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古

七言虽云始自汉武《柏梁》，然歌谣出自古也。如宁戚之《商歌》，七言略备。迨汉，则纯乎成篇。下及魏晋，相断有述，其间杂以乐府长短句，词、吟、曲、引、篇、行、咏、调之属，皆名为诗。唐初作者亦少，独宋之问数首为时所称，又如郭代公《宝剑篇》、张燕公《邺都引》调颇凌俗，然而文体声律抑扬顿挫，犹未尽善。(高棅《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

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故乐府歌辞咸善。或谓其始以《蜀道难》一篇见赏于知音，为明主所爱重，此岂浅才者徼幸际其时而驰骋哉！ 不然也，白之所蕴非止是。今观其《远别离》、《长相思》、《乌栖曲》、《鸣皋歌》、《梁园吟》、《天姥吟》、《庐山谣》等作，长篇短韵，驱驾气势，殆与西山秋色争高可也，虽少陵犹有让焉，余子琐琐矣。揭为正宗，不亦宜乎！ (同上)

王荆公尝谓： 杜子美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所作，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骋若泛驾之马者，有澹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有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 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后来无继也。余观其集之所载《哀江头》、《哀王孙》、《古柏行》、《剑器行》、《渼陂行》、《兵车行》、《洗兵马行》、《短歌行》、《同谷歌》等篇，益以斯言可征，故表而出之为大家。(同上)

盛唐工七言古调者多，李、杜而下，论者推高、岑、王、李、崔颢数家为胜。窃尝评之： 若夫张皇气势，陟顿始终，综覈乎古今，博大其文辞，则李、杜尚矣。至于沉郁顿挫，抑扬悲壮，法度森严，神情俱诣，一味妙悟，而佳句辄来，远出常情之外，之数子者，诚与李、杜并驱而争先矣。(同上)

中唐来，作者亦少可以继述前诸家者。独刘长卿、钱起较多，声调亦近似。韩翃又次之。他若李嘉祐、韦应物、皇甫冉、卢纶、戎昱、李益之俦，略见一二。虽体制参差，而气格犹有存者。(同上)

元和歌诗之盛，张、王乐府尚矣。韩愈、李贺文体不同，皆有气骨。退之之叙，已备五言。又如《琴操》等作，前贤称之详矣，此不容赘。若长吉者，天纵奇才，惊迈时辈，所得离绝凡近，远去笔墨畦径，时人亦颇道其诗。(同上)

元和以后，述贞元之余韵者，权德舆、刘禹锡而已。其次能者，各开户牖。若卢之险怪，孟之寒苦，白之庸俗，温之美丽，虽卓然成家，无足多矣。(同上)

仆始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著，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征焉。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睢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下欤？ (何景明《何大复先生集》卷一四 《明月篇序》)

七言始起，咸曰《柏梁》，然宁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为则也，声长字纵，易以成文，故蕴气雕词，与五言略异。要而论之： 《沧浪》擅其奇，《柏梁》宏其质，《四愁》坠其隽，《燕歌》开其靡。他或杂见于乐篇，或援格于赋系，妍丑之间，可以类推矣。(徐桢卿《谈艺录》)

世传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台》体。按《古文苑》云： 元封三年，诏群臣能七言诗者上台侍坐。武帝赋首句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梁王襄继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自襄而下，作者二十四人，至东方朔而止。每人一句，句皆有韵，通二十五句，共出一韵，盖如后人联句而无只句与不对偶也。后梁昭明辑《文选》，载东汉张衡《四愁诗》 四首，每首七句，前三句一韵，后四句一韵，此则后人换韵体也。古乐府有七言古辞，曹子建辈拟作者多。驯至唐世，作者日盛。然有歌行，有古诗。歌行则放情长言，古诗则循守法度，故其句语、格调亦不能同也。大抵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 若或穷镂刻以为巧，务喝喊以为豪，或流乎萎弱，或过乎纤丽，则失之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古诗》)

