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姓娶女案

·徐珂·

光绪时，陆春江中丞元鼎尝知上海县事。乡民杜某有女及笄，许字赵子矣。有某者惯作冰人，未知其已许人也，请于杜妻，为之作伐。杜妻固悍妇，恶其夫以女女人而不谋也，又许之。女之舅氏不知其事，又复以女许婚某姓子焉。无何，三姓之子，婚各有日矣，月老相将持聘礼至，杜争持之，久不决，相与诉于县。
陆悉召三姓之子若父与杜夫妇而聚讯焉，乃质女以所愿。女泣曰：“从其一，则负其二矣，吾宁死也。”陆故迫之曰：“愿乎？”曰：“愿也。”曰：“死则不能复生，尔无悔！”女曰：“死则死耳，不悔也。”言次，令胥吏取鸦片至，令饮，女无言，立取仰之，须臾僵矣。杜夫妇睹状大恸，而三姓之子亦惨沮不声。陆言曰：“有欲收其尸者乎？”赵氏子挺身曰：“愿。”遂以尸归赵氏，且以两姓之聘仪为赙，而嘱其厚葬焉。既而女复活，群始悟所饮非鸦片，乃陆之所以委曲成全之也。

〔选自《清稗类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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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写的是知县陆春江巧断三姓同娶一女的诉讼案件。小说通过曲折而又令人慨叹的故事情节，表现了一位县官的智谋以及杜氏女的可怜遭遇，刻画了这个女子可悲的性格特征。小说的表现手法洗炼而又多姿。
首先，作者以简洁的文笔交代这件诉案的起因，一百余字的叙述，涉及四户人家，实写人物五个，虚写两人。笔墨简省而原委交代得井井有条。先写“乡民杜某有女及笄(笄，音ji,及笄，指女子已到出嫁年龄),许字(许配)赵子矣”。然后写有个惯作“冰人”(媒人)的，“为之作伐(作媒)”,而杜妻本是“悍妇”,明知丈夫已把女儿许配给赵家了，却因恨丈夫“以女女人”(后一女字，音nu,以女许嫁)没跟她商量，竟又答应另许他人。事有凑巧，女孩子的舅父“不知其事”,又把她许给第三家，这下乱了套，“婚各有日”,“月老相将持聘礼至”,争持不决，只好“诉于县”。姑且不说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在那封建时代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谁都能替她作主，就说这种棘手的民事纠纷也够让县令头痛的了。读到此处，谁不为这可怜的女子担忧？谁不想看看这县令的贤愚？
可巧遇到了这位明白县令陆春江，不然杜氏女必将成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作者刻画陆县令，寥寥数笔，却写出了一个胸有成竹，奇谋惊人的“父母官”。他“聚讯”之后便“质女之所愿”,女答“宁死”,他又“故迫之”,女答“愿也”,他再次叮问：“死则不能复生，尔无悔！”女答“不悔”,于是他就“令胥吏取鸦片至，令饮”,致使女孩子“须臾僵矣”。这时人们自然大放悲声了，连读者至此也大惑不解了。此时此刻，他问：“有欲收其尸者乎？”也不奇怪，而当赵氏子“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把另两姓的聘礼判给赵家“为赙”(赙，音fu,助人办丧事的财物),还“嘱其厚葬”。谁料，一会儿女孩子复活了，“群始悟所饮非鸦片，乃陆之所以委曲成全之也”。读者这下才恍然大悟，陆县令的手段真高，作者的表现手法真妙！
这段判案过程的描写，悬念迭起，使读者为杜氏女的担忧和对县令言行的不解，始终系挂在心头，直至“女复活”,才松了这口气。悬念释除，读者的感情得到满足，是一种极大的艺术享受。作者正是抓住了读者的这种心理，安排故事情节，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再有，作者刻画杜氏女的性格，真实生动，文笔也十分简洁。当县令问“所愿”的时候，她哭着说：“从其一，则负其二矣，吾宁死也。”在县令叮问之下，她的态度很坚决，说：“死则死耳，不悔也。”当鸦片送来时，“女无言，立取仰之”,真是性情刚烈，视死如归。不过这种鲜明的个性，今天看来，并不令人感动，它感染读者的地方是让人觉得可怜与可悲。但这也是小说刻画人物性格成功的结果。因为杜氏女的鲜明个性带有典型性。处在封建婚姻制度之下，无法摆脱不幸遭遇的女子，在贞烈观念的愚弄之下，采取这种“宁死”的态度和作法，是有其共性的。作者刻画的正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感到杜氏女的可怜与可悲，是小说对于今天读者的艺术感染力的体现，也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