的事。可到底什么是背叛？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萨比娜觉得再没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

她在美术学院注册上学，但是不允许像毕加索那样作画，必须遵从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派画法。在美术学院，画的都是共产主义国家元首的肖像。她企图背叛父亲的愿望仍未得到满足，因为共产主义不过是另一个父亲，同样严厉而狭隘，禁止爱情(当时是清教徒时代)，也禁止毕加索。她嫁了一个平庸的布拉格演员，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有离经叛道的坏名声，双方父亲都认为他不可接受。

之后，她母亲过世。第二天葬礼完了回到布拉格，她接到一封电报： 父亲因悲痛而自杀。

她十分内疚，从父亲的角度来说，爱画花瓶中的玫瑰而不爱毕加索，就那么不好？担心自己的女儿十四岁就怀个孩子跑回家又有什么可指摘的呢？失去了妻子就活不下去真可笑吗？

她又一次满心渴望背叛： 叛己所叛。她向丈夫宣告(在他身上，再已看不到乖张的浪子，而是烦人的醉鬼)自己要离开他。

不过，如果当初你为了B而背叛了A，如今又背叛了B时，并不意味着要与A重归于好。离婚后，女艺术家的生活并不像她所背弃的父母的生活。第一次的背叛是不可挽回的。它引起更多的背叛，如同连锁反应，一次次地使我们离最初的背叛越来越远。

几天之后，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请愿书。

自然，没有一处指出这只是一个谦恭的请求，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张报纸引用这篇短文里的片言只语。然而，见诸报端的都是些长篇大论，用含糊吓人的字眼，谈论一份为新的反社会主义斗争提供了跳板的颠覆性宣言。签名人被指名道姓，一一点出，伴着他们名字的，是让人脊背冷飕飕的恶意中伤和人身攻击。

当然，这都是可以料到的。所有的公众行动(集会、请愿、街头示威)除非由党组织，均属非法，参与者都会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人人皆知。大概就因为这个，托马斯为没在请愿书上签名更感到内疚。说到底，他为何没有签名？他甚至不再清楚是什么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

我再次看到他出现在小说开端的形象。他站在窗边，看着院子对面楼房的墙。

他就产生于这一形象。就像我曾说过的，小说人物不像生物那样诞生自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境，一个语句，一个隐喻。隐喻中包含了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人生的基本可能性，在作家的想象中，它只是还未被发现，或人们还未论及它的实质。

然而，是否可以断言一个作家只能谈论他自己？

无能为力地朝院子里张望，怎么也无法做出决定；在爱的激奋时刻听到自己的肚子一个劲地咕咕作响；背叛，且不知该如何在那条如此美丽的背叛之路上止步；在伟大的进军行列中举起拳头；在警察藏匿的麦克风前卖弄自己的幽默感等等。我知道这一切的情形，自己也都经历过。然而，小说人物并非产生于我的履历表中的任何一种情景。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未曾实现的可能性。我爱所有的主人公，并且所有主人公都令我同样地恐惧，原因就在于此。他们，这些人物或那些人物，跨越了界限，而我只是绕了过去。这条被跨越的界限(我的“我”终结于界限的那一边)吸引着我。小说要探寻的奥秘仅在另外一边开始。小说不是作家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说得够多了。让我们回到托马斯身上。

他站在窗边，望着院子对面楼房那脏兮兮的墙。他有些想念那个长着翘下巴的大个子，想念他的朋友，这些人他并不熟，自己也并未加入他们的行动。就像是在火车站台上与一个陌生的美人交臂而过，还没来得及上前搭讪，她就上了开往里斯本或伊斯坦布尔的列车的卧铺车厢。

他又开始思考： 他当时到底应该怎么做？即便抛开个人情感(对记者的钦佩，儿子惹起的恼怒)，他仍旧不知道是否应该在给他看的那篇文字上签名。

当有人逼迫你沉默时，提高嗓门对不对？对。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 为何各种报纸运用如此多的篇幅来报道这次请愿？新闻界(完全由国家操纵)本可以对整个事件不置一词，没有人会知道。它们说了，因为那是由国家的统治者一手安排的！在他们看来，这是天赐良机，为发动一个新的迫害高潮提供了借口。

那么，他该怎么做？签还是不签？

对这个问题也能以如下方式提出： 是大声疾呼，加速自己的死亡好？还是缄口不言，以换取苟延残喘好？

这些问题是否只有一个答案？

他再次冒出那个我们已经知晓的念头： 人只能活一回，我们无法验证决定的对错，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上天不会赋予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生命以供比较不同的决定。

