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执政府残酷镇压反帝爱国群众的流血事件，也称北京惨案。鲁迅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1925年11月23日奉军将领郭松龄秘密与国民军联系，在滦州倒戈反奉。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干涉下，郭松龄失败被杀。 但受奉系压迫和排斥的国民军获得发展的机会，在天津打败了奉系李景林，占有了直隶全省，与河南的国民军联成一片。 郭松龄兵败之后，其余部由魏益三率领投靠冯玉祥，改为国民军第四军。1926年1月，鲁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方振武脱离张宗昌， 将所部改为国民军第五军。由于国民军倾向革命，在其势力所及地区，革命运动得到较快发展。
随着国民军势力在北方的扩大和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得英、日帝国主义大为恐慌。英、日在华利益上虽有矛盾，但在反对中国革命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于是便联合起来干涉中国革命。 从1925年底至1926年初，在英、 日帝国主义的撮合下，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取得“谅解”,并联合山东直鲁联军李景林、 张宗昌，山西阎锡山，从南到北向国民军发动新的进攻。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保存国民军实力，1926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下野，决定赴苏俄考察，由张之江兼西北督办，李鸣钟为甘肃督办，刘郁芬为绥远都统，李之龙为陕西督办、井岳秀为帮办。但是并未阻止奉直军阀的进攻。1月11日，奉系张作霖以讨伐魏益三为名，出兵关内，直逼滦州、热河。19日，奉军占领九门口、山海关。2月初，张学良率部由榆关进抵秦皇岛。3月20日，滦州失守。为了配合奉军作战，1月19日，吴佩孚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向河南国民军第二军进攻。20日，通电讨冯，进兵河南。2月28日，占领开封。3月2日，又占郑州。5日，进抵洛阳。岳维峻率国民军西撤，河南被吴佩孚所控制，吴任寇英杰为河南督办，靳云鹗为省长。
1926年3月初，奉军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领军舰五艘、商轮八艘，运送张宗昌部下的陆战队，企图在大沽口登陆，和榆关的张学良部、马厂的李景林部配合，进攻国民军。3月7日，奉军军舰在北塘登陆，与国民军发生激战，结果被国民军击败，于10日退至直隶湾。经过这场战斗，国民军为了加强港口防卫，在海口敷设水雷以封锁塘港，外国船只只准白天行驶。国民军的这一正当措施，却引起外国使团的无端抗议。于是，国民党将领鹿钟麟特地向驻津的外国使团说明情况，并提出外轮进出的三个条件：第一，外轮进海口时，必须有一引水船为前驱，此引水船行近炮台时，须吹哨为号，以免炮击；第二，外轮出入，须悬挂本国国旗；第三，出入外轮的华人，须经国民军检查方许通过。”①这些条件对外轮来说，丝毫没有损伤，但是它们为了支持奉、直军阀，对第三条提出异议。国民军为了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对第三条作了让步。于12日开放大沽口，但是要求外国使团必须遵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外轮入口不得再为敌军运送兵械；第二，外轮入口不得使敌舰尾随混入②。但是帝国主义并不遵守这些条件。12日，日本领事通知国民军说，上午10时，日本藤字第十五号军舰一艘将进入海口，要求国民军给予保护。国民军同意放行，可是到下午3时，才见日舰两艘驶入大沽口，而且后面有船只尾随，因时间与艘数与日本领事通知不符，便向日舰发出警告，要求日舰停驶或减速前进。 日舰对国民军的警告置之不理，并加速驶入港口，同时开炮轰击国民军大沽口炮台，致使国民军死伤十余人，国民党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并向日本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不接受国民军的抗议，并于3月16日纠集英、美、法、意、西、比、荷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和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抗议”,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一)所有大沽口至天津一带的战事，必须停止；(二)所有水雷及其他障碍物，必须撤去；(三)所有航行之标号，亟须恢复，不得再有蔑视；(四)所有作战之船舶，必须驻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各国之航船；(五)除海关当局外，所有对于外国船只之搜查，一律停止③。以上各点限48小时内答复，并扬言倘于3月18日正午12时，不能得到满意之答复，就要采取“必要之手段”进行“保护”。从3月16日至17日，各帝国主义调集到大沽口的军舰已达二十多艘，进行武装恫吓。日本帝国主义还狂妄叫嚣说，在上海、南京、武汉、重庆、长沙等地还有十五艘军舰，也准备协同作战，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势。
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大沽口炮台，八国公使团的最后通牒，严重地侵犯了中国主权，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3月16日，北京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在会上作报告，他指出：八国通牒实质就是第二次八国联军入侵的先声，党的任务就是发动各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坚决与北洋军阀政府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17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总工会等二百多个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严正驳复八国通牒、禁止日舰护送奉军入大沽口、驱逐八国公使出北京、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决议，并决定在3月18日召开国民大会。会后，代表分成两队，分别到段祺瑞执政府和外交部请愿，表明群众要求政府严正驳复八国最后通牒的决心。其中一队由陈毅(共产党员，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带领前往执政府请愿，下午5时许到达执政府门口，卫兵阻拦不许入内，经再三交涉才让陈毅等三名代表入内，其余代表在门外等候。但当三名代表进去后，卫兵便令在门口等候的代表退出，遭到拒绝，卫兵便用枪柄、刺刀乱打乱刺，造成流血事件，受伤十余人。另一部分由共产党员王一飞、安体诚率领到外交部请愿，要求面见国务总理贾德耀、外交次长曾宇鉴，但他们避而不见，直至深夜才被迫接见代表，贾表面上答应代表提出的要求。但是，就在当天晚上，段、贾等召开了秘密会议，研究镇压爱国群众的部署。
