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窟艺术

石窟艺术产生在古代印度。最初，它只是利用山间自然的洞窟作为佛教徒坐禅修持、集会及生活之用。后来，人们自己开山凿洞，并开始在洞中设置佛像、佛塔，画上壁画。开始的造像、壁画主要是供禅定时观想所用，后来慢慢产生装饰功能，石窟也就越造越华丽，越造越壮观。现在印度保存的阿旃陀石窟、爱罗拉石窟都是这样来的。石窟艺术由此产生。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石窟艺术也一起传入。外来的宗教形式、艺术形式与中国本土艺术相结合，中华大地便绽开了石窟艺术之花。
中国早期的佛教石窟(约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大体上是沿着“丝绸之路”分布的。如新疆境内的三仙洞、克孜尔、檀木塔木沟、库木土拉、森木赛姆、克子喀拉罕、玛札伯哈、七格星、柏孜克里克、吐峪沟、雅尔湖等处石窟均是如此。古代玉门关以东的重要石窟有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酒泉文殊山千佛洞、万佛洞，以及张掖金塔寺、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庆阳北石窟寺、凉州天梯山、宁夏固原须弥山、山西大同云冈、太原天龙山、河南洛阳龙门、渑池鸿庆寺、巩县石窟寺、安阳宝山、河北邯郸响堂山、辽宁义县万佛堂、山东济南千佛山、江苏南京棲霞山等处。在四川和陕西也发现了一批北朝晚期的小型石窟。上述这批洞窟中现今所知的最早的纪年乃是炳灵寺169号窟墨书西秦建弘元年(420)的题记。
以昙曜五窟(始自北魏和平元年或稍前，460前后)为代表的大同云冈石窟，气势宏伟，是凉州与定州佛教艺术交融之作。云冈现存主要洞窟五十三个，其中大型洞窟大都完工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太和十八年，494)。昙曜五窟是北魏帝室开凿的，主佛(坐佛、立佛或弥勒)高达13至16米，应是为文成帝、景穆帝(未即位)、太武帝、明元帝和道武帝所造。《水经注》记述说：这里是“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缔。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大佛(山西云冈石窟第20窟)