历史如同个人生命。捷克人仅有一部历史，它和托马斯的生命一样，将终结于某一天，无法上演第二回。

一六一八年，波希米亚贵族鼓起勇气，决定捍卫自己的宗教自由。出于对坐在维也纳御座上的皇帝的激愤，他们把皇帝的两个代表阁下从赫拉得兹城堡的窗户扔了出去。三十年战争由此而开始，它几乎令整个捷克民族毁灭。较之勇气，捷克人是否需要更多的谨慎？答案看似简单，却并不简单。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到一九三八年，即慕尼黑会议之后，整个世界决定将捷克人的国家牺牲给希特勒。他们是否该奋起反抗，和数量是他们八倍的敌人孤身奋战？与一六一八年的所作所为相反，较之勇气，他们表现出更多的谨慎。他们的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结果是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民族的自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较之谨慎，他们是否更需要勇气？到底该怎么做？

假如捷克历史可以重演，每一回都尝试另一种可能性，比较不同的结果，这肯定是有益的。缺了这样的经验，所有的推测都只是假设的游戏。

Einmal ist keinmal.一次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波希米亚的历史不会重演，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波希米亚和欧洲的历史是两张草图，出自命中注定无法拥有生死经验的人类之笔。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地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

托马斯再次以怀恋的心情想起驼背的高个子记者，几乎带着爱恋。此人在行动，仿佛历史不是一张草图，而是一幅完成的画。他在行动，仿佛他的所作所为可以无限重复，永恒轮回。他很笃定，从不怀疑自己的作为。他坚信自己是在理的，在他看来，那不是精神狭隘的表现，而是美德的标志。他生活在和托马斯不同的历史之中： 活在不是一张草图(或者还未意识到是)的一部历史中。

为什么牧歌这个词对特蕾莎如此重要？

我们都是在《旧约》神话中养育成长的，可以说牧歌就是印在我们心中的一幅景象，犹如伊甸园的回忆： 伊甸园的生活不同于那将我们引向未知的直线赛跑，也不是一次历险。它是在已知的事物中间循环移动。它的单调并非厌烦，而是幸福。

只要人生活在乡下，置身于大自然，身边拥簇着家畜，在四季交替的怀抱之中，那么，他就始终与幸福相伴，哪怕那仅仅是伊甸园般的田园景象的一束回光。所以那天，当特蕾莎在温泉小城遇见合作社主席时，她的眼前就浮现出一幅乡村景象(她并没有去过那里，从未在那里生活过)，并为之神迷。这就如同向身后望去，像伊甸园的方向回望。

在伊甸园，当亚当对着泉水俯下身时，他还不知道水中看到的，就是他自己。他当然也不理解为什么特蕾莎小时候总是站在镜子前，千方百计想透过肉体看到自己的灵魂。亚当就像卡列宁。为了寻开心，特蕾莎常把卡列宁领到镜子前，可是卡列宁不认得自己的影子，漫不经心地看着它，其无动于衷，令人难以置信。

卡列宁与亚当的对比使我想到，在伊甸园中人还未成其为人。更确切地说，那时人还没有被抛入人之轨道。而我们，我们早已被抛入其中，我们在直线运行的时间之虚无中飞行，可是我们身上还有一根细线将我们与遥远的、雾蒙蒙的伊甸园相连，那里，亚当正俯身探向泉水，与那喀索斯不同，亚当根本不知道他看见映在水中的那个依稀的黄色小点，就是他自己。对伊甸园的怀念，就是人不想成其为人的渴望。

特蕾莎小时候看见母亲沾满经血的卫生巾就感到恶心，怪她不知羞耻，不把它们放在隐蔽的地方。卡列宁是只母狗，也有经期，每六个月来一次，每次持续十五天。为了不让它弄脏屋子，特蕾莎在它的腿中间垫上一大团棉花，还给它套了条自己的旧短裤，巧妙地用一根长带子系在它身上。这整整十五天里，看到它这身奇怪打扮，特蕾莎总感到好笑。

女人的月经令特蕾莎厌恶，而一只母狗行经却在她心中激起一股快乐的温情，如何解释这一切？我认为答案很简单： 狗从未被逐出过伊甸园。卡列宁对肉体与灵魂的两重性一无所知，不知何为厌恶。所以，和卡列宁在一起时，特蕾莎感到非常快乐，安宁。(因此，把动物看成有生命的机器，把奶牛当成产奶的自动机器，是极其危险的： 人就这样斩断了其与伊甸园相连的那根细线，因此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在时间之虚无中翻飞，也不能给他以任何鼓舞。)

