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记其名，业三史，博览甚精，性好夸炫，语甚容易，每辩古昔，多以臆断。旁有议者，必大言折之。尝游沛，因醉入高祖庙，顾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剑，灭暴秦，剪强楚，而不能免其母乌老之称，徒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庑间，肆目久之，乃还所止。
是夕才寐，而卒见十数骑，擒至庙庭。汉祖按剑大怒曰：“史籍未览数纸，而敢亵黩尊神，乌老之言，出自何典？若无所据，尔罪难逃！”王生顿首曰：“臣常览大王本纪，见司马迁及班固云：母刘媪，而注云乌老反。释云老母之称也。见之于史，闻之于师，载之于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于胸襟尔。”汉祖益怒曰：“朕中外泗水亭长碑，昭然具载矣，曷以外族媪氏，而妄称乌老乎？读错本书，且不见义，敢恃酒喧于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
语未终，而西南有清道者扬言太公来。方及阶，顾王生曰：“斯何人而见辱之甚也？”汉祖降阶对曰：“此虚妄侮慢之人也，罪当斩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厉声而言曰：“臣览史籍，见侮慢其君亲者，尚无所贬，而贱臣戏语于神庙，岂期肆于市朝哉？”汉祖又怒曰：“在典册，岂载侮慢君亲者，当试征之。”王生曰：“臣敢征大王可乎？”汉祖曰：“然。”王生曰：“王即位，会群臣，置酒前殿，献太上皇寿。有之乎？”汉祖日：“有之。”“既献寿，乃曰：‘大人常以臣无赖，不事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熟与仲多。’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亲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尔，必遭‘杯羹’之让也。”汉祖默然良久曰：“斩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搦发者掴之。一掴惘然而苏，东方明矣。以镜视腮，有若指纵，数日方灭。
这篇小说描写精通三史的王生醉游高祖庙，嘲笑汉高祖刘邦，入梦后刘邦欲加之罪，王生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使刘邦理屈词穷，只好作罢。作者借王生之口，对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汉高祖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
“三史”,魏晋南北朝时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唐开元以后，《后汉书》与《史记》、《汉书》合称三史。文中王生游沛县，醉入高祖庙，肆目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剑，灭暴秦，剪强楚，而不能免其母乌老之称，徒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曷能威加四海哉？”一句慨叹之言，含有三个典故。“其母乌老之称”,《史记·高祖本纪》称：高祖“父曰太公，母日刘媪。”宋裴骃《集解》注：“盂康曰：‘媪，母别名也，音乌老反。’”此处有贬意。“提三尺剑”,语见《高祖本纪》,刘邦镇压淮南王黥布叛乱时受伤，吕后请来医生。“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性情之乖戾、态度之专横由此可见一斑！“大风起兮云飞扬”,是刘邦《大风歌》中的名句，据《高祖本纪》载：“高祖击筑， 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刘邦衣锦还乡时的咏志、抒怀之作。篇末太公“杯羹之让”语，出自《项羽本纪》:项羽与刘邦争战，久不决，为制服刘邦，以杀其父威胁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大义舍亲，本无可指摘，本文为揶揄刘邦，故断章取义。
题材选择的精当和运用的巧妙使作品摇曳多姿、寓意深远。前人对汉高祖的记载和评价比比皆是。要从这浩翰的史料中选取几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加以品评绝非易事。然而这对于通晓史籍的作者来说却如数家珍。他从那些贬责刘邦的史料中，选取了《史记》中对刘邦母亲名字刘媪的反切注音。刘邦即位后与群臣取笑其父早年称他“无赖”、以及项羽在成皋之战时欲烹刘父，刘邦反要项羽“分我一杯羹”这三件典型事例，集中表现刘邦狂妄自大，侮慢待人的性格。为了增强表现力，作者将这三件事安排在不同的场合，由不同的人物口中说出，充分表现出作者在题材的选择和运用上的娴熟技巧。关于称刘邦母亲为乌老的事，是王生醉入高祖庙时所发的感慨，一语出口，顿使刘邦暴跳如雷，可见酒醉心明。“今某之业，熟与仲多。这件事，是在梦中刘邦欲加之以侮慢犯上之罪时，王生反驳刘邦时引证出来的，顺理成章，毫不牵强。最妙的是“杯羹之让”一事，由太公之口说出。一则太公若不抢先说出，王生迟早也要说，二则太公也借此机会表示对刘邦当年无情无义的不满，三则胜负输赢已成定局，太公只好甘拜下风。寓意之深刻，用笔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
批判性的主题赋予了作品主人公以鲜明的个性。作者所处的社会正是晚唐时期，当时宦官当权、藩镇割据、朝政紊乱，国势日衰。作者对朝廷上昏庸无能予以尖锐的讽刺、批判，同时又在王生之流身上寄以无限希望，希望这些有胆略、有见地的有识之士能够说服朝廷重振朝纲，治国安民。王生不过一介书生，却能在最高统治者面前毫无惧色，正义凛然。看高祖像时，他“肆目久之”,见到高祖和太公本人，他又“逞目”而视，“厉声而言”,表现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傲岸刚强的性格和坚持正义的勇敢精神。王生的斗争精神，与他的性格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他“博览甚精，性好夸炫，语甚容易，每辩古昔，多以臆断。旁有议者，必大言折之。”正是他的桀骜不驯、大言折人的性格，使他能在刘邦父子面前正言厉色，以牙还牙，与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他的博学和才思敏捷，又使他能在与刘邦的舌战中旁征博引，应对如流，驳得刘邦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
严谨的结构，清晰的脉络增强了作品的逻辑性和气势。小说由现实入笔，写王生醉游高祖庙，口出大言，侮慢高祖，为下文打下伏笔。由“是夕才寐”转入梦境，刘邦因遭辱骂找其算帐，与上文呼应。经过一番舌战，最后又被“一掴惘然而苏”,回到现实中来。然而脸上却真留有指纵，是梦幻，还是现实？耐人寻味。再如首句提到王生“业三史”,篇中便用王生“常览大王本纪”、“臣览史籍”作呼应。极为严整，再加上明晰的脉络、凝练的语言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更使作品富有气势和表现力。
需要指出的是，对刘邦的贬斥并不始自唐代。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对刘邦有所贬抑，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多大言，少成事”,“慢而侮人”。然而既是正史，就要以纪实为主旨，不能凭个人好恶对历史人物滥加褒贬。本篇既是小说，就可不受此限制，可以揉进强烈的感情色彩。作者在《史记》所载史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让王生在梦幻中与刘邦展开了唇枪舌剑，以诙谐、辛辣的文笔对刘邦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嘲弄。这种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喜笑怒骂式的批判与揭露，对后人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元代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和明人冯梦龙“三言”中的《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对汉高祖的讽刺和批判，当与本文有一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