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曹操》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作为小说，它要塑造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作为历史小说，它又不能背离历史上的环境和人物性格。《演义》塑造曹操，总的说来，即主要的故事情节，依据历史；次要情节和生动细节，按照想象或集中概括，所以《演义》中塑造的曹操的人物形象，既是历史的，又是小说的典型人物。

《演义》第1回毛宗岗评语：“许劭曰：‘治世能臣，乱世奸雄。’此时岂治世耶？劭意在后一语，操喜亦喜在后一语。喜得恶，喜得险，喜得直，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语，便是奸雄本色。”这是评《演义》写曹操往见许劭，“问曰：‘我何如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闻言大喜。”《演义》在开头选择许劭的评语来写，就点出曹操是乱世之奸雄。在《三国志·武帝纪》里没有引用这句话，这里看出《演义》选择材料的用意，即要把曹操塑造成奸雄的典型。

再看《演义》第4回“谋董贼孟德献刀”，写曹操向王允献计，谋刺董卓，向王允请七宝刀，来见董卓，董卓坐在床上接见他。卓胖大不耐久坐，遂侧身而卧，转面向内。操急掣宝刀在手，不想董卓在看衣镜中照见曹操拔刀，急回身问曰：“孟德何为？”操即持刀跪献宝刀。毛宗岗评：“好权变，的是奸雄。”操出相府，逃往东南方，在中牟县，为守关军士所获。县令陈宫夜审曹操，曹操说要回乡起义兵号召天下，共诛董卓。陈宫拜服，弃官与操同逃。到了成皋，操要去看望其父的结义弟兄吕伯奢，借宿一宵。到吕家，伯奢亲自接待，要去村西沽酒相待。操闻庄后有磨刀声，又听有人语：“缚而杀之，何如？”操仗剑入内，杀死八人，至厨下，见缚一猪欲杀，陈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路遇伯奢驴鞍前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操又杀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毛宗岗评：“到此忽然说出奸雄心事，此二语是开宗明义意第一。”这里点出曹操极端自私的心理，指出他是奸雄。陈宫默然，因此离开了他。在第19回“白门楼吕布殒命”里，写陈宫后来投在吕布手下，吕布不用陈宫计，兵败被杀。陈宫也被曹操杀死。这里看出陈宫放曹操，曹操却不肯赦他，显出曹操的残忍。再看历史，《三国志·武帝纪》称：“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诘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曹操到了吕伯奢家，《三国志》注引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样看来，曹操用宝刀来行刺董卓而献刀的事，陈宫放曹操的事，都是没有的。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事，细节不同。《演义》里写的，是创造，这种创造，要显示出曹操的狡猾、多疑与残忍，是集中概括的写法。历史上记他“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极显出他的自私。这是历史上记载的。《演义》是结合历史与创造来写的，要写出曹操的奸雄来。

在历史上，曹操有爱才而有度量的美德，《演义》保留历史的某些记载，又加以改变，来显示曹操的奸雄。《三国志·关羽传》：“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三国志》注：“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喜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裴松之这样赞美曹操是正确的，倘《演义》照历史写，在这件事上，曹操有王霸之度，不成其为奸雄了。因此，《演义》第27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写得完全和历史不同。毛宗岗评：“吾读此卷而叹曹操之义，又未尝不叹曹操之奸也。其于关公之去，赠金赠袍，亲自送行，而独吝一文凭不即给予，使关公而死于卞喜之伏兵，或死于王植之纵火，则操必曰：‘非我也，守关将吏也。’己则居爱贤之名，而但责将吏以误杀之罪，斯其奸不已甚与？”《演义》的用心，写曹操表面上是有度量，骨子里还是奸雄。这一回中，写守关将卞喜的伏兵，王植的纵火，在历史上都没有。《演义》写这一回是离开历史的虚构，即通过别的历史上有过的伏兵、纵火，集中概括到这一回中来，来写出曹操的奸刁。这样虚构，是不是背离了历史上曹操这一人物的典型性了呢？不是的。曹操在这件事上虽有王霸之度，但他在别的事上还显出他的残忍猜忌，显出他是奸雄。在这件事上显出他的王霸之度，因为刘备正在漂泊中，关羽去投刘备，不引起他的猜忌。因此，《演义》在这件事上写他的奸，是符合他的主要性格的，也符合作为奸雄的形象。