3月18日，北京各界工人、学生、市民两万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主席台上横书“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台前悬挂着昨天请愿代表被卫兵打伤的血衣，整个会场庄严肃穆，群情激昂。上午10时大会开始，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徐谦和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担任主席。李大钊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讲演。他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群众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大会最后通过决议：通电全国民众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一致起来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和八国政府进攻中国；督促北京政府严重驳复八国最后通牒及其最后之要求；宣布辛丑条约无效；严惩昨日政府卫队枪杀各团体代表之祸首；电勉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等④。会后，组织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境”等口号，并高唱《国民革命歌》。当游行队伍经过长安街、东单排楼、西四排楼时，沿途群众鼓掌挥手致意。下午1时左右，游行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国务院东辕门时，那里已经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国务院场上政府卫兵至少有三百多，分三队排列，西边一排个个有德国式手枪及大刀”,“东边一排都有步枪”,“当中一队人数最多也携带步枪……场的东西两口还有许多卫兵和警察，西口外即陆军部旧址，军警当街而立，东口外近(东四北大街)十条胡同又一排卫兵”,“场东南是一个马圈，圈内也有一些徒手的士兵”⑤。由于广场地窄人多，便派安体诚等五名代表进入国务院交涉。因贾德耀等人早已逃避，代表们立即退出，准备到吉兆胡同找段祺瑞请愿。正当队伍准备出发，突然卫队军官狂鸣警笛，执政府门楼连响三声信号枪，北门的几十名大刀队冲出，朝群众砍杀而来。同时，大门口和东西两辕门的卫兵也疯狂向群众开枪射击，一场空前的屠杀就开始了。当时，国务院门前只有东西两栅门，街口已被卫兵封锁，他们用排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群众，许多群众中弹倒地，血肉横飞。一些躲进马圈的群众，也遭到手执大刀、铁棍的卫兵追击，被砍死打伤的也很多。这场大屠杀历时半小时，据事后调查，死亡者达47人，重伤者155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在死伤群众中，学生伤亡最惨重，大、中、小学生死亡者达二十多人，女师大学生领袖刘和珍、杨德群，师大学生范士融就是在这次惨案中壮烈牺牲的。死伤者有年过五旬的老者，也有年仅十三岁的小学生。李大钊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掩护群众撤退，因而也被殴打致伤。著名共产党员赵世炎、陈乔年等也都勇敢参加这一斗争，陈乔年也负了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李大钊、陈毅立即召开中共北京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把斗争进行到底，陈毅还在北大一院召开二百多个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研究有关善后事宜。会议推选广州外交代表团、中国济难会、国际工人后援会、国民新报社、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七个团体组成“北京惨案后援会”,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决定，通电全国，发表宣言，组织讲演队进行宣传，派代表慰问死者家属及受伤者。为了抗议执政府的暴行，3月19日，北京各学校一律停课。北京各大专医科学生，组织了临时救护队，分赴各地抢救伤员。
为了开脱罪责，掩盖血腥罪行，段祺瑞政府于3月19日发表了一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指令，称“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率领暴徒数百名，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以致互有死伤”⑥。但是这种卑劣的手段，不仅骗不了人，反而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鲁迅立即奋笔疾书，写出许多杂文，猛烈抨击刽子手的暴行，揭露段政府的谎言，严正指出：“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⑦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国痛恨的段祺瑞为什么敢于枪杀大批学生市民呢？为谁枪杀他们呢？自然明明白白是老卖国贼段祺瑞受了英日指使，为拥护辛丑条约而屠杀爱国同胞！”“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现在已变成彰明昭著的卖国凶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等已是显明的帝国主义者的刽子手了”,“唯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打倒了段张吴，中国才有和平的可言。否则苟安就是送死”。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要求，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21日，天津三百多个团体召开国民大会，主张将三一八惨案的祸首置诸法网。25日，上海一百六十四个团体组织了各界京案后援会，宗旨为废约驱段。广州人民群众表示声援，广州《民国日报》还连续发表社论，指出：段祺瑞公然以政府地位在首都屠杀爱国群众，是一种讨好于帝国主义的卖国行为。号召人民“马上发起一个讨段运动，把他来打倒，继续为死者奋斗，并进一步乘此时机，夺取北方的政权”⑧。南京、武汉、长沙、重庆、南昌、桂林等地的学生、工人、市民也纷纷组织京案后援会，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北京人民的爱国斗争，形成了一个广泛的革命运动。
在全国讨段形势的推动下，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于4月9日下令关闭北京城门，切断电话，派第十师师长门致中率领部队分别包围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和中南海等地，缴了卫队的枪械，准备逮捕段祺瑞归案。可是，段祺瑞及皖系官僚政客已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躲藏。10日，国民军贴出布告，指出：“段祺瑞自任执政以来，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左右亲近皆安福系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争，涂炭生灵”。国民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采取严重办法，力行制止。”⑨20日，段祺瑞被迫宣布下野，由北京逃往天津，至此执政府彻底垮台。由于张吴直鲁军联合进攻国民军，国民军被迫撤出北京，退往南口，8月在南口失败后，又退往西北，北方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三一八惨案先烈的血没有白流，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意志，表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各帝国主义的联合侵略行动，使八国联军的历史未能重演。18日，各国公使在意使馆开会时，“见我国舆论激昂，益知此种方法(指最后通牒的高压手段)实属有害，故力主乘此机会转台”⑩。同时，它彻底撕掉了封建军阀的假面具，教育人民寻求新的革命斗争方式，为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做了准备。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如鲁迅所说：“这回死者遗给后者的功德是在撕去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了那出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的方式的战斗。”(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