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游骖录

吴趼人(我佛山人) 著。十回。1907年 (光绪33年)2月至4月《月月小说》第六号至第八号刊载。1908年 (光绪34年)7月，上海群学图书社出版单行本，收入该社刊印之《说部丛书》。

僻处荒村之中的年轻书生辜望延，因指责官兵骚扰百姓，被诬为 “革命党”。幸得仆人辜忠舍身营救，逃到上海，想投革命党以报仇。在上海，他住在做生意的堂兄弟辜望廷家里，读到了一些新书，又由此见到了一些革命党人。然而，这些人徒事空谈，实则过着抽鸦片烟、赌牌、喝酒、狎妓的腐化生活，甚至可以为了讨得政府的几个钱，不惜背弃宗旨，称颂朝廷。辜望延深感失望，又得友人李若愚开导，“不觉把投入革命党人的心思渐渐消灭下去。”小说结尾，辜望延接到家乡来信，知官府正把他作为革命党行文捕捉，乃决计东渡日本。“长点学问见识，将来回国，或者还可以干点事业。”
《上海游骖录》是一部思想复杂但创作具有特色的政论小说。吴趼人在书末的《著者附识》中说：“以仆之眼观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见所及，因以小说体一畅言之。虽然，此特仆一人之见解耳。一人之见，必不能免于偏，海内小说家，亦有关心社会而所见于仆不同者乎？ 盍亦各出其见解，演为稗官，而相与讨论社会之状况欤？”这表明他的写作目的，是借小说体畅言对社会改革的意见。这种“出其见解，演为稗官”的写法，使小说的情节构思和形象塑造，具有强烈的表现功能，而不同于作者其他对现实生活进行具体的生动的描绘的再现式作品。
流亡寻求和政治启悟是小说的两大主题。主人公辜望延(谐“姑妄言”)既是流亡寻求的主体，又是政治启悟的客体，成为唯一贯串全书情节联系两大主题的形象。作品一开始，就有意隐去具体时间地点，描写官兵追杀 “乱民”的场面，用笼统的语言介绍辜望延的身世。辜望延反对骚扰百姓，竟被诬为 “革命党”,这也正是官兵借人血以染红顶子，升官发财的惯技。其结果，则是使辜望延猛然醒悟：“他既然诬我做革命党，我何妨就投入革命党里，将来就可望报仇了。” (第1回)从而拉开了全书流亡寻求主题的序幕，也初步展现出本书淡化个别 (个性),突出一般 (共性、类型)的表现性特点。
纵观小说流亡寻求主题的显示过程，可以发现作者着意安排的两种反讽。其一是，一方面，官府疯狂追捕革命党，以至迫害无辜百姓； 另一方面，则是无辜百姓为了反抗迫害而主动去寻找投奔革命党。这种弄假成真的戏剧性变化，有力地暴露了反动统治者为渊驱鱼的愚蠢行径和官逼民反的黑暗现实。辜望延从山村逃往上海，最后不得不亡命日本，官兵的诬害和官府的追捕，成为这条流亡路线上贯串始终的外在压迫力量。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但辜望延在不知革命为何物时被诬为 “革命党”,而且当他后来经过 “启悟”产生错误认识，“把投入革命党的心思渐渐消灭下去” (第6回) 时，仍被官府当作革命党行文捕捉，弄得他在国内几无立身之地。这种压迫的结果，是促使人民对现实彻底失望，和进一步认识反动统治者的本质。作者借辜忠的口说：“现在不是讲道理的世界。”“你若要对大人先生讲道理，还不如去对豺狼虎豹讲呢。”(第1回)这是吴趼人小说中谴责批判主题的继续和发展，也是蕴含在本书流亡寻求主题中反讽描写的积极思想内容。
反讽之二是，一方面，辜望延满怀热望去寻找革命党，但另一方面，他在上海所见到的“革命党人”却使他大失所望。《革命军》的藏书主人王及源(谐“忘其源”)是一个大烟鬼，留学生谭味新(谐“谈维新”)整天沉溺于赌场酒馆，另两位高谈革命的留学生屠牖民(谐“徒有名”)、屠辛高(谐“徒心高”)则是未进学堂先打算赖学和从家中骗取戏资酒资嫖资。这些人不但生活腐化，而且人格卑下。刚才痛骂政府腐败，一见有利可图，马上歌颂“天恩高厚”,“圣眷独隆”,甚至宣称“什么宗旨不宗旨，只要有了钱，立宪我们也会讲的”,“专制也使得，只要给我的钱够我花。”(第7回) 这些描写，虽然也反映了当时革命党人成份不纯鱼龙混杂的现实状况，但总的来说，作者是以偏概全，表现了对革命党人的否定态度，和反对革命坚持改良的保守立场。其思想是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现实的。所以，这一层反讽是作品内容的消极方面。