他在什么事上，显出他的残忍猜忌呢？《三国志·崔琰传》：“魏国初建，拜为尚书。”琰荐杨训，曹操用了。曹操为魏王，杨训称颂功德，“时人或讥训希世浮伪，谓琰失所举。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 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遂赐琰死。”琰无罪见杀，当世冤之。《琰传》附孔融，注称《魏氏春秋》：“十三年，融对孙权使，有讪谤之言，坐弃市。”《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载曹操上表，称荀彧的功劳，说与袁绍在官渡相持，“兵少粮尽，图欲还许，书与彧议。彧不听臣，建宜住之便，恢进讨之规，更超臣心，易其愚虑，遂摧大敌，覆取其众。及绍破败，欲南讨刘表。彧复止臣，陈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或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曹操对荀彧两次献计这样推崇，使曹操“以亡为存，以祸致福”，应该怎样重用他才是。可是当董昭要曹操进爵魏国公，备九锡，密以咨彧。彧以为不宜，曹操恨之。曹操南征，留荀彧于寿春，赐彧食，发之乃空器，彧会其意，于是饮药卒，把荀彧逼死。

《演义》第40回，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出兵讨伐刘表、刘备、孙权。太中大夫孔融谏曰：“刘备、刘表皆汉室宗亲，不可轻伐，孙权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险，亦不易取。今丞相兴此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刘备、刘表、孙权，皆逆命之臣，岂容不讨！”孔融出府，仰天叹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操大怒，尽取融家小并二子，皆斩之。孔融是有当世大名的人，崔琰是曹操尊重的人，荀彧是替曹操建立大功的人，都因使他不快，被害死，孔融全家被杀，更为残酷。他们都无罪被害死，这是曹操对待同僚或下属的态度。

再看曹操对待上级。《后汉书·伏皇后纪》：“后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伏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废后。令华歆就牵后出，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酖杀之。”《演义》第66回 “伏皇后为国捐生”，写曹操杀了伏后，又杀了伏后所生的两皇子，这是曹操对待上级的残暴。

再看曹操对待无辜百姓。《通鉴》卷六十初平四年六月： “前太尉曹嵩，避难在琅邪。其子操，令泰山太守应劭迎之。嵩辎重百余两。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掩袭嵩于华费间，杀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击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保郯。初，京洛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曹操父曹嵩一家，被陶谦部下士兵所杀。攻陶谦报仇是可以的。百姓何罪，杀数十万口，墟邑无复行人，这更显出曹操的残暴。《演义》第10回“报父仇曹操兴师”：“操切齿曰：‘陶谦纵兵杀吾父，此仇不共戴天！ 吾今悉起大军，洗荡徐州，方雪我恨！’操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以雪父仇。”《演义》同样写出曹操的屠戮百姓。

从官渡之战看，《演义》写曹操主要情节本于《通鉴》，是历史的。但像写曹操怎样尊敬许攸，暗示曹操之奸；曹操不信张辽之疑，以示曹操的英明，这是《通鉴》所没有的，是小说的集中概括，是创造，所以是小说。正如《三国志》注里写曹操的看重关羽，放他去寻刘备，为有王霸之度。《演义》写曹操不给通行证，暗示曹操之奸，这也是小说的创造。因此《演义》写曹操，有本于《三国志》、《通鉴》的，这是历史；有新的创造，这是小说。因此《演义》中写的曹操，是历史小说中所塑造的典型人物。

历史上的曹操，既是极端自私的，又是猜忌残忍的，又是暴虐的，这是一方面。又是知人善任，有度量的，这是又一方面。又是多谋善断，有智计，英勇顽强的，这是又一方面。《演义》写曹操，把他塑造成奸雄，掩盖了他的王霸之度，不把他塑造成英雄人物，这是为什么？曹操杀死吕伯奢全家，杀死孔融全家，逼死荀彧，都是罪恶，但这些罪恶，不能掩盖他平定北方，实行屯田，恢复北方残破经济的功绩。但他为了报父仇，杀死几十万无辜百姓，这一大罪行是无法掩盖的。因此，《演义》的思想倾向是尊刘贬曹，把曹操塑造成奸雄的典型，完全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