按本朝徐祯卿云：“七言沿起，咸曰《柏梁》，然宁戚叩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为则也，声长字纵，易以成文，故蕴气雕辞，与五言略异。”汉魏诸作，既多乐府； 唐代名家，又多歌行。……然乐府、歌行贵抑扬顿挫，古诗则优柔和平，循守法度，其体自不同也。(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说·七言古诗》)

七言古诗皆推盛唐，而略于初唐、晚唐。然观何大复尝病杜体，谓初唐犹有诗人比兴之遗，而拟《明月篇》以见意，则其意可推。若李贺之作，虽涉奇怪，然自高古不可没。商隐、庭筠诸作虽稍奇丽，然要为一家，非作者不能到也。予故择初唐王、刘、沈、宋以下诸公之作为一体，盛唐李、杜、高、岑以下诸公之作为一体，晚唐李贺以下诸公为一体。(李栻《唐诗会选·辨体凡例》)

初唐七古，多作偶语俪句，故情既不宣，势复不畅。虽以卢、骆之才，而《帝京篇》、《长安古意》终为体势所局。盛唐七古，荡逖游行，纵横挥霍，骎骎乎大雅之章矣。(陆时雍《唐诗镜》)

初唐七言古以才藻胜，盛唐以风神胜，李、杜以气概胜，而才藻、风神称之，加以变化灵异，遂为大家。宋人非无气概，元人非无才藻，而变化、风神邈不复睹，固时代之盛衰，亦人事之工拙耶！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

七言歌谣，其来虽远，而真伪莫辨。诗则始于汉武帝《柏梁台联句》。《柏梁诗》群臣各以其职咏一句，殊不成章，且其语太质野，未可为法。……然平子《四愁》、子桓《燕歌》、晋人《白》， 每句用韵， 实本于此， 又不可缺。 后人因谓每句用韵者为“柏梁体”。(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

张衡乐府七言《四愁诗》，兼本风骚，而其体浑沦，其语隐约，有天成之妙，当为七言之祖。(同上)

子桓乐府七言《燕歌行》，用韵祖于《柏梁》，较之 《四愁》，则体渐敷叙，语多显直，始见作用之迹。此七言之初变也。(同上书卷四)

晋无名氏乐府七言《白舞歌》， 用韵祖于《燕歌》， 而体多浮荡，语多华靡，然声调犹纯。此七言之再变也。(同上书卷五)

明远乐府七言有 《白词》， 杂言有《行路难》。 《白词》本于晋，而词益靡； 《行路难》体多变新，语多华藻，而调始不纯。此七言之三变也。……冯元成云：“《行路难》纵横宕逸，长短恣意，遂兆李、杜诸公轨辙。”得之。(同上书卷七)

吴均乐府七言及杂言有《行路难》，本于鲍明远，而调多不纯，语渐绮靡矣。此七言之四变也。(同上书卷九)

梁简文以下乐府七言，调多不纯，语多绮艳。此七言之五变也。(同上)

徐、庾乐府七言，调多不纯。徐语尽绮艳，而庾则已近初唐矣。(同上书卷十)

乐府七言，思道《从军行》、道衡《豫章行》，皆已近初唐。……愚按： 徐、庾、王褒、张正见、卢、薛诸子五七言，风格多有近初唐者。臧顾渚谓：“《易》穷则变，天实开之。”盖亦理势之自然耳。(同上书卷十一)

七言古自梁简文、陈隋诸公，始进而为王、卢、骆三子。三子偶俪极工，绮艳变为富丽，然调犹未纯，语犹未畅，其风格虽优，而气象不足。此七言之六变也。(同上书卷一二)

汉魏五言终变而为律，七言终变而为古者，盖五言仄韵与转韵者少，而平韵者多，仄韵转韵者虽为古，而平韵者皆入律矣。七言平韵者少，而转韵者多，平韵者虽入律，而转韵者则犹古也。使初唐七言中无转韵，则亦古、律混淆矣。(同上)

初唐七言古，自王、卢、骆再进而为沈、宋二公。宋、沈调虽渐纯，语虽渐畅，而旧习未除。此七言之七变也。(同上书卷一三)