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太和十七年(493)前后。古阳洞、莲花洞、宾阳中洞等一批北魏后期洞窟所塑造的褒衣博带、秀骨清相的佛、菩萨、弟子的形象，明显融和了南朝的艺术形象，成为影响北部中国的鲜明的中原风格。在造像内容上，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三佛、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千佛等均有雕造。精美的飞天、英武的金刚力士、细密的装饰图案等更是杰出的雕刻艺术品。龙门保存有大量北魏的碑刻题记，著名的《龙门廿品》早已驰名于海内外。
分裂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期，是石窟艺术风格大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可以在巩县石窟、安阳宝山寺、天龙山石窟和响堂山石窟中见到。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中国佛教宗派大都于此时成立，竞标异彩，佛教艺术也达到了鼎盛阶段。
隋唐时期的石窟分布地域更为扩大了。在上述北朝石窟群中，一般说隋唐洞窟数目最大。新开创的石窟有陕西邠州大佛寺、耀县药王洞、鄜县石泓寺、麟游慈善寺、河南浚县千佛洞、沁阳玄谷山、陕县温塘、山东济南佛峪寺、益都云门山与驼山、河北隆尧宣雾山(已毁)、四川广元皇泽寺与千佛崖(内有南北朝时石窟)、大足龙岗山、巴中、安岳、仁寿县境内的石窟或摩崖造像、乐山凌云寺大弥勒佛、夹江千佛崖、通江千佛崖、茂汶点将台、福州乌石山，云南剑川(南诏至大理时期)等处。
隋唐时期的石窟改变了北朝石窟以禅观为中心的状况，成为社会各界祈福禳灾之所。开窟造像的“功德”用来表达人们忠、孝、节、义的观念，“儒释之混”已达当时社会各阶层。因此，石窟中不但造像，而且有刻宝塔、刻经文、刻药方用作功德者。“僧房”(亦即禅窟)大大减少，“瘗窟”(埋藏高僧舍利的石窟)随之出现。
隋唐石窟的造像题材扩大了，除北朝已有的题材外，出现了卢舍那佛、大日如来、优填王佛(即笈多式释迦)、药师佛、地藏、业道、宝胜如来、维卫佛、救苦观世音、千手千眼观音以及大量的经变画(阿弥陀经变、弥勒经变、药师经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等)和佛教史迹画。着甲胄的天王、勇健的夜叉、传法的祖师(罗汉)也是这一时期的新作。随着密教的发展和藏密的传布，中晚唐以后大量出现了密教图像。
信徒们把他们所信奉的不同经典中的佛或菩萨任意地组合到一铺造像中，这在小型窟龛中表现尤为突出，可能反映下层民众的信仰倾向。例如龙门石窟老龙窝洞南壁一龛中即同时雕造出阿弥陀佛、药师佛、业道像和救苦观音像。万佛洞有一龛中就雕造出弥勒佛、观世音和地藏像。信徒们的任意组合还表现为造三身弥勒佛、造五身观世音菩萨、造五十身业道像和造五百身弥勒等等。
隋唐时期，净土崇拜(尤其是西方净土)风靡全国，占石窟造像的一半以上。此外，三阶教崇奉的地藏、华严宗崇奉的卢舍那、密宗崇奉的大日如来、禅宗崇奉的历代祖师也有雕造。就连道教崇奉的天尊像。也在龙门双窑前壁上出现。
雄伟宏大的龙门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唐高宗皇帝和武则天皇后所建，完工于上元二年(676)十二月卅日。它把山体劈成冂形平面，摩崖造像，摆脱了窟室的桎梏。正壁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南北两侧壁各造一天王、一力士，共为九身大像。
主像为卢舍那佛(意为光明遍照，是“三身佛中的报身佛),雕像倚山端坐，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高1.9米。面相丰满圆润，顶有波状发和高肉髻。在弯如新月的双眉下，衬着一双修长的微向前方凝视的大眼。高高的鼻梁下面，是一条小小的弧形的嘴巴，露出含蓄的笑容。下颏圆而稍向前突，两耳长且略向下垂，既温柔俏丽又诚朴宽厚。卢舍那佛身穿通肩袈裟，衣纹简练，一圈一圈呈同心圆式，更把头像烘托得异常鲜明而圣洁。龙门奉先寺的九身大像，堪称中国石雕艺术的神品。

卢舍那大佛(河南龙门石窟)

到中晚唐，各类造像趋于程式化，不少造像之神韵，稍感不足。中晚唐石窟，以四川开凿的数量为多。著名的乐山大佛，高71米，在滔滔的岷江与大渡河交汇处，依山雕造，气势宏伟。这尊大型弥勒倚坐佛完工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
五代、宋、辽、金、西夏、南诏与大理、直到元、明，仍有开石窟造像之举。宁夏盐池灵应山、中宁石窟寺、四川大足龙岗山、宝顶、荣县、潼南、陕西延安、黄陵、河北井𫕼南障城、内蒙巴林左旗林东、赤峰洞山、辽宁新金、杭州西湖、江西赣州、福建福清、三明、拉萨市药王山、云南剑川等处，都有石窟寺或摩崖造像。

弥勒大佛(四川乐山)

唐代弥勒半身大佛(四川仁寿牛角寨摩崖石刻)

四川大足石窟以北山(龙岗山)和宝顶山两处造像规模最为宏大。北山始凿于晚唐，前蜀、后蜀继之，而特盛于两宋。宝顶山则主要是南宋僧人赵智凤(1159—1249)在这里开辟的密宗道场。《十王经》变相、六道轮回图、华严三圣像、释迦涅槃圣迹图、孔雀明王像、毗卢道场窟、父母恩重经变相、大方便报恩经变相、十大明王像、十二圆觉菩萨像等造像，反映了彼时彼地的社会风貌，其主要特征是更加世俗化的作品，因而使人感到生动、亲切。吹筚篥的女外道、养鸡女、牧牛图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南宋日月观音石刻(四川大足北山第136窟)