在这混乱的思绪中，一个亵渎神明的想法在特蕾莎的脑海里萌生，怎么也摆脱不了： 将她与卡列宁连接在一起的爱胜于她与托马斯之间存在的爱。这份爱更美好，而不是更伟大。特蕾莎谁都不怪，不怪自己，也不怪托马斯。她不想断言她和托马斯还会更相爱。她倒是觉得人类夫妻的这种创造，本来就是让男女之爱从根本上就不及人与狗之间可能产生的爱(至少是多种爱中最好的)，这真是人类史上的怪现象，造物主当初或许并没有打算这样安排。

这是一种无私的爱，因为特蕾莎对卡列宁无所求。她甚至不要求爱。她从不提令夫妇头疼的诸如此类的问题： 他爱我吗？他曾经更爱过别人吗？他爱我是否比我爱他更深？这是些探讨爱情、度量其深度、对其进行种种猜测和研究的问题，也许正是它们将爱情扼杀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爱，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总渴望得到别人的爱，也就是说我们总希望从别人那儿得到什么(爱)，而不是无条件地投入其怀中并且只要他这个人的存在。

还有一点： 特蕾莎接受了卡列宁当初的样子，她从未设法以自己的形象来改变它，她预先就已认可狗也有一个世界，所以不想把它占为己有，她也不想嫉妒卡列宁的秘密癖好。她养它不是为了改变它(而男人总想改变女人，女人亦想改变男人)，而只是想教它一门基本的语言，使它得以与人类彼此理解，从而共同生活。

另外，特蕾莎对狗的爱是自愿的爱，没有人强迫她。(特蕾莎又一次想到了母亲，感到十分后悔： 如果母亲是村子里她不熟悉的一个女人，她那乐呵呵粗野的劲儿或许会引起她的好感吧！啊！要是她母亲是个陌生人就好了！从孩童时起，特蕾莎就一直为母亲占了她的五官，夺走了她的“我”而耻辱。最糟糕的事情是，“要爱你的父母！”这千年古训迫使她不得不接受被霸占的事实，把这种侵占行为称之为爱！特蕾莎和母亲断绝了关系，这可不是母亲的错，她跟母亲断绝关系，并非因为母亲是她的模样，而是由于是她的母亲。)

尤其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将牧歌献给另一个人。只有动物能做到，因为它没有被逐出伊甸园。人与狗之间的爱是牧歌一样的。这是一种没有冲突，没有撕心裂肺的场面，没有变故的爱。卡列宁围绕在特蕾莎和托马斯的身边，过着建立在重复之上的循环生活，并期望他们也这样。

卡列宁如果不是一条狗，而是一个人的话，它肯定早就对特蕾莎这么说了：“听我说，我不乐意一年到头嘴里叼着一个羊角面包。你就不能给我弄点新鲜的东西吃吗？”这句话蕴含着对人类的谴责。人类之时间不是循环转动的，而是直线前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不可能幸福的缘故，因为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

是的，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特蕾莎想。

每天下班后，合作社主席都要带他的梅菲斯突散步，每次遇到特蕾莎，他都忘不了要说：“特蕾莎太太，我要是早认识他就好了！那就可以一起去追姑娘了！哪个女人能抵挡得住两头猪的进攻呀！”听见这话，梅菲斯突哼了一声，它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特蕾莎笑着，其实一分钟前她已知道主席要对她说什么。重复丝毫无损于玩笑的诱惑力。恰恰相反，在牧歌的境界里，甚至连幽默也服从于温馨的重复之法则。

(许钧　译)

【赏析】

昆德拉认为，小说人物并非来自母体，而是源于某个语句、某个隐喻或者某种情境。在他的作品里，人物性格、情节和各种观念的讨论水乳交融地组织在一起。在流畅的情节中他可以轻松地讨论巴门尼德和尼采，而读者丝毫不会感到牵强。轻与重的变化，偶然与必然的关系，只此一次和永恒循环，灵魂与肉体，忠诚与背叛，美，责任，媚俗……作者用具体的人物和情节来阐释他对这些晦涩的哲学概念的理解。