盛唐七言歌行，李、杜而下，唯高、岑、李颀得为正宗，王维、崔颢抑又次之。然今人才力未必能胜高、岑，而驰骋每过之者，盖歌行自李、杜纵横轶荡，穷极笔力，后人往往慕李、杜而薄高、岑，故多不免于强致，非若高、岑诸公出于才力之自然也。(同上书卷一七)

或问予：“子尝言初唐七言古，偶俪极工，绮艳变为富丽，然调犹未纯，语犹未畅，其风格虽优，而气象不足，必至高、岑乃为正宗，逮乎李、杜，则变化不测而入于神。何仲默乃云：‘七言诗歌，唐初四子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词固沈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与子言不甚相戾耶？”曰： 七言古正变与五言相类。张衡《四悲》、子桓《燕歌》，调出浑成，语皆淳古，其体为正。梁陈而下，调皆不纯，语多绮艳，其体为变。盖古诗调贵浑成，不贵诣切。但汉魏篇什不多，而体未宏大，学之者不足以尽变，故直以高、岑为正宗，李、杜为神品耳。自梁陈以至初唐，声俱谐切，故其句多入律而可歌。然所谓不纯者，盖句既入律，则偶对宜谐，转韵宜平仄相间，虽不合古声，庶成俳调； 今句则纯乎律矣。而偶对复有不谐，转韵又多平仄选用，故其调为不纯耳。……若仲默之论，非但不知有神境在，且不识正变之体。(同上书卷一八)

初唐七言古，句皆入律，此承六朝余弊。钱、刘七言古，亦多入律，此是风气渐漓也。声韵虽同，而风格大异耳。(同上书卷二○)

中唐……卢 (纶)、韩 (翃) 七言古尚有可采者。……卢气胜于刘，才胜于钱，故稍为轶荡而有格，但未能完美耳。韩气格不如，而工丽胜之……艳冶婉媚，乃诗余之渐。如“重门寂寞垂高柳”、“把君香袖长河曲”、“平芜霁色寒城下，美酒百壶争劝把”、“朝辞芳草万岁街，暮宿春山一泉坞”、“残花片片细柳风，落日疏钟小槐雨”、“池畔花深斗鸭栏，桥边雨洗藏鸦柳”等句，皆诗余之渐也。下流至李贺、李商隐、温庭筠，则尽入诗余矣。(同上书卷二一)

李贺乐府七言，声调婉媚，亦诗余之渐。……古诗或不拘韵，律诗多用古韵，此唐人所未有者。又仄韵上、去二声杂用，正合诗余。李商隐、温庭筠亦然。(同上书卷二六)

商隐七言古，声调婉媚，太半入诗余矣。(同上书卷三○)

庭筠七言古，声调婉媚，尽入诗余。如“家临长信往来道”一篇，本集作《春晓曲》，而诗余作《玉楼春》，盖其语本相近而调又相合，编者遂采入诗余耳。(同上)

韩偓《香奁集》，皆裙裾脂粉之诗。高秀实云：“元氏艳诗，丽而有骨； 韩偓《香奁集》，丽而无骨。”愚按： 诗名《香奁》，奚必求骨？但韩诗浅俗者多，而艳丽者少，较之温、李，相去甚远。……五言古如“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七言古如“娇娆意绪不胜羞，愿倚郎肩永相著”、“直教笔底有文星，亦应难状分明苦”，七言律如“小叠红笺书恨字，与奴方便送卿卿”，七言绝如“想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等句，则诗余变为曲调矣。(同上书卷三二)

谢太傅问王子猷曰： 云何七言诗？对曰： 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此命名所自也。七言始于《击壤歌》，《雅》《颂》之“维昔之富不如时”、“予其惩而毖后患”、“学有缉熙于光明”，至《临河歌》、《南山歌》以下，其辞匪一，皆七言之权舆也。……

《大风》、《垓下》，肇自汉音，至武帝《秋风》、《柏梁》，其体大具。曹子桓《燕歌行》、陈孔璋《饮马长城窟行》，皆唐作者之所本也。六朝唯鲍明远最为遒宕，七言法备矣。……梁陈隋长篇颇多，而气不足以举其辞。沿及唐初，益崇繁缛。……