这里雕刻的“柳本尊十炼图”(按：柳本尊即柳居直，855—942)是文图并茂的佛教史迹画，很具地方特色。四川安岳县有石窟一百多处，时代属晚唐至宋，并有大量刻经。
杭州西湖石窟始于五代吴越，续造于两宋而称盛于元代。
慈云岭的“弥陀三尊”像、地藏及六趣轮回像，是五代时期的佳作。灵隐寺“卢舍那佛会”浮雕、禅宗“六祖像”是北宋之作。
杭州飞来峰是全国元代石窟造像最集中的一处，含有以新朝喇嘛教造像，厌胜南宋故都风水，祝祷蒙古皇帝圣寿万安的政治目的。飞来峰的“梵式”造像是由元世祖宠信的番僧、杨琏真伽主持营造的，大都完成于至元年间，因而很有典型性。
梵式造像中，属于佛部的有宝冠释迦像、无量寿佛像、秘密大持金刚像(又称原始佛);属于菩萨部的有四臂观音、金刚萨埵，文殊师利、狮子吼观音、七头龙王像；属于佛母部的有大白伞盖佛母像、尊胜佛母像；属于护法部的有多闻天王像、金刚手菩萨像。

养鸡女(四川大足石刻)

此外，在西湖东北岸紫阳山，有元至治二年(1322)所造的麻曷葛刺像(即“大黑天”),也是典型的梵式造像。
辽代的石窟，集中在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附近，这里是辽上京临潢府故城一带。现有遗迹的共一百多个窟龛，但只有四个窟保存较好。后昭庙保存的一个辽天祚帝乾统九年(1109)刻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是有明确纪年的文物。另外，赤峰洞山石窟开创于乾统二年(1102),仅存两个窟。
南诏及大理国石窟在云南剑川县石钟山，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除一般佛教形象外，又造出南诏王及侍臣像，加以供养。此外，在四川西昌博什瓦黑发现的在巨石上刻出的佛教形象，大约是南诏、大理时期的作品。
宋元以来，中国佛教造像中创造出一个喜笑颜开的大肚弥勒佛形象。福建省福清县依山岩自然形状雕刻的大肚弥勒佛像，高约12米，是江南最大的一身佛教石雕像。
明代虽然仍有小型石窟的开凿，但已是开窟造像活动的尾声了。在山西平顺东南与河南林县交界处的林虑山麓，有宝岩寺石窟，约创自明嘉靖初至嘉靖二十七年(1522—1548)。窟内雕刻，以第五窟外部六十九幅压地隐起的“水陆图”最有价值。
陕西旬阳县七里乡千佛洞，洞内造佛像八百零六身，可能主要造于明代。内蒙百眼窑石窟则完工于明末至清前期，是已知唯一的黄教石窟。
中国佛教石窟，自公元三世纪至十六世纪，前后绵延雕凿了一千三百余年，广布于中国大部分省、区，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对于我们研究佛教史、地方史、绘画、雕刻、建筑、装饰艺术、乐舞、服饰、书法、中外文化交流等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中国佛教石窟还启迪了中国道教石窟的开凿(如山西太原龙山的元代道教石窟井𫕼障城乡的宋、明道教造像)。
中国的开窟造像活动也波及到朝鲜和日本(但日本没有石窟)。
从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兰到中国的克孜尔、柏孜克里克、敦煌、炳灵寺、云冈、龙门再到朝鲜庆州、宛如一串璀璨的宝珠，点缀在亚洲大陆，放射着艺术的光芒，记录着人类交往的历史，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