昆德拉写作手法上的这一特色集中表现在对萨比娜和弗兰茨两个人物的性格刻画上。昆德拉编辑了一本词典，里面收入了萨比娜和弗兰茨彼此理解有异的词，例如“女人”、“忠诚与背叛”、“光明与黑暗”等(见节选的第一部分)。这样将观念赤裸裸地拎出来，光明正大地用词条的方式加以展现，会不会有违文学作品形象性的原则呢？首先如我们开头时已经提到的，昆德拉对于人物的产生过程有他自己的理解，其次，假如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就会发现，这做法并不是将人物性格条目化，相反是对人物性格独立性的最大尊重。作者并没有将人物变成自己的思想的传声筒，而是承认“他们”颇有自己的思想，并且彼此相异，站在作者与人物之间彼此平等的立场上，昆德拉为自己的人物编辑一本“不解之词”词典也就更加好理解了。这种陌生的表现形式能够使读者越过作者而更加亲近于人物本身。

在各种对立的概念中，“轻与重”的讨论是这本小说的主题，其他几对关系或多或少可以归到这两组中去，如

轻的系列： 偶然、只此一次、背叛；

重的系列： 必然、永恒循环、忠诚、责任。

托马斯经历了一个由重变轻，同时又由轻变重的过程。自从他跟妻子分居并与父母脱离关系之后，他的个人生活就从“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轨道中脱离出来。他一直过着无需负责任的放荡生活，他的爱情飘在不同女人之间的虚空里，直到特蕾莎的出现。很难说清楚托马斯对特蕾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站在强者的位置来爱或者爱护特蕾莎这个弱者——一个被“放在篮子里，顺着河流飘到他床榻边的孩子”。但与特蕾莎的感情成为他坚持个人癖好的障碍——他无法心安理得地去和情人们幽会了。特蕾莎的忠诚、软弱和嫉妒让他感到这份感情的沉重，作为强者，他越来越感到承担这个弱者生命的吃力。他的爱情因着这份沉重的责任而重新恢复了价值。

但在事业上，他却选择了背叛自己心中设定的必然——做一名医生，承担照顾人类身体的责任。他觉得这个沉重的必然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当他被迫去做玻璃清洗工时，体验到的是另一种轻松。最终，当他决定放弃行医而和特蕾莎去乡下的时候，他的身心都彻底从事业的重压下解脱出来了。

相对于托马斯，萨比娜其实是“轻与重”主题的另一个变奏。所不同的是，她是由轻走向更轻，在背叛的道路上不能止步。在她看来，背叛意味着脱离固有的位置，投向未知，这是最美的。她痛恨媚俗，追求被遗弃的美丽。可是在轻的世界里不只有美丽，还有空虚和怅然若失。当她发现托马斯开始陷入特蕾莎的爱情时，她体验到了失落，于是她藏起他的袜子来惩罚他违背了轻之盟友的游戏规则；当她再次背叛情人弗兰茨时，却发现这个爱她的男人竟然并不试图寻找她，这种失落再次袭来。可是所有这些却促成她再次走上背叛之路。当一切可以背叛的都背叛了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疗治失落感了，她体验到了背叛尽头那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特蕾莎的主题是“灵与肉”，这个主题与“轻与重”不是平行的，但有很大部分是重合的。特蕾莎从孩提时代起就渴望出人头地，这种“出人头地”指的是从母亲没有自我灵魂的世界中逃离出来。当她遇见托马斯时，她感到她可以借他达到那个精神世界。可是托马斯的不忠让她失望，她想回到肉体世界的“轻”中去。在这里，轻灵的灵魂变得如此沉重，而滞重的肉体带来的反而是可以松口气的轻松，这正是巴门尼德所说的轻变成了重，而重成为轻(见节选的第三部分)。

当她面对托马斯这个强者，她的生命是被承担的，直到她面对另一个弱者——她的狗卡列宁，才成为强者，成为生命的承担者，与狗的无所求的情感成为她自愿的承担，在她轻飘飘的生命上加重价值的砝码。

弗兰茨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常在平庸的现实面前妥协。萨比娜鲜明的个性感染了他，给了他摆脱一切束缚的勇气，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综观这些人物，他们要么同父辈决裂，要么挣脱平庸婚姻的束缚，这一切都是从“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的“重”里脱离出来，投向未知的自由的个人主义的“轻”。这些在生命之轻的虚空里飘浮的人们，有的找到了新的责任或值得珍惜的价值而又转向重，有的则迷恋于轻之美丽，在怅惘中化为轻盈的尘埃。

(蒋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