第一层反讽的真实性与第二层反讽的悖谬性并存，给这部作品和作者自身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了作者未曾料到的作品的第三层反讽意蕴。即是：一方面，作者把革命党人描写得如此不堪，腐化堕落，无所作为；但另一方面，作品却显示出清朝政府对革命党人的极度仇恨和恐惧。“现在大帅，最恨的是革命党。”(第1回)正因为革命党人被官府视为大敌，深恶痛绝，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这才为官兵提供了乱诬平民，滥捕滥杀，以人血染红顶子的机会，并使全书从始至终 (特别是开头和结尾) 笼罩着官府全力追捕革命党人的紧张恐怖气氛。这种气氛所反映的时代真实，形成了对作品否定革命和革命党人的思想基调的强烈反讽。它促使人们反思作者描写的革命党人形象的艺术价值： 他们究竟是生活的真实再现，还是作者的观念歪曲？这批只知吃喝嫖赌的享乐派和徒事空谈的可怜虫怎么可能成为令官府心惊胆战的威胁其统治的敌对力量？他们究竟是革命党人的代表还是革命党人中的败类？正是这层反讽，既暴露了作者自身思想认识的错误和局限，又从反面启发人们去寻找真正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力量。它构成了对作者的否定 (否定革命和革命党人) 的否定。这种反讽效果是作者始料不及的。吴趼人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矛盾。小说结尾，辜望延不满足于李若愚 “改良社会，是要首先提倡道德”的启悟结论(这正是作者企图通过小说宣扬的基本主张，见前引《著者附识》),而要东渡日本，并不单纯是由于官府压迫的被动行动，也包含着主动寻求的努力目标：“学了本事回来，要设法联络了大众百姓，把那好的官留下，那不好的赶了，硬要那做官的好好儿保护百姓。”不再寄希望于政府，而寄希望于百姓，寄希望于通过斗争改变现状，很难说这种认识与作者反对的革命没有相通之处。正是从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这位虽未摆脱改良思想局限却深怀忧国忧民之心的作家的可贵探索精神，它使小说的流亡寻求主题得以继续发展，并获得新的内容。
与流亡寻求主题交织的，是启悟主题。作品的启悟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自我启悟，即在现实教育中的自我思考与认识，其表现为辜望延的思想历程； 二是他人启悟，是对自我启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导引，其代表为作为启悟者形象的李若愚(寓“大智若愚”意)。小说前五回，主要写辜望延的自我启悟(也有他人启悟，如辜忠力劝望延不可对官府存幻想)。望延因身受官兵迫害醒悟到可投革命党以报仇，来上海寻找革命党后，阅读新书，接触人物，热情受到挫折，思想陷入矛盾之中：“想到革命未尝无理；只是遇了两个谈革命的，其行为言语，又绝不像是个有志之士，若是革命党当中，全是这一般人，只怕一万年也是空谈！ 怎能够访着一个有学问的人，开开见识方好。”(第5回) 李若愚的形象就是在这种对启悟者的期待中出现的，他是本书启悟描写的重点。李若愚的“启悟”方式，包括“现形” (事实启悟)与“论辩” (事理启悟) 两种。后者又包括同“革命党人”的辩论和与辜望延的交谈，在后5回中占绝大多部分篇幅，使全书带着浓厚的政论色彩。李若愚的主张主要是： 从时势和 (革命党人的) 人格两方面说明革命不可为； 改良社会，首先是提倡道德，务使德育普及 (中国固有之道德);不可一切都事外人，应在道德昌明之后，不为外界摇动，然后输入文明； 不赞成反清复仇，满汉自相离异； 主张保护侨民，开发民智，消弥革命风潮； 认为立宪虽为善法，但在中国也不能行； 批评宋儒谬妄，导致士大夫道德丧尽等。这些观点中未尝没有某些合理因素，但其共同指向都是否定革命，由于作者对革命党人及其主张作了歪曲描写，因而在论辩中，总是李若愚侃侃而谈，对手连连败北，而辜望延则暗自钦佩，直到“把投入革命党的心思渐渐消灭下去”。这便是作者设计的“启悟”。然而“启悟”本应以求真为目标，结果却导致新的谬误。改良主义已经在中国宣告破产，李若愚却还在大发“制造四万万个道德心”的不切实际的空洞议论，这就注定了他的启悟的失败。难怪辜望延“听了若愚前后的议论，革命又不好，立宪又不好，不觉把一片热心，冷到冰点度上去。”(第10回)辜望延最后东走日本，并非听从李若愚的劝告和启悟，而是自我思考后的抉择。他没有走李若愚的“醇酒妇人主义”(在这一点上，李若愚并不比他蔑视其人格的“革命党人”高明) 的“厌世”之路 (第6回),也没有按照李若愚设计的方子，去做“普及德育”的工作，而是抱着“长点学问见识，将来回国，或者还可以干点事业”的决心和希望踏上了新的征途。这种态度，也可以说，乃是对启悟者李若愚的某种否定，也是辜望延新的寻求即新的自我启悟的开端。它使全书的两大主题融合为一体，并完成了小说的螺旋式交叉结构：
流亡寻求→启悟 (自我启悟→启悟者启悟)→新的流亡寻求 (新的自我启悟)
