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政治分赃密约

自从曹锟、张作霖进京以后，一切重大事情均由张作霖做主，曹锟都是惟张是从。当时舆论指出，“溯自曹张入京，所有重大事件，概由作霖主持，故张为自动，而曹则被动，已尽人皆知”^[1]。吴佩孚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解散新国会、处分段祺瑞、取消徐世昌的总统资格等重大问题，被张作霖、徐世昌等一一拒绝后，曹锟暗中告诫吴要克制一些，避免发生新的冲突。吴看到张作霖在北京城以战胜者自居，飞扬跋扈，武断一切，对自己极力加以排斥，心虽愤愤不平，但敢怒而不敢言。他作为一个具有浓厚上尊下卑的封建意识的军人，对顶头上司曹锟的旨意也只有服从。8月17日，他离开北京后，就决定不再预闻政事，约集冯玉祥、李奎元等直系将领开始准备在洛阳练兵，扩大直军的势力。他同张作霖的矛盾，成为后来直奉战争的伏线。
曹锟并不是只让步而毫无代价的，如果那样他也是不会干的。北京政府鉴于张作霖原有东三省巡阅使名义，而曹锟当时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也拟委派曹为直鲁豫晋四省巡阅使。后因张作霖只有三省地盘，不愿曹锟拥有四省，同时山西都督阎锡山也反对归曹锟节制，故改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8月20日，北京政府正式发表了由徐世昌签署的任命令(9月2日任命吴佩孚为副使),同时裁撤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巡阅使与经略使不同，对所辖地区有控制实权，对此，曹锟是心满意足的。徐世昌、靳云鹏就是这样以权益为钓饵，取得曹锟对他们的妥协让步和支持的。
8月中下旬，曹锟、张作霖、徐世昌、靳云鹏之间，为了实行政治分赃，在张志潭、叶恭绰、吴笈孙三人的参与斡旋下，进一步多次协商，并签订了包括下面六项内容的密约，一、以后国家大计，须先征求曹张同意而后施行；二、东三省以及直鲁豫巡阅使范围内，用人行政，政府予曹张以方便，不能有所干涉；三，总统地位，由曹张竭力维持，曹汝霖、陆宗舆亦由曹张负责保全其面子；四、靳内阁如有为难之处，曹张予以援助；五、各省如有不服从中央命令，曹张有劝告之责；六、段祺瑞生命财产，曹张予以保全^[2]。此外，关于曹张二人之间势力问题，则采取平均分配办法，如西北军之军械归奉军所有，九师、十五师划归直系；在京抄没的段派军实，亦由直奉均等分配；此次讨段之直奉军，以后由陆军部发饷，并且规定每月发饷之准期；直奉两军驻近畿之兵，各为一师；等等。
曹锟和张作霖在北京住了整整一个月，于9月4日出京赴天津，旋各回保定、奉天。直皖战争结束后，上述有关时局的一些重大问题就这样处理结束了。原来由皖系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现在由直系和奉系来共同控制了。原来直皖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状态，由于皖系战败而消失，为新的直奉间的矛盾所取代，军阀官僚的统治依然如故。人们因吴佩孚推翻皖系军阀统治而一度流露的某些喜悦心情和对他的期望，很快就冰消瓦解。他们已经看出，张作霖、曹锟不会比段祺瑞好些，北京政府还是安福系专横时期的旧班底，没有任何新的迹象；依靠军阀的胜败来解决政局问题，寻求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进步，是不可能的。要救中国，只有靠国民自决，奋起自救。《申报》发表的一篇题名为《新旧之北京》的时评说：“北京之内阁曰新内阁，其总理曰新总理，其国会曰新国会，皖直战争之崭然见头角者曰新人物，段派失败后取而代之者曰新势力，今日都中之所见所闻，几无一而不新。……然所谓新内阁总理者，仍是安福时代之内阁总理，所谓新国会者仍是安福时代之国会，所谓新人物者仍是武人，所谓新势力者仍是武人。今日都中所见所闻，实无一而不旧。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此之谓矣。”^[3]《民国日报》载文说：“曹锟、张作霖、李纯及彼等同派之各武人，何尝能优于皖派。……今之排斥安福者，因反抗其公敌小徐，故暂时团结一气，并无一定之宗旨及主义。迨小徐既去，彼等将因争夺赃物而起内部之争，则中国政局中之纷乱也，阴谋也，争攘也，仍将如故。久之必再造成一反对党，取今日握权者而代之。”^[4]《民国日报》还刊载了7月31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政局的论文，译者在最后指出：“今日欲解决吾国政局，真正救中国……决非任何军阀派的胜败所能生其直接的效果的。因彼等只知有军阀的盛衰，不知有国家的兴亡，那么如何可以靠他为吾国讲救济之策呢？今欲救中国，惟有国民自决，国民奋起自救之一途。吾望有国民资格的诸同胞，急急觉醒，急急兴起，勿再深入迷梦，信赖军阀能救国救民，那是我日夜所祈祷的。”^[5]
这不但说明了国民的普遍失望，同时也说明了一部分国民已经开始觉醒。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人民总是要在苦难中前进的。历史也在曲折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