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禅让制度及其破坏

《礼记·礼运篇》描述原始社会形态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个“大同”社会，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氏族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完全没有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现象，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盗窃和欺诈，因而也就没有国家机器。社会的各个成员都过着平等、自由的生活，民主精神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家都要求有一种维护氏族利益的行为规范，即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传统习惯，一切按照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传统习惯行事。“仁义不布而万物繁殖，赏罚不施而天下宾服”(《淮南子·俶真训》;“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策》)。管理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公共事务的首领由选举产生，氏族成员选举氏族首领，参加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推举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首领不称职时可以撤换。这就是历史上传说的“禅让”制度。
尧、舜、禹禅让
据《史记》记载，尧、舜、禹之间就是采用这种“禅让”制度来继任部落联盟的首领的。《史记·五帝本纪》中讲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可见是一位贤能的人。本来尧的上任是挚，可是因为他荒淫无度，不修善政，所以在任只九年就被废黜，大家推荐尧当了部落联盟的领袖。
尧在位七十年，到八十六岁那年，他觉得自己年老力衰，想要找一个人来接替他。他向各地发出公告，号召人们推荐贤能的人。有人向他推荐了虞舜，“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四如妇礼。尧善之……”(《史记·五帝本纪》)。经过多年的考察，发现舜宽宏大量，品德高尚，又有办事能力，于是将领导权交给了舜。
舜当部落联盟首领时，用禹治水。禹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治理了水患。他“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洲”(《史记·五帝本纪》)传说他曾三过家门而不入。由于“唯禹之功为大”,当舜年老了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提出继承人选问题时，大家都推举禹作部落联盟的首领。
可以看出，“禅让”制度实质是以传贤让能的形式选举首领的民主选举制度。
夏禹开“世袭”
但是，与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这种原始民主制度，是极其脆弱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必然会走向瓦解。禹被认为是夏朝的第一个君主。其实，夏朝的建立者不是禹，而是他的儿子启。禹在年老时也曾按照“禅让”制度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提出继承人选问题，大家推举臬陶；因为臬陶先禹而死，大家又推举伯益。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产生，当时很多人都已拥护世袭制，他们借助禹的余威，推举出禹的儿子启。“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孟子·万章上》)。“禅让”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传贤”被新的“传子”世袭制度代替了。《礼记·礼运篇》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若臣，以笃父子，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
家天下始于启
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我国历史步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它是家庭、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在上层建筑中所必然引起的结果。它从制度上确认贵族家庭世代垄断氏族首领职位的特权，从此部落联盟时期的军事首长转化为最早的君王。由于夏启代伯益作君，破坏了氏族公社传统的民主制度，因而遭到维护氏族制的旧势力的坚决反抗。东夷族首领伯益，和夏同姓的有扈氏曾先后起兵反对夏启，启果断地用武力平复了有扈氏的叛乱，杀了伯益。所谓“益干启位，启杀之”,从而使王位世袭制得以确立。启死后，儿子太康继位，但不久即失位。氏族部落的首领，为争夺王位，经几十年的斗争，直到启的重孙少康，才恢复了他的祖辈太康、仲康失去的王位，史称“少康中兴”。从此，王位私有被认为是合法，王位的世袭制开始确立起来。
这种形式上是“传子”和“传贤”的斗争，实质上却是维护和反对贵族世袭统治权的斗争，是确立阶级压迫制度和原始民主传统之间的斗争。战败的有扈氏便被罚作牧奴，《楚辞·天问》说：“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扈牧竖，云何有蓬。”不仅如此，对那些不遵王命作战的人，也罚为奴隶，甚至杀死祭祀。
夏朝确立的王位世袭制度，反过来从政治上进一步促进了新的奴隶制社会生产与文化的发展。因此，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制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这种世袭制度也为后代的帝王因袭奠定了基础。
“禅让”制度虽然被破坏了，但在后来中国的历史中，也还仍有人以“禅让”为名，谋取自己的政治权利。例如王莽篡汉和曹丕篡汉，他们都是打着“禅让”的旗号而行夺取君位之实的。这时的“禅让”很显然已经名存实亡了，与尧舜禅让已不可同时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