由此看来，单纯把李若愚当作作者思想和观念的化身，或单纯根据作者的某些议论 (包括《著者附识》这样的宣言) 和部分情节，就断定吴趼人是一个反对革命的保守主义厌世主义者，对本书内容采取轻率否定态度，是未必正确的。准确地说，这部小说并非如作者所云，在借小说体进行“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迂腐说教，而是真实地显示着一位认识落后于现实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矛盾苦闷和探索进取精神。寻求者辜望延和启悟者李若愚这一对形象，乃是作者内心矛盾的外化，前者表现作者积极探求的人生态度，后者表现其否定革命的改良立场； 前者由愤世而欲济世，后者由济世不成而厌世。这种冷和热的统一，保守和进取的统一，就是作者的复杂世界观。正是这种矛盾的外化，才使作品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表现意义。其意义不在于作品中已经完成的寻求和启悟，而在于通过螺旋式结构的否定之否定的动态过程所开始的新的寻求和启悟。从那里，人们将看到未来的希望之光。
寻求和启悟主题的确立和表现，对作品的叙述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使这篇小说显示出自己的手法，成为“几乎是新小说中唯一真正从头到尾采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长篇小说”。它在借鉴西方小说“以一人一事贯串始终的布局技巧的同时，掺和中国游记 ‘录见闻’ 的方法，力图把整个故事纳入贯串始终的主人公视野以内。”(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这是对古代小说全知叙事和任意变换角度叙事的传统技法的突破和革新。当辜望延被迫逃离自己熟悉的山村，孤身一人，走向陌生的世界时，他的感受和认识都是新鲜而富于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辜望延的生活历程，就必然同时是他的心灵历程，他对周围世界各种人物的认识过程，也就是这些人物的面貌、思想、性格逐步呈现的过程，作者就可以一声两歌，一笔多用，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在这篇小说中，最突出的是以下两点：
一是集中叙事线索。通过限制叙事，把情节集中到主人公的见闻和活动范围内，使流亡寻求和政治启悟两大主题得到突出表现。如辜望延从被迫逃亡到主动寻找革命党，这一重要转折，作者是安排在古庙闻讯这个情境中完成的。辜望延躲在庙中神案下睡醒，偶然听到邻居陆子忠和乡人的议论，方得知他逃走后辜忠被杀，房屋被烧，官府还进一步迫害乡民，扬言洗村，“由不得悲愤交集，越想越痛。”始而欲告省伸冤，但“凡做官之人，都不讲理的”,伸冤不成便想报仇，却总想不出一个报仇的法子。“猛然想到： ‘他既然诬我做革命党，我何妨就投入革命党里，将来就可望报仇了。’”又因想到上海租界上，革命党最多，遂决计赴上海。这一段自我启悟过程，是作者描写的重点。作者不采用全知叙事的方法叙述望延逃走后家里的遭遇，改由望延耳中听说，这就删除了枝蔓，突出了主线，但又保持了情节，反映出广大人民对官府的痛恨，和对不幸者或同情或加害的复杂世态人心，扩展了作品的社会容量和批判内涵，也具有多重表现功能。这正显示出本书限制叙事手法的巧妙和优长。
二是加强叙事效果。作者把限制叙事的主人公设计为一位流亡异地的陌生人，对于他所接触的人物事件本无任何成见和偏见，这就使其感受具有相当程度的客观真实性； 这位主人公又被设计为寻求者，对于其寻求对象有着充分的热情和容受能力，然而以后的所见所闻却使他得出了与初衷相反的结论，这种感觉和认识的逆转，也就显得更为真实可信。我们可以不同意甚至批评作者的思想，但却不能不承认这种限制叙事构思的表达效果。它还增加了情节的悬念和描写的曲折。如辜望延对屠牖民的印象一共写了五次。第一次是在去上海的轮船上，从见他们没有辫子以为是外国人，到听其谈论，方知是未进学堂先打算赖学和骗戏资酒资嫖资的留学生，然而大谈“不能不革命”,又令望延歆慕，这是人物面貌的初步显露； 第二次是在望延访李若愚时，见他和女友调笑，被扭耳朵，又骂若愚为守旧鬼；第三次是在妓院，为李若愚所邀，与王及源等一道原形毕露；第四次是在与若愚交谈时，听到他被程小姐扭打，缘因狎妓事发，却反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干预其文明“自由”,随后引起了李若愚同他的一场辩论。第五次是他在同王及源等一起与若愚辩论后留下，又向望延等揭露王及源的浅薄无赖劣行，借以炫耀自己家里有钱，同第一回中自叙骗“三资”之事暗中呼应。这五次描写，都从辜望延眼中见到，耳中听到，人物形象逐步完整清晰，成为作者所讽刺的假“革命党人”中的一个类型。其中如写船上同屠味辛附耳，程小姐与其低言，都只能隐约听到数字，的确是望延的真实感觉。这样写，看似不够清晰，却反而加强了叙事的可信性。作者既继承了古代小说描写人物“都作数层出落”(毛宗岗 《三国演义》第三回回批),化静为动，层层渲染的艺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小说和古代游记散文的叙事技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