明何大复《明月篇序》谓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其调反在少陵之上，韪矣。然遂以此概七言之正变，则非也。二十年来学诗者但取王、杨、卢、骆数篇，转相仿效，肤词剩语，一倡百和，是岂何氏之旨哉！ ……

开元、大历诸作者，七言始盛。王右丞、李东川暨高、岑四家，篇什尤多。李太白驰骋笔力，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为创获。……

诗至杜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无异词。七言大篇，尤为前所未有，后所不逮。盖万古元气之奥，至杜而始发之。……

杜七言千古标准，自钱、刘、元、白以来，无能步趋者。贞元、元和间，能学杜者，唯韩文公一人耳。……李义山《韩碑》一篇，直追昌黎。……

宋承唐季衰陋之后，至欧阳文忠公始拔流俗，七言长句高处直追昌黎，自王介甫辈皆不及也。……

兗公之后，学杜、韩者，王文公为巨擘； 七言长句，盖欧阳公后劲，苏、黄前茅，特其妙处微不逮数公耳。……

欧阳公见苏文忠公，自谓“老夫当放此人出一头地”，盖非独古文也，唯诗亦然。文忠公七言长句之妙，自子美、退之后，一人而已。……

山谷虽脱胎于杜，顾其天姿之高，笔力之雄，自辟庭户。宋人作 《江西宗派图》，极尊之，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

南渡气格，下东都远甚，唯陆务观为大宗。七言逊杜、韩、苏、黄诸大家，正坐沉郁顿挫少耳，要非余人所及。……

南渡以后，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金元之间，元裕之其职志也。七言妙处，或追东坡而轶放翁。……

元诗靡弱，自虞伯生而外，唯吴立夫长句瑰玮有奇气，虽疏宕或逊前人，视杨廉夫之学飞卿、长吉，间以别矣。……

有明一代，作者众多。七言长句，在明初则高季迪、张志道、刘子高为最，后则李宾之。至何、李学杜，厌诸家之坦迤，独于沉郁顿挫处用意，虽一变前人，号称复古，而同源异派，实皆以杜氏为昆仑墟。近日钱受之七言学韩、苏，其笔力、学问足以赴之。(王士禛《古诗选·七言诗凡例》)

初唐七古转韵流丽，动合风雅，固正体也。工部以下，一气奔放，宏肆绝尘，乃变体也。至如昌谷、温、李、卢仝、马异，则纯乎鬼魅世界矣。(郎廷槐《师友诗传录》述张笃庆语)

七言古诗肇于《离骚》、《毛诗》，而汉魏以来遂备其体。《大风》、《垓下》、《秋风》、《柏梁》、《四愁》、《燕歌》等篇，古音错落，皆成奇观。唐人体凡数变。王、杨、卢、骆别是一格，何大复极言其工，固不必深议。太白旷世逸才，自成一家。少陵、昌黎，空前绝后，宋则欧、王、苏、黄、陆诸君子，根抵于杜、韩，而变化出之。元则裕之，道园辈，颇有法则。其余间有可采，而非歌行大观矣。大约作七古与它体不同，以纵横豪宕之气，逞夭矫驰骤之才，选材豪劲，命意沉远； 其发端必奇，其收处无尽，音节琅琅，可歌可听。如老将用兵， 漫山谷， 结率然之阵， 中击不断， 而壁垒一新， 旌旗改色，乃称无敌。(田雯 《古欢堂集杂著》)

迨之初唐，王、骆以绮丽而擅长，沈、宋犹沿余习。及李、杜而宏音钜制，足开万古心胸。他如高、岑之顿挫，王、李之清响，并堪羽翼。大历以后，元、白以圆畅为工，昌黎、东野特标雄古，玉川、昌谷竟入怪奇。至飞卿、义山，而秾纤不振。一代之正变备矣。大抵为此体者，必才大气雄，言言卓立，如百川灌河而脉络有序，万马驰骤而一尘不警，乃为杰构。至应制诸作，义本赓歌，尤宜庄而不佻，丽而有则。(李因培《唐诗观澜集》卷五)

七古音节，李承六朝，杜溯汉魏，韩旁取 《柏梁》、《黄庭》。譬之曲子，李南曲，杜、韩北曲，元、白又转而为南曲。日趋于熟，亦宜略变。然歌行终以此为圆美，吹竹弹丝，娇喉宛转，毕竟胜雷大使舞。(方世举《兰丛诗话》)

《大风》、《柏梁》，七言权舆也。自时厥后，魏宋之间，时多杰作。唐人出，而变态极焉。初唐风调可歌，气格未上。至王、李、高、岑四家，驰骋有余，安详合度，为一体。李供奉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为一体。杜工部沉雄激壮，奔放险幻，如万宝杂陈，千军竞逐，天地浑奥之气，至此尽泄，为一体。钱、刘以降，渐趋薄弱，韩文公拔出于贞元、元和间，踔厉风发，又别为一体。七言楷式，称大备云。(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

队仗工丽，上下蝉联，此初唐七古体。少陵所云：“劣于汉魏近《风》《骚》”也。明代何景明谓此得风人之正，而以少陵之沉雄顿挫为变体，因作《明月篇》以拟之。王渔洋《论诗绝句》云：“接迹风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从天。王杨卢骆当时体，莫逐刀圭误后贤。”得此论而初盛之诗品乃定。(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五)

李、杜外，高、岑、王、李七言中最矫健者。寓疏荡于队仗之中，此盛唐人身份。(同上)

三句一转，秦皇《峄山碑》文法也。元次山《中兴颂》用之，岑嘉州《走马川行》亦用之，而三句一转中，又句句用韵，与《峄山碑》又别。(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古歌谣乐章长短句，固七言体制所自出，遂名为七言古诗，似于格未合也。至如汉武之《柏梁诗》、《瓠子歌》、《秋风辞》，曹丕之《燕歌行》，陈琳之《饮马长城窟》，鲍照之《白舞歌辞》、《拟行路难》， 无名氏之《木兰诗》， 虽词意高古，而波澜渐阔，肇有唐风矣。(乔亿《剑溪说诗》卷七)

七古自晋世乐府以后，成于鲍参军，盛于李、杜，畅于韩、苏，凡此俱属正锋。唐初王、杨、卢、骆体，为元、白所宗，可间一为之，不得专意取法，恐落卑靡一派。何仲默《明月篇序》，未可奉为确论。李长吉从《楚词》发源，天才独出，后人何得效颦？如温、李七古，步步规抚长吉，其弊俱失之俗，与元、白得失正相等，缘未折衷于六义故也。……王摩诘、高达夫二家，乃正善学唐初者； 少陵如《洗兵马》、《古柏行》亦然，但更加雄浑耳。(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自钱、刘以下，至韩君平辈，中唐诸子七古，皆右丞调也，全与杜无涉。(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

初唐七言长篇未变陈隋之习，以其意纤词缛，致使格卑而气靡耳。故七古当以少陵为法。(郭兆麟《梅崖诗话》)

七古，高、岑、王、李是一种，李长吉一种，张、王乐府一种，元、白又一种，后人几不能变化矣。(延君寿《老生常谈》)

汉魏七古皆谐适条畅，至明远独为亢音亮节，其间又迥辟一途。唐王、杨、卢、骆犹承奉初轨，及李、杜天才豪迈，自出机抒，然往往取法明远，因此又变一格。李、杜外，高、岑、王、李亦擅盛名，惟右丞颇多弱调，常为后人所议。吾谓其尚有初唐风味，于声调似较近古耳。(厉志《白华山人诗说》 卷一)

七言讲音节者，出于汉郊祀诸乐府； 罗事实者，出于《柏梁诗》。(刘熙载 《艺概·诗概》)

七古可命为古近二体： 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同上)

论诗者谓唐初七古气格虽卑，犹有乐府之意； 亦思乐府非此体所能尽乎？豪杰之士，焉得不更思进取！ (同上)

唐初七古，节次多而情韵婉，咏叹取之； 盛唐七古，节次少而魄力雄，铺陈尚之。(同上)

七言古虽肇自 《柏梁》，在唐以前，具体而已。魏文《燕歌行》已见音节，鲍明远诸篇已见魄力，然开合变化，波澜壮阔，必至盛唐而后大昌。(施补华 《岘佣说诗》)

王、杨、卢、骆四家体，词意婉丽，音节铿锵，然犹沿六朝遗派，苍深浑厚之气，固未有也。何景明欲以此种易李、杜，宜不免渔洋“刀圭误人”之诮矣。(同上)

太白七古，体兼乐府，变化无方。然古今学杜者多成就，学李者少成就，圣人有矩矱可循，仙人无踪迹可蹑也。(同上)

高达夫七古骨整气遒，已变初唐之靡，特奇逸不如李，雄劲不如岑耳。岑嘉州七古劲骨奇翼，如霜天一鹗，故施之边塞最宜。(同上)

少陵七古，学问、才力、性情俱臻绝顶，为自有七古以来之极盛。故五古以少陵为变体，七古以少陵为正宗。(同上)

七古盛唐以后，继少陵而霸者唯有韩公。韩公七古，殊有雄强奇杰之气，微嫌少变化耳。(同上)

少陵七古多用对偶，退之七古多用单行。退之笔力雄劲，单行亦不嫌弱，终觉钤束处太少。少陵七古间用比兴，退之则纯是赋。(同上)

有五言以持其志，即有七言以畅其气。七言之兴，在汉则乐府，在后为歌行。乐府亦可以文法行之，亦可以弹词代之。如卢仝、顾况是骚赋之流，居易、仲初则《焦仲卿妻》、《冯羽林郎》之体，并李、杜分三派，而李东川能兼之。唐初四杰，则五言之增加，古无是格，不能为七言之宗也，要亦从《行路难》、《燕歌行》变成耳。七言较五言为易工，以其有痕迹可寻，易于见好，李、杜门径尤易窥寻。然不先工五言，则章法不密，开合不灵，以体近于俗，先难入古，不知五言用笔法，则歌行全无步武也。既能作五言，乃放而为七言，易矣。(王闿运 《湘绮楼说诗》卷六)

唐初七言，亦沿六朝余习，以研华整饬为工。至李、杜出而横纵变化，不主故常，如大海回澜，万怪惶惑，而诗之门户以廓，诗之运用益神。王、李、高、岑虽各有所长，以视二公之上九天，下九渊，天马行空，不可羁络，非诸子所能逮也。盛唐而后，以昌黎为一大宗，其力足与李、杜相埒，而变化较少。然雄奇精奥，实亦一代之雄也。李昌谷诗，前人但称其险怪，吾友吴北江评之，精意悉出。……白傅平夷，恰与相反，而精神所到，自不可没。……(宋) 欧、王各有其工力。而苏之御风乘云，不可方物，殆如天仙化人，而不善学者，或流于轻易。山谷字字精炼，力绝恒谿，其精者直吸杜公之髓。陆放翁豪放有余，而气稍犷矣。……金源之诗，遗山褎然称首。(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各体引言》

七言，古唯 《柏梁》 一体。至刘宋时，鲍明远、汤惠休始变易其体，上下句平仄互谐。下逮齐梁至于初唐，皆遵效之，《柏梁》 不可得见，至盛唐始复，大率有乐府而无古诗。盛唐以后，本诸 《柏梁》，参以五古，遂有七言古诗，与歌行始别。古诗句法多拗，唯歌行声调微谐，略近律诗。(丁仪《诗学渊源》卷五)

五言自苏、李始成定体，中更建安迄初唐，居辞坛正统者七八百年。其七言殆并世同起，经汉魏六朝，至唐世张之以为新曲，而近体亦兴。五七言相扶互为骖靳者，又二三百年。晚唐以后，五言之势已尽，历宋明至今，作者虽相承不绝，罕有足观。验之流传诗集，则七言占篇幅之太半，五言等于备数。即今流俗征逐酬唱之作，亦以七言为独多。盖世又弥华，语言益增繁复，五言又短绌不适铺排，乃相率辐凑于七言矣。(光明甫 《论文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